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王鸣盛的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主，但其中也穿插一些史论内容。

或先考证史实，然后对其议论；或直接议论历史人物和评论历史事迹；或以述代论，因此构成了《十七史商榷》“史”、“论”兼俱的特色。

其中，评骘各家书法义例和品评历史人物是其重点。本文拟对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的特点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注重道德品评，褒贬鲜明

王鸣盛指出：“若无史书，小人更何所惮哉？有史在，恶人多福者，其恶千载炳然不灭矣。”强调了史学所具有的见证善恶、彰善贬恶的“明体致用”的功能。

王鸣盛在考证史事、评论人物时，特别注意彰忠贞、贬失节、斥逆谋，以明人伦、正风俗，人物品评折射出王鸣盛在道德上的价值取向。

（一）抵斥“无德小人”

在王鸣盛眼中属于“无德小人”的有这样几类：不讲信义、倾危之人；得意忘形、无德之人；作秀、虚伪之人；善阿谀、无气节之人；嗜杀、残忍之人等。

对这等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皆为他们贴上“无德小人”的标签，并在评论时作出具体划分。

王鸣盛极为反感不讲信义、倾危之人。所谓倾危之人主要是指那些反复无常、背信弃义之流。

王鸣盛大肆讥讽作秀、虚伪之人。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这些人的虚伪面目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所用语言极尽讥讽。

如《为羽发哀》篇中评论刘邦在项羽自刎后的所作所为：“以鲁公葬，为发哀，泣之而去。天下岂有杀之即我葬之者，不知何处办此一幅急泪，千载下读之笑来”。

王鸣盛无情鞭挞善阿谀、无气节之人。重气节、疾阿谀是王鸣盛对历史人物道德品评价值取向的又一着眼点。

王鸣盛指出：南朝宋人王俭虽“自幼年笃学，手不释卷”，但“专以学术为佞谀之资。华林宴集，跪齐高帝前诵相如封禅书，其谄弥甚，殆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是“真小人”。

五代时期冯道“历事刘守光及唐、晋、汉、周”，毫无气节，却还要自我标榜“齿德位望兼优”，“明目张胆言之，真觉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实在是“令人呕秽”。

王鸣盛对臣仕多朝，还要自感德高望重，很是鄙夷。王鸣盛极端痛恨嗜杀、残忍之人。

在王鸣盛看来，如果自身作恶，即使一心向佛也于事无补，体现出他不信天命的唯物思想。

（二）颂扬忠义、守节之人

王鸣盛非常赞赏范晔，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范晔所著《后汉记》，重视对忠义、守节方面内容的记载。

列有“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

王鸣盛以此提醒人们要以作品来推知范晔人品：“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

王鸣盛在评价人物时，特别彰显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美德。如专列一条评说山涛之忠诚。

山涛即使在遭受委屈、误解的情况时，仍能对朋友不离不弃、在危难之时能伸出援手，王鸣盛对这样的忠义之举大加赞赏，认为这样的人才是真君子。

“山涛掌选，举嵇康自代，康与书绝交，诋斥难堪，而其后康被刑，谓其子绍曰：‘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后涛举绍为秘书丞。以康之诡激，而涛能始终之，何友谊之笃也，君子哉！”

王鸣盛在人性道德价值取向上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的。王鸣盛不以胜败论英雄，而是以气节和品德来评判人物，这在对刘邦和项羽的评价上最具典型。

在王氏眼中，贵为皇帝的刘邦仍不改其“亡赖”本性，是“惟利是视，顽钝无耻”的小人；而项羽则不然，始终浩气凛然，虽败犹荣。

王鸣盛充分肯定了项羽亡秦的巨大功绩，认为“当日若非羽破秦兵于巨鹿，虏王离，杀涉间，使章邯震恐乞降，沛公安能入关乎？”刘邦实“借项之力以成事，而反噬项者也”。

通过对刘邦贪鄙市井之气的揭露和项羽凛然浩气的彰扬，使人感觉刘邦虽胜，但胜之不武；而项羽，虽败犹容。王鸣盛实际上是在对豪迈之气和高尚人格进行颂扬。

二、不以成败论英雄，突出个人作用

王鸣盛重视人才，强调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在历史转折关头，英雄人物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三国时蜀国存在时间较短，后人对此有过诸多分析，但王鸣盛指出了别人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蜀国人才过早凋零是蜀国短命的关键。

关羽中年丧命，“张（飞）少于关数岁，其死年未必老，固可恨。而诸葛（亮）年亦仅五十四，马超四十七，庞统三十六，法正四十五。

《黄忠传》言其勇毅冠之军，而名望不高，则年亦必尚未老，乃先主为汉中王之明年遽卒。

赵云卒于建兴七年，其年想亦不过五十余。惟空虚无实之许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废汉，人不能兴之矣。”

王鸣盛还认为东晋的灭亡也与东晋人才早逝有关，他指出在谢安、谢玄、谢石相继去世后：“自此晋无人矣。桓玄篡位，刘裕讨玄，而晋亡矣。”

