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于儒家的韩非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两派法家代表人物呢？可以说，儒家和法家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似乎彼此不相容。 。例如，儒家说“性善”，法家说“性恶”；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这两种观点总是截然相反的。

不过，他们似乎还是有一些“渊源”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是儒家思想代表荀子的学生，尤其是韩非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问题来了：师从荀子的韩非为何最终成为了法家呢？

图1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首都新郑人

“恶性论”：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作为先秦儒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观点被荀子“变异”，其中最大的就是“性恶”说的提出。

与孟子在与人辩论时只提到“性善”不同，荀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性恶”。在其中，他直接宣扬“人性本善，性本恶”的观点（《性恶》）。而且，他认为世界上一切的丑恶和混乱都是由“邪恶的本性”造成的：“当今人类的本性是好利和顺从，所以他们为生存而奋斗，放弃和灭亡；”生有病邪，欲听真言，故贼生，忠信尽灭。生有耳目欲，有好声色，听真言，故非礼而生，而礼义文德则毁。”

图2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姓况，姓庆

“性恶”说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韩非所说的“法、科技、权力”的基本假设都是“性恶”。基于这一观点，法家认为人“需要被治”；既然“人性本恶”，用道德教育使人向善是徒劳的。退一步说，即使人变得善良，也不是道德提高的结果，而是一个人（即主观努力的结果，“假”）。

同样，对于“品行不好”的人，你也不能用“好言劝说”的方法，因为他的品行不好，道德感化不起作用，所以你必须使用“名罚法”。这为法治政府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韩非子·心度》曰：“圣人治人以本为本，不随人欲，而以利人为目的。之所以刑罚人，不是为了害人，而是为了爱人。” “治国之道，明赏则励民立功，严刑则励民守法。”原因是“努力工作但享受失败是人的本性”。失则饥荒，饥则不治，不治则乱。”这就是说，“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就要靠严厉的惩罚。

图3《韩非子》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学家韩非著作集

“隆礼与重法”：从“儒家”到“法家”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有明显的“演变路线”，即越来越注重现实的功能：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义”。礼”，儒家主张从东方向西方过渡。它变得更加具体和“可操作”，可以看出正在接近法律主义思维。其中，荀子在“礼为法”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礼”的由来，《荀子·礼论》认为，“人生来就有欲望，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要去索取。如果你要求它而不衡量和定义它，你就必须战斗；争则乱，乱则贫。先王厌恶混乱。所以，礼义的制定和分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供给人们的需要。”即“礼”的出现，是为了规范人性中追求利益的本性。

后来荀子发现，“礼”往往是违背人性的，或者说，由于人的“性恶”，“物”的运作并不完善。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再次提出了“法”，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意识到需要某种强制手段来保证“礼”的实施。所以荀子说“礼法要旨”和“礼法要旨”，并称二者。

图4《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最重要的著作

与他的学生韩非只强调“法、术、力”不同，荀子虽然将礼与法并称，但他仍然认为“礼”高于“法”。 《荀子·强国》章有句谚语：“龙立尊贤而为君，尊法爱民而称霸”——“礼”可以成就君王事业，“法”只能成就君王之业。霸权。而且，“礼”若能立，“法”自然也就随之而行：“礼延伸至身而行之，义延伸至地，政则清明。如果能用礼来尊重自己的名誉，那么天下就会愿意，命令和禁令就会得到遵守。国王的工作将会完成。”确实如此。”

与前代儒家学者不同，荀子不仅重视“礼”，而且认识到“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说荀子一只脚就踏进了法家的“门槛”，而他的学生韩非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图5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

题外话：为什么说“三晋”是法家思想的发祥地？

说到法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其代表人物大多来自“三晋”地区或主要在“三晋”地区活动。比如韩非、申不虎都是朝鲜人，申到是赵国人，李逵是魏国人，而比较出名的商鞅在去秦国之前主要活跃在魏国。

那么这只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呢？

三晋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个王国的综合体。因王原为晋国六大臣，于公元前453年联手击败前晋统治者郅氏，后分裂晋国，故合并为“三晋”。从地理位置上看，“三晋”位于战国七雄之中：西为秦，东为燕、齐，南为楚，可谓“夹缝中求生存”。 ”。尤其是赵国，西边要应对秦国东扩的野心，北边要抵御少数民族的入侵，所以这一带的人民可以说是“生于忧患”。这种环境往往迫使人们特别注重现实利益，即“活得好、活得比什么都重要”、“踏实”比“大声说话”更有市场。这为法家思想的产生和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图6 战国七侠

《战国策·齐策》所记载的故事，就是“三晋”地区法家思想深入渗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齐国派使者到赵国会见赵威皇后（赵惠文王的妻子）。赵魏后来向使者询问了齐国三个“童男”的情况。他们是钟离（善于施舍）、叶阳子（经常帮助“寡妇、鳏夫”）和包英子（父母的儿子）。可以说他们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赵威侯并没有想赞扬他们，而是询问使者为什么齐王不让他们为官，辅佐齐王。因为在她眼里，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帮助国王”——如果你的行为有利于国王的统治，那么你应该发挥比赞扬你的高尚品格更大的作用。

紧接着，赵威侯询问了对方的情况，“余令子忠还活着吗？他是一个不听君命、不理家、不求太子帮助的人。”据说，这个名叫“御令子重”的人，既不臣服于齐王，也不经营自己的家业，也不与其他国家交往（标准的隐士作风）。

说到这里，赵威侯忽然话锋一转，“那些领导百姓的人，你为什么不杀掉他们，因为他们没用？” - 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杀死那些带领人民去做对国王没有用的事情的人。你怎么还没杀了他们？离开他？

图7 赵威皇后是赵惠文王的皇后、赵孝成王的太后

在赵威皇后眼里，对国王没有用处的人就应该被杀，哪怕只是一个‘隐士’。这与法家思想如出一辙：在法家理论中，个人不具有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价值。如果你的行为威胁到了君王的统治，自然就会被杀（比如韩非所说的“五虫”、“八奸”）；如果你想与世隔绝，你就不能这样做。 （如赵伟厚笔记）。这意味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完全取决于能否“辅君”。

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重”的治国理念。虽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截然相反，但也并非没有联系。这一点可以追溯到荀子和韩非，对于我们学习古代先贤的思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作词：艾英

参考文献：《士人与战国格局》、《荀子》、《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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