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学者概括200年来西方史学发展态势，称19世纪是史家的黄金时代，独占鳌头，曾不可一世；进至20世纪不仅自身阵脚大乱，群雄纷争，而且倍受社会科学侵入、排挤，一度还被后现代主义鸠占鹊巢，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但严格地说，西方史学除了在中世纪一度成了“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外，早先从来就是大众史学的天下。

18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陆续形成，一方面史学研究开始专业化、学术化，另一方面反映着民族国家精英阶层意志的正统史学（主要体现在教科书中，亦可称为主流史学）也开始大行其道。进至20世纪中后期，各国国民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信息传播方式日新月异，公众对国家民族及其社会政治关注度迅速提升，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水涨船高，许多非历史学者亦因不满足于主流史学和专业学者之说而撰述发声。

因此，不少国家大体上都开始出现三个层次的历史叙事。一是强调国家意识形态且主要着眼于爱国主义的主流叙事；二是着眼于学术标准的专业叙事；三是传播于报刊网络、反映着社会不同声音的大众叙事。此三者虽然相互影响，互有交叉，同时也各有各的目的、作用及存在的空间。如果说当下存在“史学危机”的话，至少进至20世纪末以来，恐怕最重要的还不是什么后现代史学，而是大众史学叙事的兴起，以及它们对主流叙事的颠覆和专业史学自身的分化。

自20世纪末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及地区频频发生制度变革，这种变革所造成的政治波动与族群分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新旧历史观念的更迭和对立。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诸如推倒雕像、改换公共建筑物及道路名称、重修教科书之类的改写历史的情况。即使在并未发生制度变革的欧美民主国家，也因“政治正确”观念日渐普及，再加上网络信息的迅速发达，导致挑战主流史学和专业史学的大众史学有了广大的生长、作用空间。在这方面近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发生在美国的一场所谓“改写历史”的风波所造成社会心理激荡和观念冲突的情况。此一事件所以引起笔者兴趣，与事发时恰在美国查档，因而收到各种信息较多有关，但更多地还是缘于对四分五裂的美国专业史学界处境尴尬的一种感触。

笔者并非美国史研究专家，亦不谙现实政治研究，唯此现象极具普遍性，不仅是当今美国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及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能看到类似乱象。由于此事之发生很大程度上关乎专业史家理当思索的史观和方法问题，凡治史者实无可回避，故此不揣浅陋，勉力爬梳。

杨奎松教授

比较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传统的主流历史叙事和如今因强调平等原则而被视为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历史叙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本质上都主张自由主义，而事实上前者更多着眼于国家，后者更多着眼于社会；前者更强调自由的理想，后者更重视平等的现实；前者相信自由重于平等，后者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美国从“政治不正确”到“政治正确”的历史发展进程，走的恰恰是先国家，后社会；先自由，后平等，迄今仍在曲折前行的一条路。按照林肯的说法，这原本就是国父们有意识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许多专家学者长期以来也都如此认为。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明确认为：“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围绕着《独立宣言》中的原则和理念而展开，是努力将这些原则和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才解决这一问题）到追求机会平等，再到近来的追求结果平等，都反映了这种努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但自由主义新左派史家显然无法认同此说。因为，他们看不出，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国父们，为什么一面提出平等的原则和理念，一面却公然役使奴隶、伤害原住民、歧视妇女，甚至宣扬种种人与人不平等的言论。如果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写在《独立宣言》上的话，那就是赤衳衳的欺骗；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写的话，只是因为无法抗拒地位和生活的诱惑，结果也还是欺骗———自欺欺人。

历史之吊诡也莫甚于此，古人说的与做的常常大相径庭，导致后人对古人的看法及评价往往歧义横生。然而造成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多半可能并非古人之错。同样实行奴隶制，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也讲“一视同仁”“权利平等”“言论自由”等等，却鲜见有人斥之虚伪；而既役使黑奴又讲“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国父，就难逃脱被谴责的命运。

今人对距今2000年前的古人和距今两三百年前的古人，政治敏感度明显地大不相同，因而情感立场也大不一样。对于众多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父祖之辈蒙受的苦难和屈辱仍旧记忆犹新，何况美国国父一代人与欧洲启蒙思想运动所处时代几乎同步，其后的法国革命就发布了废除奴隶制的法令，为何美国国父们要坚持奴隶制？因此，即使在一些专业史家看来，国父们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却不去做，本身就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问题是，从前面梳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改写历史”风波起伏的经过，特别是美国开国元勋祖辈们生长的欧洲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大背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今通行于欧美主流社会的“政治正确”观念，即使在最近三四百年时间里，也始终处在一个缓慢且渐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以往的美国人之所以将华盛顿、杰斐逊等尊称为“国父”，根本之点在于他们勇于革命并成功地创建了美国这个国家。

