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诗中的“蓝田”指的就是蓝田山，又名玉山，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境内。蓝田县位于秦岭北麓、关中平原东南部，距西安市区22千米，是西安的东南门户。自公元前379年置县，迄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是陕西省历史最悠久的县。蓝田因产玉而得名。《周礼》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蓝。县出蓝，故曰蓝田。

蓝田自古据秦楚大道，有“三辅要冲”之称，是关中通往东南诸省的要道。蓝田作为陕西省历史文化名城，是唐代宫廷名画家韩干、北宋年间著名的“四吕”兄弟、近代著名理学家牛兆濂等历史名人的故乡，也是唐代诗人、画家王维隐居的地方，留下了200多万年前上陈猿人遗址、100多万年前公王岭蓝田人遗址、“三皇旧居”等大量古迹遗存。境内有净土宗祖庭悟真寺、“中国第二敦煌”之称的水陆庵、王顺山、汤峪温泉等风景名胜。

蓝田自周秦汉唐皆为京畿之地，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地理优越、山川秀美,西安历史典籍均有记载。

蓝田县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则是明隆庆《蓝田县志》，由明代监察御史李东编次，蓝田县主簿李玉刊刻，于隆庆五年（1571年）刊印。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该书仅北京、上海、南京图书馆保存有胶卷。本着抢救、保护和传承的目的，蓝田县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点校整理了明隆庆《蓝田县志》，卞寿堂先生在保持原志的文体、文风的基础上，对该志进行了校注。

一、明隆庆《蓝田县志》修纂的时代背景

明代，修志事业更趋发展，无论是方志数量、质量，还是方志理论探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永乐十年（1412年），颁布《修志凡例》十六则，是迄今发现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六年后，又下诏要求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并颁布了《修志凡例》二十一条，“仍命礼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令各郡县以志书上。其后，在正统、景泰、天顺年间，也先后下诏各地修志。

嘉靖至万历年间是修志鼎盛阶段。嘉靖初，即“分遣进士往天下蕃臬，采取民风节义，凡诸一统志所关者，莫不光求博载，以备武宗毅皇帝实录”。嘉靖三年（1561年），又下诏要求修纂郡国志书。嘉靖十八年（1539年），下令修《承天大志》。后神宗也“锐然国乘，大搜二百余年之业而新之。”

据王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陕西省志·著述志》，明代中后期，尤其在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期间，关中地区出现纂修与刊刻方志高潮。其中，府、州、县志数量最大，质量最佳，为明代中后期关中方志之主体。据明隆庆《蓝田县志校注》“前言”介绍，该志之前，蓝田县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和嘉靖八年（1529年），有过两次修志之举，但均未成书。这3次修志，正处于这一时期，可见均为秉承朝廷旨意而修。蓝田县主簿李玉也在“题蓝田县志后”说：“适遇我提督学校曾公纂修先帝实录，采择名臣奏议，调取郡县志书，因命工锓梓，蓝田故实自是有所稽矣。”明隆庆《蓝田县志》即在此修志背景下纂修而成。

二、明隆庆《蓝田县志》的特点

明隆庆《蓝田县志》将作者个人的治国理政思想贯穿始终，在体例设置、内容选取、人物载述、文献摘录等方面都渗透出强烈的个人政治观点，尤其是采取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更是为了彰显作者的政治见解和编纂理念。

（一）两对父子接续纂修

修志史上，父子共同参与修纂同一部志书并不鲜见，如如康海所纂明正德《武功县志》，就得益于其父康镛多年收集资料的扎实基础；严长明所纂清乾隆《西安府志》，亦受惠于其子严观参与校勘的辛勤付出。但明隆庆《蓝田县志》竟然是由两对父子接续纂修，实属罕见，前后跨越三朝30余年更显难得。

