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豹

西门豹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

赵广汉

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 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

黄霸

（？ - 公元前 51 ），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 -- 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

徐有功

（？ -702 ），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 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 " 法官 " ，被当时人誉为 " 自古无有 " 的好官。?

狄仁杰

（公元 630-700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 "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 ，为 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 " 唐室砥柱 "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 17000 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 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包拯

包拯

（公元 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 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

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二刻拍案惊奇》讲过一个故事。朱熹在福建崇安县当知县时，有一天接到一件案子，一个小民状告大姓侵占自己的祖坟。古人重风水，朱熹就是风水高手，当时豪门富户占夺小民好坟地的案子很多，朱熹决定亲自去查验。到坟头一看，果然是块风水宝地。大姓申辩说：“这本来就是我家新修的坟头，大人您看，泥土还没干呢，怎么成了他家的祖坟？”小民申辩道：“坟头虽然是新的，那是新盖的，底下还有老土，却是我家的。”朱熹令人拿铁锹挖，果然挖出了一块墓碑，上面赫然列着小民祖先的名字。朱熹一看大怒，墓碑为凭，铁证如山，必然是大姓贪图小民祖坟风水好，恶意侵占。于是判了大姓一个强占田土之罪，将坟地判给了小民。 朱熹断了此案，好不得意，觉得“此等锄强扶弱的好事，不是我，谁人肯做？”却不料真相是另一回事：原来小民知道朱熹一向专门打击富豪大户，憎恶他们欺侮百姓，所以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大姓家墓地，然后来告状，朱熹果然中计。

包拯也是宋朝有名的清官，《梦溪笔谈》记载过他的一件糗事。包拯坐镇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应处脊杖。这人贿赂了一个小吏，想让其帮忙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小吏拿了钱，与他约定：开堂时只管大声喊冤，其他的事交给我。开堂问罪，那人果真呼号喊冤，分辨不已。小吏故作不耐烦，恶声呵斥：“不就是脊杖吗，受就受了，啰嗦什么？”包拯见小吏如此越权跋扈，大怒，将其杖责，却把犯法的从轻发落了。小吏虽挨了打，却得了钱，犯法者出了钱，免了一顿打，大家双赢，输的是包拯。

况钟

况钟

（公元 1383-1442 ），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 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

海瑞

（公元 1514-1587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 40 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 20 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明朝大清官海瑞曾经研发过一套断案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世事繁杂，海大人不是福尔摩斯，遇到断不了的案子，干脆一律倾向弱者，自以为心安理得。海瑞绝不是这套原则的唯一奉行者，在他前后，有很多官员都曾这么干过，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号——“清官”。

袁可立

袁可立

（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睢县）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袁可立正直敢言，为民请命。二十八岁弹劾比他官大五级的应天巡抚，力雪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万历十七年，他出任苏州府推官。时苏州“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应天巡抚李涞，权势倾天的巡抚反诬太守有罪，袁可立力雪其冤。援引大明律“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一时轰动江南，以治行第一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万历二十三年，巡视京都西城，有皇帝弄臣杀人，百官不敢问，袁可立重捶抵罪。“会有一珰杀人，公廉其状，捕而绳之，法不少借”（《墓志铭》）。即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抗旨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由是触怒权贵。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雷震景德门，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夺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直言问责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墓志铭》）。

疏上，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 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书，因公开反对魏忠贤再遭罢官。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顾大局。魏忠贤专权乱政，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思想倾向东林，魏忠贤由是恨他。他的同年高攀龙致书袁可立：“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从此袁可立与阉党的关系势成水火，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节寰袁公传》）。魏忠贤欲勾陷可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刚正廉洁“而无可乘借。”（《墓志铭》）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科道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魏忠贤阻，再推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魏忠贤又作梗，以自己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魏阉一手握定，忠贤推戴之势成矣。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于成龙

于成龙

（1617-1684） 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 康熙二十年春，康熙帝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