调查显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大众在伦理道德领域已经形成三大最重要的文化共识：即伦理道德传统回归的文化共识；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发展及其重大前沿问题解决的文化共识。调查所发现的群体差异，都是共识中的差异，因而总体文化战略在相当时期应当是求同存异，在发展中不断凝聚共识。

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的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很小。最大差异发生在群体、收入和教育三大领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群体差异，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收入差异和教育差异的总体性体现。

群体差异呈现两极差异的特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干部群体（这是一个不太确切的统称，包括干部和一般公务人员）、企业家、专业人员，与农民、工人、做小生意者、无业失业下岗人员，呈现两极差异甚至两极分化的特点。两极差异根本上是精英群体和草根群体的差异。

其中，干部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度最大，在对伦理道德的满意度、对最重要伦理关系的认同、对家庭伦理地位和伦理问题的判断、对分配不公的认知，以及对腐败问题的解决和干部道德发展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干部群体往往与其他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这种状况一方面可能与这一群体的生活体验和信息把握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与基层群众之间存在某种脱节。干部群体如何密切联系群众，尤其是与最基层的群体加强沟通，倾听他们的诉求和呼声，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企业家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位，他们对家庭伦理比较重视也比较有忧患意识，但国家意识相对比较薄弱，可能与他们对市场的过度依赖甚至崇拜有关；他们对干部腐败有切身感受，但对其严重后果，包括它所导致的伦理冲突，却缺乏必要的警醒。

专业人员在共识和差异中与干部群体和企业家的一致度相对较高，但由于其特殊地位和相对理性的判断，很多情况下充当与草根群体的过渡和缓冲的群体角色，其文化地位和文化意义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总体说来，干部群体和企业家是在差异的极值中出现最多的两个群体，因而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共识，是当今中国社会共识凝聚的最大课题和难题。

关于伦理道德状况的判断，文化水平越高、收入越高，往往不满意度越高，因为这些群体一般对伦理道德有更高的敏感度和批判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大众已经形成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伦理型文化的共识，但共识的进一步凝聚和提升，还有待诸社会群体之间更为密切和深入的文化对话，在以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干部群体密切联系群众尤其是底层群体，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文化战略之一。同时，伦理道德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演艺群体、公众人物、媒体等群体的伦理道德问题比较突出，问题解决的效果相对不太理想，这将成为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和群体差异的重大问题和重要难题。

（《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樊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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