史蒂芬·爱德华·安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1936年1月10日- 2002年10月13日）美国历史学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传记作者，新奥尔良大学教授历史，长期是美国最畅销的通俗历史作家。

造成观念上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人把国父们当年主要用来向母国英国要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斗争口号，逐渐视为一种普世性的原则，并因此将提出这些口号和主张的国父们，视同人权平等之父，一并神圣化、道德化了。实际上，就像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及传记作家斯蒂芬Ｅ．安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在去世前强调过的那样，一切人都生活和思想在特定的“时空”之中，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自己所处“时空”的局限。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这种“时空”始终都是在变动的，而处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们，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观念，必定会有很大的差异。从美国建国的角度，理当可以视华盛顿、杰斐逊等人为“国父”，但从今人理解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的角度，他们恐怕就只能算是人类社会平等观形成过程中某一特定时期的代表，断难将他们视为人权平等之父。

关于人类社会平等观形成的渐进性，我们不妨微略比较一下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杰斐逊和林肯三人对“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主张或原则的看法，以了解处于美国建国前后一段时间里的几位历史人物，在这一问题上思想观念是怎样变化的。

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英属北美时期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重要人物，马萨诸塞湾公司成员，1629年领导该组织建立波士顿殖民地，12次被选为总督。

所以要举温斯罗普为例，一是因为他是北美早期英国移民最重要的一位代表，曾经是新英格兰清教移民领袖，几度担任过马萨诸塞湾区殖民地总督或副总督之职。一些学者明确认为他对美国建国的贡献不亚于华盛顿、杰斐逊等人，实为北美的摩西，理当被尊为国父。他们举出的理由是：

第一，他是最早提出使命论和“美国梦”的人，早在1630年他就提出要把北美殖民事业看成上帝交给的使命，号召教徒们齐心协力，把殖民地建成光照世界的“山巅之城”。

第二，在他的主导下，马萨诸塞湾区殖民地先于母国英国实行了官员民选和民主自治。

第三，他成功地领导湾区走出早期开拓的重重困境，从而为英国殖民者进一步殖民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包括为日后独立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温斯罗普都不是平等思想的提倡者。他除了否认印第安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否认妇女的权利地位，并赞同役使奴隶外，还公开从原则上宣扬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他宣称：世间有人贫穷，有人富裕，有人高贵，有人卑微，这是“全能的上帝”的“安排”，世人理当遵从上帝的旨意友爱互助。他主管下的湾区殖民地，对异教徒，包括对天主教以及新教不同教派，乃至对本教派中非正统人士，均持打压、驱逐，甚至刑罚的做法。而他对妇女的歧视态度，也较100多年后杰斐逊时代的开国元勋们来说要赤衳衳得多。

这种情况显然与温斯罗普生长活动的时空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比克伦威尔还要早生约10年时间，他殖民北美之初，英、法启蒙思想家均未成长起来。而他的出身、阶级、所受贵族教育，以及多年做英国王室监护权法庭律师的经历等等，都决定了他当年是不会认同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人人生而平等”这类提法的。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1801年─1809年），《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与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并称为美利坚开国三杰。

杰斐逊所以不同于温斯罗普，一方面是因为他晚出生了155年，北美殖民地上百年来自治、民主、共和的社会政治实践已经成形；另一方面，他已经有条件阅读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约翰·洛克等人的著述，因而在思想上倾向自由、民主和理性。在殖民地与英国因印花税剑拔弩张时，英、法思想启蒙运动已经波及北美，齐集费城的大陆会议代表中不少人当时都从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以及孟德斯鸠、伏尔泰，甚至是卢梭的人权自由平等主张中受到启发。与杰斐逊一同作为弗吉尼亚代表与会的乔治·梅森，还刚刚参考英国１６８９年《权利法案》，并吸收了英法启蒙思想家们关于“人人生而平等”和人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的主张，起草了《弗吉尼亚权利宣言》。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英语：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st Baron Acton，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理论政治家。