明隆庆《蓝田县志校注》序三提到“蓝田志，侍御荣双溪先生尝修之，未及成书。后先生之子少参君为举子时，偕县尹任君又尝考订之。今三十余年矣，散逸遂为邑之缺典。”双溪为荣华之号，荣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进士，官至湖广监察御史。荣察中举时间为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任公指任文献，弘治十八年（1505年）知蓝田事。可见最初《蓝田县志》为荣华创修于弘治中期，未成书，后荣察与知县任文献在弘治十八年在此稿基础上再修订。

李玉在“题蓝田志后”中也说“蓝田志岁久残缺......侍御两峰李老先生遂取旧志重加笔削，编次成篇......冢嗣蓝溪先生辞官家居，恐先人手泽渐泯，自为续刻。”两峰为李东先生的号，李东，蓝田人，明正德十二年进士，官历江北巡抚、监察御史。冢嗣指长子李进思，号蓝溪。据此，可以得出该志是李东在明弘治荣华父子《蓝田县志》基础上增订续补而来，继由李进思再次整理之后刻印成书。至此，赓续两对父子的接续努力，蓝田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才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在体例选择上，秉持简体重资治

从志书的内容上看，可分为繁体派和简体派。繁派认为方志是地方历史，它与“国史”有所不同，志书的内容，特别是在典章制度和人物列传等方面，应该详尽。简派认为地方志书主要是为了“资治”，主张志书的内容应比较简明，所记的内容主要是有益于地方政事。以康海纂明正德《武功县志》、韩邦训纂明正德《朝邑县志》为代表。因叙事简明、行文流畅，曾得到不少志家推崇。明隆庆《蓝田县志》认为“夫志，记也。凡记载之书，均之为治天下国家而作也。”蕴含了“资治”理念。从其篇幅及内容上来看，该志近5万字，记事简括。故此判断，该志也属简体志。

该志分上下两册，设4纲20目。第一篇治局，含沿革、疆域、山川、建置、祠墓、古迹；第二篇治则，含田赋、户口、物产、礼制、乡约、县俗；第三篇治人，含官师、人物、选举、封爵、隐逸、贞烈；第四篇治迹，含文章、诗赋。从体例上看，

该志体例较为独特，分治局、治则、治人、治迹四部分。大抵脱胎于马理、吕柟明嘉靖《陕西通志》的四宝体。究其原因，一是李东父子撰写此书时，有可能看到明嘉靖《陕西通志》。马理、吕楠均与李氏有直接关系。二是作者有治县理政的政治抱负，且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具体实践，所以起笔便是资政治理意识。之所以设置治局、治则、治人、治迹，是因为李东父子认为“作治局篇则法也，治不可以无法”“有治法无治人则徒矣”“华国垂远，非辞翰其奚以托志”。

李东撰写《蓝田王侯修理记》，强调“余尝于治邑而得治天下之道，何者？邑小天下大，治邑者之于天下，特在引申触类、扩而充之之问而已，其道无二也。”上述四治体，恰恰就是他的这一行政理念的产物。尽管这与四宝体有内在的赓续关系，但就其治理理念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而言，其独立的政治观念和思想意识也不可低估。

（三）在内容处理上，彰显关中理学思想

作为《吕氏乡约》发源地，明隆庆《蓝田县志》受关中理学思想影响，重经世致用和躬行实践，全文载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吕氏乡约》。《吕氏乡约》产生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由北宋学者吕大钧创设。是中国乡里自治组织的空前创举。作为地域性理学学派的关学自张载开宗，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传衍。吕大钧对张载执弟子礼，钦佩宗师张载笃实敦厚，躬行礼教，积极推广三代之礼的作为。吕大钧在《吕氏乡约》中详细规定了长幼尊卑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日常起居、衣食住行、生老病葬以及各种不同场合下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客观上扩大了张载的影响，丰盈了关学思想。是把儒家理学信仰变为广大民众社会实践的一次伟大尝试，曾被作为国典颁降全国，对宋、元、明、清以及民国的乡村治理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是影响和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至今对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吕氏乡约》颁行后，不仅在当地受到推广践行，更以关中为源，径流天下。南宋大儒朱熹编写《增损吕氏乡约》，以之为教材，教化天下。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据《吕氏乡约》在江西推行《南赣乡约》，此后传行南北。即便到了近代，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推广“乡村教育”时，仍以《吕氏乡约》为范本。

