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作为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形象，在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推崇，和当时民间对于英雄的向往之下，逐渐从历史人物神化成今天的关二爷形象。可以说，关羽形象从诞生到彻底成型，凝聚着整个民族对于英雄强烈的呼唤。

但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强调的个人英雄主义，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中国传统文化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集体英雄主义形象的典范。同时，不断被神话的关羽形象之中，又夹杂着浓厚的个人主义风采，体现着在农耕文明强调集体主义的现实下，整个社会对于个性解放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坚守。

两宋军事羸弱的大背景下，朝堂和民间渴望猛将的出现，关羽形象在官方推崇和民间演绎下逐渐神化

真实的历史《三国志》之中，对于关羽的记载是这样的：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由此可以看出，真实历史上的关羽的确是一员猛将，但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有着显著的性格缺陷。

从三国一直到隋唐时期，统治者和民间都没有怎么重视关羽。事实上，那个时期的人们，崇拜向往的是作为“帝王师”的诸葛亮，所以我们能在隋唐时期很多著名诗人那里，看到大量关于诸葛亮的诗词创作，比如诗圣杜甫那首流传千古的《蜀相》。

而关羽崇拜的开始，源于两宋。两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在军事上长期的羸弱，汉民族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在此基础之上，朝堂和民间对于猛将的呼唤日渐强烈。而拥有万夫不当之勇，不畏强敌，又具有勇武、忠义等一系列特质的关羽，就成了寄托民族向往的最佳目标。

宋哲宗绍圣二年，封关羽为“显烈王”，可以说是关羽形象神话的开始。其后宋王朝各代皇帝的加封，包括其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对于关羽的加封一直没有停止，直至明后期将关羽的地位提升到与“文圣”孔子先对等的“武圣”地位，完成了关羽形象彻底神话的官方过程。

像比较著名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写的《单刀会》，就刻画了一个有勇有谋，孤身犯险的个人英雄，虽然其中也带着忠君爱国的思想，但无论从故事的结构，还是人物的塑造方面，都着重描写了关羽作为一个英雄个人的风采与魅力。

图丨关汉卿戏剧《单刀会》

关羽形象的最初形成，起于官方的推崇，成于民间的演绎，既具有“为国为民”的集体主义英雄的色彩，也具有着强调个人能力与风采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

面对民间不受控制的关羽崇拜，官方为争取关羽人物形象解释权，教育民众忠君爱国，刻意神化关羽形象

历史上的中国，是由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国家，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种农耕文明一直从上古传承到现在，从来没有断绝。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有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社会，比较强调集体，而排斥个人。因为在生产力欠发达的文明初期，农耕文明必须依靠集体的合作才能种植出足够养活所有人的粮食作物。

图丨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的集体主义

社会的大背景如此，但人性之中本身就具有着舒张自己个性的本能，在中央集权下的农耕文明组成的社会里，这种舒张个性的本能一直被压制，一旦有机会，就会放肆生长。

关羽形象的塑造，就鲜明的表现了这一点，在官方的推动下，关羽崇拜迅速的在民间扩张开来，但与官方强调的“忠勇”不同，民间却更希求的是带有着强烈个人主义英雄色彩的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之上，元明清三代，大多数的话本都强调的是关羽个人的风格魅力，以至于最后让他无所不能，从最开始的“武神”变成各行各业的“神”。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关羽神化过程中，抢了赵公明的财神位，成为了武财神。

从封建王朝官方的立场上，这种极具个人主义风采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民间强调的关羽的“义”，被各行各业的人们所信奉，甚至在绿林好汉，山贼土匪之中，也流行着关羽的崇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水浒传》。

官方当然不能允许民众打着“义”的名义造反，但在民间关羽崇拜已经普及的情况之下，只能极端化，将关羽捧上高高的神位。一方面，这是出于教育民众忠君爱国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将“人”和“神”区别开来，从民间争夺对关羽人物形象的解释权。