而这时来自英国的托马斯·潘恩所著极具煽动性的《常识》一书，更是在思想上给了杰斐逊等人以极大的刺激和鼓舞。阿克顿就认为，“杰斐逊在撰写《独立宣言》时，便倾心于和卢梭及潘恩相似的观点，在抽象的人权中寻求自由的来源”。无论如何，《独立宣言》及其它向世人所宣告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以及他关于人们只是因为要确保自己的权利不被侵犯才建立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了上述目的，人民便有权利予以改变或废除，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的政治主张，显而易见既从各殖民地民主自治的实践中取得了政治资本，又从欧洲启蒙思想家那里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撑。

但是，杰斐逊等人笔下的那个“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与今人理解的相同吗？不。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稿10年前就继承了数千英亩土地和几十名黑奴，这时出入动辄乘坐由四匹马拉动的四轮敞篷马车，并有奴隶随行。他如何可能相信我们今人所理解的“人人生而平等”呢？《独立宣言》虽然也用的是“人人生而平等”一语，但它第一是针对英王的专制压迫而言；第二其“人人”一词，用的不是“一切人”，即“all people”，而是“all men”，即“所有男人”。而这显然也是所有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大家一致认同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所有享有政治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实际上《独立宣言》中对“人”的这种认定，沿袭的也是殖民地正在实施的法典，如1641年制定的《马萨诸塞自由法》中的认定。马塞诸塞等殖民地法典的这种认定，又是来自于欧洲，且基本还是英国1429年第一部选举法的规定。即只有拥有自由民身份并有一定财产或有缴税资格的男性，才拥有选举权⑦。不要说杰斐逊等开国元勋基本上还都是北美英国殖民地精英阶层和富裕阶层的代言人，就是十几年后几乎是以无套裤汉为主力的法国大革命，它的《人权宣言》也一样宣告，平等的权利只属于“man”或“men”，而不属于“all people”。从这里当不难看出时代大环境、大背景的局限对历史中人起着怎样的作用。国父们之所以会发出“人人生而平等”这一“最响亮的争取自由的呼声”，实为时代使然；他们之所以只相信盎格鲁－撒克逊有财产能纳税的白人男性才是那个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人人”，也是时代使然。在1776年仍旧基本依赖于农业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自由、平等、人权思想最适合的滋生地。但是，这些有着强烈的自由诉求并初步实现了区域性民主自治的殖民者，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恰好从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了可以用来反抗英王威权的思想理论依据。

唯一让他们感到有些尴尬的就是，洛克阐述天赋人权的意义并抨击专制，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反对当时在英国存在的奴隶制度。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 - 1704年10月28日）英国哲学家和医生，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和俗称“自由主义”之父。

注意到这一矛盾现象，特别是注意到当时整个欧洲仍旧只把白人男性，而且多半是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视为“人”的情况，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这一扰乱当今美国人神经的“悖论”之问题所在了。多半是奴隶主的国父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他们这些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大家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有权自治自立甚至另立政府。与此同时，因信奉洛克等人的思想并以之为武器，理智上也就无法否认洛克对奴隶制的谴责有其正当性。这也是为什么杰斐逊会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写上了谴责奴隶制的言论，以及他、华盛顿和诸多开国元勋其后也都曾在私下或公开表达过不赞成奴隶制的看法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美国开国元勋们对贫富、贵贱、男女以及宗教、种族差异的看法，与温斯罗普一代人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事实上，他们多数人不仅没有做好废除奴隶制的思想准备，而且理智上也不认同贫富、贵贱、男女及宗教、种族一律平等的观念。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革命远不如法国革命激进，其《独立宣言》中所宣告的平等原则甚至没能写进《美国宪法》。它不仅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宣告废除奴隶制，而且其革命后对印第安人的掠夺、驱逐和战争还因巴黎和约而更加扩大并更加暴力化了。

即使是独立后的美国于1791年补充通过了旨在保障“公民”权利的“权利法案”，规定“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但有幸成为“公民”的白人男性很长时期在许多方面也未必真能享受到这些自由。

《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之文告，于1776年7月4日，本宣言由第二届大陆会议于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比如，在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过程中影响极大的潘恩，就因为著书批评了基督教，便一下子成了独立后美国人民的“公敌”。开国元勋们避之唯恐不及，其出行、住宿甚至都会遭人故意为难。潘恩1809年去世时，几乎连送葬的人都没有。下葬后据说连尸骨也被人掘走，不知去向。

从美国独立建国，到林肯出任总统，一战而废除奴隶制，中间又隔了八九十年时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林肯及其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特别是在奴隶制问题上又大不同于杰斐逊一代人活着的时候了。1808年1月1日，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法正式生效。在英国民众的强大压力下，为真正禁止奴隶贸易，英国政府持续展开了废奴外交，迫使多数欧美国家逐步承诺停止奴隶贸易。