李进思认为《吕氏乡约》“民间朔望有会，婚丧有助，又先儒之遗风也”，故此，对于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的蓝田人来说，《吕氏乡约》更对蓝田人的行为举止起到约束作用，民风更加淳朴。首轮《蓝田县志》载“民国初，牛兆廉在‘四吕’当年读书讲约的故地——芸阁学舍讲学。《吕氏乡约》是基本教材之一。每遇晨昏诵读讲解，每月塑望两日亲率学生习礼演仪，时间长达8年，学生遍布陇、陕、晋、豫诸省以至朝鲜，盛期达数百人。”

陈忠实先生获矛盾文学奖《白鹿原》一书，就是以此为原型，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吕氏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白鹿村成了当时公认的“仁义村”。

就文献而言，该志除了全文载录《吕氏乡约》外，还大量收录了文章和诗赋，文章皆关乎国计民生，而诗赋更重在介绍风土人情、人物唱酬等内容，便于读者去深入研究和探索。涉及蓝田、蓝关和蓝溪的诗歌也并不少见。

（四）在人物记述上，秉笔直书凸信史

明隆庆《蓝田县志》对于比较突出的本籍人物，一般介绍比较到位。譬如四吕，在治局、治则、治人、治迹等方面均有所体现，特别是治人和治迹中，对于四吕其人的介绍相当完备。治人中的深度研究和挖掘，都是非常不易的。

对入志人物秉笔直书，尤其是对自己及自己的家人，更能秉行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评判，体现了真实客观、实事求是的纂修思想。

以李东传为例，从“先君”的称呼可以看出，是李进思以儿子的身份所撰。全文没有一句作者本人对其父的评价，而是用身份地位较高的杨公、靳公、叶公、吴公、贾公、颜公、乔公7人的评语，刻画出了一位“门庭如水，勤事爱民”“锄豪奸，敦孝义，恤孤穷，表忠烈”“六事克修，一廉无比”“赋性刚方，不畏强御”“丹徒循良之政，碑载道，今日持宪，雷令风行”“宪节所指，真有山嶽动摇之意”“存心直亮，制行刚方，冢宰乐平”“宰邑遗泽，有循良之风，持宪论列，得正大之体；至于擒伪，主而用刑，闻者服栗”的人物形象。

作为入志的当事人，李进思仅用了短短25个字，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履历表，介绍了他哪年通过乡诗、历任哪些官职、回蓝田的原因：“中嘉靖戊子科乡试，历四川安岳、直隶容城知县，口口口假回籍”。按理说，作为纂修人，对自己及家人最了解，资料最全，更应大书特书才是，但结果越是对家人及自己，越是很质朴的介绍。对于其三弟李舟思的介绍，更是简短的仅仅8个字：“中嘉靖乙卯科乡试”。若不知是其三弟，差点以为因资料缺失，故所记不详。

李东、李进思父子就是以这样严苛的把关方式，律己律人，使得志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可信性。

（五）在体裁确定上，夹叙夹议鉴史家风范

明代方志对序、按、论、赞的使用更为广泛、灵活，其在卷首或纲目、类目之首置无题小序，在文中或纲目、类目之末，增加论、赞、按语、某某曰等。这些体裁的灵活运用对深化方志记述的内容和体现修志者的编纂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隆庆《蓝田县志》也不例外，多以“进思曰”的形式，夹叙夹议，寓自己的观点于其中。每篇之后，甚至部分纲目下，都用简短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用世观点。

比如对里甲逃亡之困的思考：“汉唐建都关中，蓝田为南北要冲，故设驿之多如此，今固不能尽复也。但近年山路开通，尊官过往及差遣人役络绎不绝，夫马俱出，见年里甲以致应役未终，逃亡过半。其本县审编牛马头俱帮他处，若得通融酌处，将前牛马头归回本县，照依所帮粮石征银贮库以济夫马之费，里甲逃亡之困，庶几少纾矣乎！”，这段评论体现了他曾作为一县主官所具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对穷苦老百姓的同情。