王鸣盛认为个人的失误也会影响大局甚至国家的安危。东晋何充荐举桓温，几致东晋政权易手，何充实是东晋衰微的罪魁：“举西夏而委之桓温，如虎傅翼，成其跋扈，晋祚几倾。”

把个别人的思想动机、杰出人物的主观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否认社会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显然是不对的，历史人物所发挥的作用，最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杰出人物的作用，是构成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合力”中的一股，必须对此有所揭示。

这不仅有利于对朝代兴衰原因进行具体而深刻地分析，而且对后学发散性思维的开发也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三、不囿成见，敢发前人之覆

王鸣盛评价人物不依成见，而是根据事实进行客观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发前人之覆。

卫青是西汉抗击匈奴名将，战功赫赫，一直以来，史家对其褒扬有加，但王鸣盛却认为卫青是“用兵制胜皆竭民力以成功”，不值得大书特书。

王鸣盛不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四杰”的大逆不道和不识时务，而是推重他们的学识和气节。

对以“安享爵禄”、以官位高低为价值标准来评判人物的做法进行强烈抨击，认为这些人“可鄙甚矣”。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也只有像王鸣盛这样的有史识、真率的性情中人才会说出这样具有叛逆色彩的话语。

王鸣盛在透视了这段历史后，发前人之覆，指出王叔文的革新措施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改革职弊，加惠穷民”。

不赞同司马光对王叔文“欲夺兵权以自固”的指责，他指出：由于宦官掌握兵权，造成“威柄下迁，政在宦人”的局面。

王叔文谋夺兵权，在于稳固国家统治，不但不应贬抑，而且应该褒扬，此举是忠于唐室、忠于国家的行为。

王叔文任用范希朝等人，也不是“朋党专恣”，而是“举贤为国，可谓忠矣”。

他的结论是：“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清人李慈铭赞同王鸣盛的这一看法，称“此论千古巨眼”。

四、多视角分析行为背景，议论深刻

王鸣盛评价历史人物，重视对人物行为背景的综合分析，不仅分析个人心理动机，而且对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加以剖析。

对人物的行为动机进行深层剖析，且具有浓郁的辩证意味。王鸣盛对秦国范睢谗杀大将白起这一行为的动机分析是“为一身富贵计而不为人主计”。

王鸣盛对孙权没有多少好感，原因是孙权“反复倾危，惟利是视，用柔胜刚，阴谋狡猾”。

王鸣盛对陈霸先害王僧辩一事的动机分析，也入情入理：“乍观之似若发于忠义者”，实则是因为王僧辩妨碍其篡夺政权：“篡梁所忌者，惟僧辩故也”。

虽重视人物道德品评，但并不拘泥于封建正统道德观念。王鸣盛虽憎恶仕任多朝却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但对仕任多朝的魏征却能给予公允评价。

“魏征始事元宝，继事李密，降唐高祖，又仕窦建德，复归隐太子，终事太宗，更六主矣。然夫子许管仲以仁，则征可以此例。生当乱世，不得不尔，功足晚盖，可无苛责矣。”

他没有以“俗儒”、“忠臣”等空泛的道德标准来指责魏征，而是站在当时的历史坐标上为当事者切身设想，根据实际业绩做出评价。

显示了其务实态度，也说明了他论史考时势、理性地评判人和事，不夸言，不作态，不仅能够对历史作出正确认识，而且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片面评价。

特别注意分析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对人的影响。通过对东、西汉和宋唐义士多寡的分析说明了世风和社会心理对人的影响。

同样，王鸣盛认为良好品格的形成也与家世渊源密切关联：“宋有袁粲，梁有韦粲，二粲忠义，千古流芳，以六朝之浮薄而疾风劲草，未尝无人，血性激发，非由学问。

袁粲、袁淑之兄子，而淑本忠臣；韦粲、韦睿之孙，而睿实梁之名将也，渊源有自。”体现出王鸣盛在历史评价中对历史主义地评价历史原则的运用。

五、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

王鸣盛为人自负、率真、磊落。在他给钱大昕所写的诗文中，称“牛耳平生互相持，江东无我独卿驰”。

这种性格对其学术的自信产生一定影响，使其敢于表达一般学人所不能言和不敢言的论史卓识。

也正因为王鸣盛自负、率真、坦荡，在评论时往往直抒胸臆，用语苛刻，因此招致非议。

王鸣盛虽时有过激之辞，但皆言之有据，他所指责对象，皆有可指责之处，只是王鸣盛在批评用语上太过激烈、率直。

王鸣盛并没有一味地指责，一旦发现了被批评者身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又会大加称赞，“恶而知其美”，这一点在对李延寿的评价上表现最为突出。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李延寿的批评最多，但对其长处也有肯定。如南朝宋文帝为太子劭所杀，《南史·宋文帝本纪》直书“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

结语

王鸣盛的评论能做到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得失兼指，是非皆评，不因是掩非，也不因非隐是。

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在骂人，也要看到他经常表扬人，如他赞扬“近儒史学惟万斯同季野善于稽核，识见独精”；“阎氏若璩辟伪古文尚书最精”，等等。

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好坏互不相涉，得失兼指，是非皆评，是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所持的态度。

参考文献

《十七史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