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从文体类型的角度，可分为以记录历史事件为主，把人物融合于事件中的史传体；以传主为叙述对象，记录其个人生平事迹的志传体。当今志书、类书，以传主所处时代，一般又划分为古代人物传和近现代人物传。撰写古代人物传记，依传世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通挖掘、采撷、甄别新的资料，加以选择性的整合编排，形成新的传记，达到能使传主生平事迹更加详细具体的目的；近现代人物传记，主要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走访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而成。本文就古代人物传记撰写的心得，以为交流。

一、人物传记的起源与发展

我国人物传记的起源很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处于萌芽状态，《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历史著作，都出现了相当生动的史传人物形象，这一时期可以看做是人物传记的滥觞时期。至西汉中叶武帝时期，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出现，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标志着我国人物传记走上了成熟的阶段，并且达到了高峰。司马迁不仅首创了以人物纪传来代替历史事件的叙述，通过传人来记事。同时，他还以文学的手段，来描写历史人物，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而又形神具备的人物形象，为我国文学和史学的兴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史记》以后的所谓正史，一般都是学习或模仿《史记》的笔法，以纪、传作为主体。

方志撰述人物，历史由来已久。据《隋书·经藉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此后至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从卷五至卷十二都是关于人物的记述。从此之后，地方志记述人物就成为定例。宋代开始，我国地方志的写作已渐趋成熟，从体例到内容的设置更加完备，傅振伦在《论人物志的编撰》中称：“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又以地区而编入姓氏人物，并因人物而详及官爵与诗词、杂事。宋代方志记人物及有关史事与文献者更多。” 延及明、清，是方志大盛的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设置的门类齐全，每种方志大都记述人物。清代方志，人物志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仅占据篇幅多，人物的类别也多，只要是被统治阶级认为有利于当时社会的人物都刊列入志。

综上所述，我国人物传记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文史不分的纪传体，到文史分流的史体传记，又从纪传和杂体传记发展到传记文学，以及一方之志中人物传记的出现，说明了我国人物传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属于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古代的名称很多，诸如传、箴、铭、碑、表、颂、赞、哀等等，细分起来，更为复杂。如“传”指传记，以其内容有全传、大传、小传和传略之别；以传者与传主关系而言，又有他传和自传之异，此外还有别传、外传、评传等名目。再如“状”有行状、事略；表有墓表、阡表、墓志和墓志铭等等，都是记述和颂扬已故者的生平事迹，多数是颂扬历史上有地位的人物。现存最多的作品是传记和碑文，这些是撰写人物传记的珍贵资料。

二、人物传记的分类与纪实性传记的前置要求

人物传记，归类于文史。所谓“文史”，一义指文学、史学的著作或知识。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北史··山伟传》：“伟涉猎文史，孝明初，元匡为御史中尉，以伟兼侍御史。”唐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十五富文史，十八足宾客。”由此可以定义，人物传记是一种常见的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的文学形式。这一文学形式，大体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是作者在记述传主事迹过程中，或多或少渗入自己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断，此则属于有着文学色彩的传记；另一类是纯粹的文学作品的传记。

定义为史学著作的，由东汉赵晔撰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吴越春秋》，与之前的《左传》《史记》相比较，已经带有一些文学色彩。到了魏晋以后，文史开始分流，文学和史学各自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特点向前发展，以至于越来越泾渭分明，文学家注重辞藻和形象，史家则注重史料的真实及表述的准确。东汉以后特别在唐代以后，杂体传记的发展很快，如碑铭、传状、自传之类，亦为人物传记范围。这类传记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而且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它们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忠于史实，但其笔法都属于文学性质，所以类似这些作品只能属于文学著作的传记文学。以常州目前出版的研究季札的著作为例，谢达茂与沈建钢合作的《延陵季子史料集》，上册刊列出自“春秋三传”及《史记》等数十部史书中的季札事迹，属于第一类史实纪传；由周晓东主编，谢达茂文稿的《延陵季子》，则属于按传主事迹兼有情感想象并进行了扩展的文学色彩的传记；陆惠根著《圩墩王子·季札传奇》，则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小说。

志传人物的传记，“纪实性”是前置要求，一般不得虚构，这是首要特征。真实性是人物传记的生命，“志属信史”，志传和史传一样，必须真实可靠，符合历史事实。对人物的记述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要使传记真实可信，首先必须全面搜集、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使传记所反映的人物生平事迹准确无误，完整无缺。对于收集的大量资料，又要细心鉴别，严格选材，作一番“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考证工作，严格坚持史实的可靠性、准确性。