为什么要写隐逸？是因为李进思认为“盖蓝田山水佳胜，高人志士多卜居于此”。

在选举取士中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虚其位方以矣。“科贡既设士之用，于明时代不乏人，若李公叔方，经明行修，有司荐举，为我太祖所重。继有张公忠道，张公廷玉父子，亦以贤良举。国家求才之广如此，□□进用，宁有穷乎？亦虚其位方以矣！”

对人物评论也带有作者倾向性，明代蓝田官员王裕“刚果有为，尝谓卖酒家太多，靡米买麦，欲抑之，乃被此辈大肆飞语，当道遣官勘问，竟以此罢官，冤哉！”之所以李进思会对王裕抱有同情心理，是他认为在蓝田县人口流失、田赋日渐加重的情况下，应该“宽其力役，薄其赋税可也”。在“户口”中对蓝田县因“濒河，田地多被山水冲崩。田去粮存，富者或可赔偿，贫者必至逃窜”的地理环境因素导致人口流失，赋税因“以淳化原纳宁夏石空寺仓粮三百石及阶州永济仓三百石坐派本县，每石征价一两，此则由轻入重者”而增加。故而发出“夫田地日见冲崩，而改添之税愈增愈重，蓝田之民不又偏累矣乎！”的疾呼。李进思历任过四川安岳、直隶容城知县，是有这个政治立场、政治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连吃饱饭都成问题，那么抑制酒家酿酒浪费粮食，则成了应有之意。这也是作者觉得王裕冤枉的原因。

明隆庆《蓝田县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受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地域影响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体例不够完整，没有凡例；地域图较少，仅有一幅；人物和艺文所占比重过大，占全书79.77%。但瑕不掩瑜，依然对于我们后人了解蓝田历史，了解纂修者思想，起到积极作用。

三、明隆庆《蓝田县志校注》的特色

明隆庆《蓝田县志校注》注重历史传承，本着方便读者阅读的原则，变原直排版为横排版，并断句加标点，对于重大事件、人物等进行注释。

（一）校注者熟知蓝田地情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方志、古地图等工作主管部门加强本领域古籍工作。”旧志作为古籍和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据统计，西安域内尚有30余部旧县志未点校整理，对其进行系统整理任务相当艰巨。或受限于区县经费紧缺，或受限于区县专业人才短缺，此项工作推进难度很大。要校注一部旧志，委实不易。正如《颜氏家训 · 勉学篇》所说：校勘书籍,谈何容易！......未能读遍世上的书, 就不能从事校勘, 妄自论断正确与否。或者轻易认为那个地方是错的,这个地方是对的;或者原本相同, 到后来有所差异; 或者两处文字都有欠缺, 不可偏信一方。

因其难，故此一直以来业界都强调校注者要对所点校的旧志有深刻透彻的研究，要有深厚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文献学知识功底，但忽略了对校注者熟悉地情的要求。

蓝田县不落窠臼，尝试请熟知蓝田地情且担纲过《蓝田县志（1991-2010）》的卞寿堂先生点校整理明隆庆《蓝田县志》。卞寿堂对蓝田县情了如指掌。他不仅是二轮《蓝田县志》的主编，而且还著作或主编《走进白鹿原》《鲸鱼沟》《蓝田文化概览》《古道蓝桥》《星火燎原耀古城》《蓝田统战史话》《玉海》《蓝田厨师》等16部与蓝田县息息相关的作品。唯有成长于斯，热爱于斯，熟知地情，具有极强的责任心，才会在旧志整理过程中更认真、耐心、细心，用心用情是整理好一部旧志的前提。

