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北大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认为，纯正如初的儒学不存。在战国前期的孟子被尊为儒家正宗，更突出儒家学说中的礼；战国后期的荀子更突出儒家学说中的“法”，这是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的不同选择。

《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由于荀子主张法后王，按照辛德勇的分析，“法后王”的实质，是直接面对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为当世的帝王提出施政和制度建设的理念。这也意味着，这种做法不是像孔子一样主张恢复周制，“法先王”。在人性预设上，荀子从孟子的“性善说”变成了“性恶说”（即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说教性的道德伦理就不足以规范民众在现实中的行为，因此，就必须以严刑峻法来管控民众，使他们畏惧君主，畏惧法律，不敢作奸犯科。

李斯塑像

尽管荀子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但并非要职，加上时间不长，因此没有机会实施自己的治国理念。但李斯在秦国将荀子“法后王”的思想发扬光大，他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上奏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陈寅恪曾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制。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据此，辛德勇认为“这是对李斯儒家身份的清楚认证。”“李斯那厮本是儒家的人。”

荀子像

但是，荀子本身就更注重儒家学说中的“法”，并且主张法后王，加上他以“性恶论”为人性预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治国理政的措施，并安排社会秩序。而李斯则发扬了荀子“法”这方面的思想，而且走得更远。例如，《荀子·议兵》：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孙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在对于君主的要求上，君子基本遵循了儒家的传统观念：“荀子：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而李斯在《行督则书》中却公然主张君主权势独操、决事独断：“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是以明君独断， 故权不在臣也 。然后能灭仁义之， 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聪拚明，内独视听， 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 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鼓吹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并且斩断仁义……显然，这样的思想，不会出自儒家，只有法家才会如此主张。萧公权论及秦汉之际的思想现象时曾说：“依现存之文献以为断，韩非乃发展法家理论之后劲，李斯为实行法家政术之殿军。”这一判断，似乎更符合实际。而李斯在秦国的施政大约包括四块：一、尊君；二、集权；三、禁私学；四、行督则。这些无不符合法家主张。

韩非子

如果说，与孟子相比，荀子更注重法，那么，李斯更进一步将严刑峻法这一面加以张扬，其思想已经难以称儒了。辛德勇认为，在当时的情境下，帝王的需求主要是在群雄的纷争中强兵胜敌，这是帝王的基本欲求，这样的学说，应当就是“帝王之术”。但是，这样的定义可能不够全面，除了强兵胜敌的方法之外，“帝王之术”也必然包括君主驾驭、操控民众和官吏的权术，以及巩固自己权力基础、维护君主统治的手段。而这无疑是法家最为擅长的，商鞅、韩非子都是如此。

另外，被公认为法家代表人物的韩非子与李斯一样，同样出自荀子门下。当然，荀子门下更多的弟子可能属于儒家，但能够出韩非子这样的法家，那么，就不能因为李斯跟随作为儒家的荀子学习帝王术，就想当然地称之为儒家。

在我看来，荀子即便是儒家，若以法儒称之或许更准确。韩非子和李斯都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他注重严刑峻法的一面。在李斯身上，法家的色彩无疑比儒家更为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