这一点从明清两代皇帝对于关羽的册封诏书就能看出来，清朝文人赵翼写的《除亥丛考》中记载：

“明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加羽为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清朝皇帝对关羽的加封更是多不胜数，但其核心却一直没变，从皇帝对关羽的尊号就能看出来，侧重的是“神威”和“远镇”，宣扬的是关羽家国大义的情怀。

在这种引导下，关羽形象中偏个性主义色彩的部分，逐渐被减弱，而其为国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也逐渐被放大。关羽“忠义”形象的定位，逐渐从对君主的“忠”和对朋友的“义”，演化到对君主的“忠”和对民族国家的“大义”。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话本演义《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形象，已经趋同于当时官方的宣传了。

三国演义中，关羽被曹操擒获，曹操极力劝服关羽投靠自己，但关羽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回到代表着皇权正宗的刘备身边，就是这种民族大义的集中体现。因为在《三国演义》之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之中，曹操是篡汉的逆贼，所以曹操虽然对关羽极力拉拢，但关羽是绝不可能投入曹操麾下的。

关羽复杂多面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中国古代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有机结合

中国是个历来讲究集体主义的国度，前文说过，这是由于农耕文明的特质决定的。但正如同一向讲究“克己复礼为仁”的孔夫子，也承认“食色，性也”的真相，人类个体里的自我个性舒张，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存在。虽然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而不断强化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但这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从来不会消失，而是以另外的方式存在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里。

关羽形象的最终塑造，就很好的体现了在集体主义为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个人英雄主义别出心裁的呈现方式。

以《三国演义》中关羽和曹操的关系作为代表，虽然因为对皇权正宗的大义，关羽不能投靠曹操，但是在华容道曹操被关羽所困时，他却出自于个人的义气和报恩思想，放过了曹操。如果从战略上来讲，这无疑是助刘备一统天下的大义背道而驰的。但如果从关羽人物形象的塑造看，这一举动无疑是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舒张。

图丨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

很巧妙的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在塑造这一形象的同时，利用了史实上最终蜀汉还是没能一统天下的客观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关羽有没有放走曹操，蜀汉最终没能一统天下的罪责，怪不到他的身上去。这样，在集体主义为主体的主流语境中，个人主义也有了自己的存在基础。

细数中国历史上各种不断被神话的人物形象，都逃不开这种别出心裁地体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比如《薛刚反唐》。忠义唐朝猛将薛仁贵死后，他的儿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从集体主义的角度来讲，个人应该屈从与集体，但偏偏就有薛丁山的儿子薛刚反唐的故事存在；岳武穆被奸臣秦桧害死，于是在岳飞的墓前，就有了秦桧跪着的铜像；甚至宣扬造反的《水浒传》，打出的旗号依然是替天行道，“天”是谁呢，自然是天子，是皇帝。

忠义无双的关羽，也难免败走麦城的结果。从家国大义的层面看，他带着自己对于君主无限的忠诚，对四百年大汉王朝的大义鞠躬尽瘁，当然不负“武圣”的身名。另一方面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出发，赤兔马，青龙刀，红面长髯的关二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算最后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也不损他光辉耀目的个人英雄形象。

图丨赤兔马青龙刀红面长髯关二爷

其实，很多人说中国历来是一个只讲集体主义，不讲个人主义的国度，其实不然。讲集体主义，是我们农耕文明的特质决定的。但也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讲个人英雄主义，只不过是在长久而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本土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于集体主义融而为一，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作为统治者的官方，从稳定朝局和教化人民的角度上，宣扬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它的阶级属性决定的。而作为民间关羽形象塑造的参与者，也就是每一个普罗大众，他们每一个人个体的倾向，又决定了执笔写话本的人必须考虑人民对于个体英雄的期待。

在这样的三维参与下，官方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民间喜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作为弥合剂的话本戏剧等英雄塑造载体的作者手上，得到了完美的融合。由此，中国古代个人英雄主义，找到了自己独特而另类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