（二）尊重历史，保持原貌

明隆庆《蓝田县志校注》整理过程中，在基本保持原志风貌体式的情况下，为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把原来的繁体字和异体字均改为国家通行的简体字，将原直排版改为横排版，并断句加标点。对一些关键人物或易产生疑问的词句进行注释、注解和加按语，对个别原连篇累牍的记述根据内容层次加以分段，使之更趋于明晰，为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旧志整理可为一地提供丰富的史料开发价值，唯有尊重原志，同时保持旧志的原貌，方可使读者了解旧志历史风貌和演变规律，并有效地研究旧志和传承志书文化，使旧志发挥更大的功效。为保证旧志内容的完整性，校注本原封不动保留了部分学者眼里的封建糟粕——贞烈，为后世人们了解和研究封建时代蓝田妇女贞烈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史志资料。

部分旧志会在原刻板末尾空白，以期待后续刊印者可以继续补充相关资料，增加内容，填补空白。如明隆庆《蓝田县志》在《官师》下的典史、教谕、训导下留白，校注本继续保持旧志原貌，表现了忠实于原志的作法。

（三）纠错存疑，校注明晰

志书校注的最高境界，在于本着服务读者的目的，帮助读者疏通那些阅读障碍，纠正前人记载中的原始讹误。

明隆庆《蓝田县志校注》对原志中的错别字、脱文、衍文予以随文加按改正、补充，或在本页内注释说明。对原志记述错误的人物、时间、事件、事物亦予以纠正或说明；对怀疑原志有误而订正根据又不足之处，也用同样方式，予以存疑，供研究者参考。据统计，类似这种情况，共有31处。

有关纠错：如回山取途，人不病涉，谓之匾。校注本指出“匾”应为“碥”；又如指出拜华州剌中的“剌”应为“刺”。如此，不胜枚举。

有关存疑：如，原志载：县学斗级四名，每名淮银二两，共十两。卞先生没有简单的将“十两”修改为“八两”，而是保持原文，并予以存疑，标注为：“此处明显存在计数错误，因难以考究，保持原文。

同样在李广人物传中，对原文“宿广亭下”注为“疑应为广宿亭下”，因没有查到可以证实的资料，故而仍作存疑，而非简单地不加印证地修改。

难能可贵地是，卞先生为使读者阅读方便，也在个别地方帮读者对原文予以归纳总结。如按“以下县丞，俱以监生任”“以下教逾，除注名者外，均以举人任”等。

（四）征引浩博，注释颇多

耄耋之龄的卞寿堂先生，用了两年时间，查阅了近百册（件）典籍史料，共为校注本做注释206条，校点按语31条。使近5万字的原志，篇幅提升到10万字。校注本篇幅是原志的2倍，可见其用力之勤、用功之深。

明隆庆《蓝田县志校注》对生僻字词、成语、典故、重要文献、著述、重要典章制度、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尽可能进行了注释，主要采取以页下注的形式进行了注释。比如“山东左布政使，进今官。在台祠谢上蔡，在山东集张文忠诗文，寿诸梓。入陕修举姬太师、诸葛武侯、范文正祠祀。”短短51个字中，就有对谢上蔡、张文忠、寿诸梓、范文正4处注释，注释字数185个字，是原文的3.63倍。

由于原版本已很破旧，许多地方的字迹实难辨认或已无字形。对此，卞先生均以□留其字位，让读者思考判断，而不是自专判断，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以讹传讹情况。

校注本在注释时也注意吸收现代研究成果，充实校注内容。如原志载“荆轲冢：在县西北三十里。”卞先生在注释中则明确指出：“荆轲冢在蓝田相传有两处，此指县西北三十里支家沟冢。其经2010年考古发掘，已证明为一处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而非荆轲墓。另一处在县北，即今田家炳中学（北关中学）校园北部。”足见其严谨认真的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当然校注本尽管下了很大功夫，但因校注者初次涉足旧志勘校，经验不足。加之其本身并非文史方面专家，错漏在所难免。存在校对不严格、断句偶有可商榷之处。尽管如此，依然难掩该校点本的价值。

明隆庆《蓝田县志校注》的出版发行，是抢救旧志孤本的一次及时行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生动实践，是彰显修志为用思想的一次有益探索，更是基层地方志工作者拓展工作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对于现存大量有待于勘校的传统古籍特别是县级旧志的整理工作，必将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作者简介：张琴，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