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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总督府历任总督(台湾总督府大楼)

台湾总督府历任总督(台湾总督府大楼)2020年8月,台湾民众史(1895-1950)图文馆开幕活动前夕作者|蓝博洲台湾的学生运动始于二十世纪二0年代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时期。基本上,它是台湾人民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而且是重要的一环。台湾总督府历任总督(台湾总督府大楼)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其主要成员便是总督府台湾医学校、师范学校、商工学校、工业学校的学生。嗣后,

2020年8月,台湾民众史(1895-1950)图文馆开幕活动前夕

作者|蓝博洲

台湾的学生运动始于二十世纪二0年代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时期。基本上,它是台湾人民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而且是重要的一环。

台湾总督府历任总督(台湾总督府大楼)

台湾总督府历任总督(台湾总督府大楼)

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其主要成员便是总督府台湾医学校、师范学校、商工学校、工业学校的学生。

嗣后,日本国内学生运动急速蓬勃,左右两翼思潮在社会运动中激烈斗争,通过由日本本土赴台湾任教者的影响,台湾的校园情势也日趋紧张。于是,以一九二二年二月间引发的台北师范学校第一次骚扰事件为开端,日据下的台湾学潮于焉澎湃而起。

一九三一年以降,日本统治阶级急速法西斯化,随着“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侵华政策,台湾人民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在殖民当局的镇压检举中惨然窒息,殖民地台湾的学运也暂时中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八月十五日,台湾军司令部宣布:台湾全岛进入所谓“战时体制”。随着中国人民展开的抗日战争,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孤军作战状态——对内它已经通过一九三○年的雾社事件而联系了原住民的抗日运动,对外则有日本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在性质上,它也不再只是台湾一地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而已!基本上,它已经纳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份。许多爱国的台湾青年学生,例如钟和鸣与吴思汉等等,纷纷冒着生命危险,间关万里,潜回大陆,寻找重庆或延安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祖国的抗日战争行列。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在殖民地台湾大肆进行着所谓的“皇民化运动”。它的第一步就是废止汉文: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起,一切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同时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

相应于“汉文撤废”,它也同时强迫推行所谓的“国语普及运动”,台湾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据一九三九年的统计,台湾总督府用来推行日语的机构——国语讲习所及简易国语讲习所,全岛合计达一万五千一百廿六所,讲习生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六十人;台湾人能解日语者约有二百五十六万八千余人,达四八?七四%。

一九四0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日本“皇纪纪元二六00年”纪念日,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的修订,制定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的规则。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也通过这样的“改姓名运动”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尽管不改姓名会有种种的不利,据统计,一直到半年后的八月十一日止,那些希望能够“看起来更像日本人”而改姓名的台湾人却只有一百六十八人而已。为了鼓励更多的台湾人改用日本姓名,同年十一月廿五日,台湾精神动员本部公布了<台籍民改日姓名促进纲要>,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诸如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和日本人同等的待遇。这样,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时,改姓名的台湾人已达十万人之多。

一九四三年起,为了使台湾人民在“皇民化”下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台湾总督府又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度。一年之间,台湾学童的就学率便从一九四二年的六四?八一%激增至八五%。按照日本当局的预定,到了一九四五年,台湾人的就学率,男子应为九三%,女子是八四?七五%;平地须达九○%。

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台湾青少年都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麻醉教育。而这种所谓“皇民意识之发扬”的教育,同时也会使台湾人民的民族解放意识消沉。

在这样的时代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教育的台湾青少年,果真日后被教育成“皇民意识发扬之一代”的话,也不是什么教人意外之事吧!然而,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青年依然自觉地批判道:“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就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下,他们热烈地“向海叫喊”:“还给我们祖国啊!还我们祖国啊!”尽管“未曾见过的祖国/隔着海似近似远”,可那“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仍旧是“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在我心里反响”。

因此,即便客观的历史条件是那样严苛,台湾本土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又已经被打压下来了,殖民地台湾的青年学生却如同其他抗日志士一般,在军警密布、特务如毛、敌我力量悬殊,白色恐怖严重威胁形势下,仍然在缺乏领导与组织的条件下,在岛内自发地发动了几次零星分散、各自作战的反日斗争。

首先,一九三七年,台北二中学生林水旺、李沛霖等自发地发动一起“青年思汉事件”的民族斗争。这个学生反日事件鼓舞了后来的台北二中学生唐志堂和陈炳基等,重新展开反日学生运动。

一九四一年六月,台湾总督府在台湾各地成立“皇民奉公会”分会,全面推动皇民化运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就读台北帝大医学部的何斌和几个同班同学,以及包括郭琇琮和曹永和在内的士林当地中等学校以上学生,组织了一个带有反日性质的、推动“地方文化启蒙活动”的青年团体——士林协志会。为了取得日本统治当局的许可,于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正式申请,并获批准,由何斌担任首届会长。八月廿三日至廿五日,借用士林公学校的校舍举办“士林文化展”,内容包括:防谍展、防犯展、乡土展、产业展、无线展、医学展、摄影展和放电影与娱乐晚会等几个部分。通过“乡土展”,士林协志会介绍了台湾的乡土文化,也就是不同于日本文化的汉民族文化,起到了抗拒日本殖民当局皇民化政策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本宪兵队以“密谋响应祖国,反抗日本”的名义,在台北一带的校园展开连续三天的检举行动,秘密逮捕了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蔡忠恕(一九一八-一九四五)、郭琇琮,台北二中和工业学校的唐志堂、陈炳基和刘英昌,台北商校雷灿南等学生领袖,及其它具有抗日民族意识的台湾学生近千人。不久,雷灿南因为宁死不出卖同志,终被刑求至疯而死。就在台湾光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恰巧落在台北监狱的盟军炸弹竟使得以“大学内抗日民族运动首领”之名被捕的蔡忠恕无缘再见耀眼的阳光,于狱中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日本帝国主义针对台湾北部校园心怀祖国的学生所展开的这场检举行动,不但逮捕了近千名具有反日意识的台湾学生,而且造成学生领袖雷灿南与蔡忠恕的牺牲。然而,从运动的观点来看,这次的检举事件也为这些原本组织分散的、不同学校的学生,提供了扩大串连与团结的机会。台湾光复后,这些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便再度以郭琇琮、陈炳基等人为中心集结起来,为实现台湾的民主自治与国家统一而展开另一阶段的台湾学生运动。(摘自《台湾学运报告》一书)

台湾民众史(1895-1950)图文馆,从无到有的劳动过程。

新闻链接: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台湾民众史(1895-1950)”图文馆今日开馆-今日头条

把大是大非讲清楚——“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馆在苗栗开馆-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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