1833年8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废除奴隶制法案》，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亦宣布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兴起。1833年全国性的反奴隶制协会宣告成立，到1838年已发展到1350个分会，25万会员。仅1837-1838年一年间，全国协会就出版了7877部书，47250份小册子及文章，4100份传单和10490份印刷品。各协会反奴隶制刊物，如《奴隶之友》两年出版了3.1万份，《人权》出版了18.94万份，《释奴者》出版了21.7万份。此外各地还出版有100多种反奴隶制报纸。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林肯成长为美国废除奴隶制总统的重大时代背景。

林肯走上反对奴隶制道路自然也有其个人原因，比如，他的贫苦出身，年轻时即看不惯黑人被铁链锁、被皮鞭打，以及他对《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中“all men”的理解，几乎从来就认为是指所有成年男性，不分种族、宗教和国籍。因此，他对奴隶制的批评并不纯粹是个人感性的，而是建立在“黑人是人”，“一切人生来平等”是美国建国基本理念这一理性认识基础上的。

不论杰斐逊们当初写下“人人生而平等”那段名言时，是否把黑人包括在内，随着林肯所代表的新共和党人与南方奴隶主们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他在1854年以后终于清楚地注意到这一写在《独立宣言》上的政治原则所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因而也越来越频繁地开始援引这一名言，并且宣称：“我们的父辈”当年就是主张“一切人平等”的。他对美国建国后没有践行“一切人平等”，反而不断扩大奴隶制的范围和排斥外国移民的情况，深表不满。还在他当选总统及南北战争爆发６年前，他就在一封私信中气愤地声称：多年来，美国正在被“白人中的一群败类”引向堕落。

“建国之初，我们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如今我们实际上把它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除外。’当无所知党人掌权时，将会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我宁可移居到一个不自诩热爱自由的国家去。”正是因为具有这样一种思想及情感，当他成为美国总统，并受到南方奴隶主用分裂国家的方式来挑战其代表的联邦政府权力时，他才有可能愤然走到诉诸战争和废除奴隶制的地步。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华盛顿、杰斐逊的质疑声逐渐高涨，对林肯的评价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问题是这些批评者多半没有看到林肯所以会有那些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也是时代使然。因为，林肯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开始盛行用生物学、植物学、博物学、人类学等种种科学方法研究论证种族差异，并得出有色人种远不如白人优秀的时候。这不能不影响到林肯对黑人的看法。他虽同情黑人的境遇，却对黑白杂处混血可能“危害”白人血统充满担忧。这些都使今人很容易发现他也讲过许多“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包括在领导南北战争和制定解放黑奴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过态度摇摆和不彻底的情况。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年2月22日—1799年12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首任美国总统。

这一情况再度提醒我们，从野蛮到文明，或曰从“政治不正确”到“政治正确”的历史演进，不仅在温斯罗普、杰斐逊和林肯他们那个时代是艰难的、缓慢的，每一代人的进步都注定是有局限的，而且在他们之后的美国，包括到今天以及今后，也同样是充满了极其复杂的观念差异，实现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事实明摆着：尽管186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从法律上宣告废除了奴隶制，但美国将法律上的黑白种族平等落实到政治上，却又花了差不多100年时间。

这还不包括南北战争后美国政府一面宣告给黑人以平等权利，一面对外发起大规模领土扩张运动和殖民运动，对内发起针对印第安人的强制性驱逐、隔离、同化运动，和有针对性地限制所谓“劣等”人口移民，甚至还针对所谓“劣质”白人发动过具有官方背景的“消极优生学”运动，等等。这些曾经得到过希特勒高度重视和肯定的严重“政治不正确”的政策和作法，显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美国历史上某个或某几个历史人物个人的问题。它们清楚地说明，将“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写入《独立宣言》并没有使美国变得与众不同。哪怕是在观念上将“人人”逐渐扩展到“一切人”，美国社会各阶层的认识变化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迄今都还尚未达成目标。至于说要把法律上的平等全面落实到政治上，特别是落实到社会上来，其过程自然就更具难度了。

原文专著已录入杨奎松著《如何認識歷史人物的「歷史問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10月版。原载于《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原专论标题为《如何认识历史人物的“历史问题”——以美国夏洛茨维尔事件和美国“改写历史”风波为中心》文本汇编全文部分小节的论述，文句有少量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