三、人物传记在志书中的地位和意义

人物志在志书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串联起来，绵延不息，所以有“古来方志半人物”的说法。历代史家都十分重视人物传的编写，整个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二的体量着墨于人物，加上清史稿和民国史，一共出场了45000位人物。所以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说“邑志尤重人物”，人物志是“志中之志”“志中之髓”。诸如清康熙《常州府志·人物》，凡分“名宦”“人物”“孝友”“列女”“隐逸”“流寓”“仙释”“方伎”八类；至清道光《武进阳湖合志》，凡分人物综有“先贤”“名臣”“忠节”“宦绩”“武功”“儒林”“文学”“孝友”“义行”“隐逸”“艺术”“寓贤”“方外”“列女”14类。再诸如现代的《江苏省志》，由于入志人物众多，所以单列成册为《人物志》。

人物志以记载对当地社会发展起过推进作用和作出重大贡献的正面人物为主，记载本籍人的事和客籍人在当地的事，乡情乡音，人地皆熟，最容易理解，最不易忘记。至于“人物”的教育作用，正如章学诚所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之。”通过记述人物的思想理念、志节操守、功绩德业，使人物传记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感人，给读者以有动有静、有血有肉、绘声绘色、可读可诵的印象。诸如出现在《史记·吴泰伯世家》中的常州人文始祖，常州历史上第一位史传人物“延陵季子”，一人文字，将近两千，其“三让王位”“请观周乐”“徐墓挂剑” 等事迹，不但激励古人，而且对当今社会道德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再如《明史·人物·儒林》所载常州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谢应芳，“郡辟教乡校子弟，先质后文，诸生皆循循雅饬”“疾异端惑世，尝辑圣贤格言”“议论必关世教，切民隐，而导善之志不衰”，这对当今传播科学文明，匡正社会风气，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古代人物传记对人物评价的把握

对于历史人物的定位，在传记中是否作出评价，取决于所写传记的类型。为志书所用的传记，纪实性是基本要求，一般只叙述曾经的客观存在。纵观二十四列传，其笔法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客观记述传主生平，正文中一般只叙述历事过程，不贬不褒，很少评价，至多在文末给于适当的归结。诸如司马迁所撰《史记·吴泰伯世家》，他在叙述泰伯奔吴至吴国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之后，基于对泰伯、季札的敬仰，遂有文末的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当然，由于史传和纪传有所区别，人物传记中对传主是否作出评价，亦有不同的表述。认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史传手法多样，可以夹叙夹议，也可以先议论、后记事，或者先叙述后议论；而志传只能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过。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历史人物功过渗合，斑瑜互见。既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伟人，也有逆历史激流而动的罪人，并有出身、地位、经历、思想、性格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有过一定影响，就会在历史上留了他们的影子，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立传的目的就是要抑恶扬善，“表彰以劝世道，贬斥以戒人心”，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待人物的好与坏，功与过，决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不能因为做过一些错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一定要从当时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史志中的人物传记与文学中的人物传记虽然有所区别，但是在需要生动因而需要文采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传者，传也”，撰写人物传记就是为了传于后世，为了“记一方之言，激千秋之爱憎”，为了“鉴人明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讲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编写人物传记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唐朝刘知几在其所著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中称：“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并茂，引人入胜，还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在写人物传记时，应当重视文字锤炼，讲究艺术手法。

五、搜集资料以充实人物描写的实践

就常州而言，值得记写的历史人物，在古代或国史、或方志中，一般都已经有或长或短的传记。而由于受古代资料渠道、印刷技术、传播载体等多方面的局限，所以一般都比较简单，从当今读者的角度出发，似乎不能相对全面具体地了解传主的面貌。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地方历史人文的需要，当今在古人所作传记的基础上，搜集资料，补充素材，整合成相对完善的人物传记，很有必要。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占有丰富、翔实、真实可靠的资料，这是所写人物传记是否成功的关键。只有采集和占有资料，才能一改所写人物不再是“似曾相识”的互抄。

采集和占有资料，必须针对传主，有的放矢。然后静下心来，对资料中涉及传主的古文，下苦功夫反复研读，采撷其中可用部分，旁参相关线索，在厘清筋络、本末的基础上，方才可以动笔。至于资料来源，一是所写传主著录于《四库全书》的著述。例如宋代忠臣邹浩，在《宋史·邹浩传》中就其正直立朝最典型的“劾章惇”“谏哲宗”二事，仅有“章悖独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触惇忌，仍上章露劾，数其不忠慢上之罪，未报。章惇诋其狂妄，乃削官，羁管新州”“陛下善继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圣政盛德，愿稽考而继述之，以扬七庙之光，贻福万世”“浩在元符问，任谏争，危言谠论，朝野推仰”数言。而在之前所见的邹浩传记中，对此二事仅依《宋史·邹浩传》，翻古文为白话而已，以致读者对此二事究竟是何事，仍然不明底里。而著录于《四库全书》的《道乡集》中，有其《论宰相章惇疏》《论章惇第二疏》《谏哲宗立刘后疏》，二事始末，详细具体，明了清晰，在新写传记中解读这些疏文的前因后果，邹浩之所以“朝野推仰”为“泰山北斗”称“邹忠公”的原委，也就随之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这样的例子很多，诸如宰相张守《论守御劄子》，为其力主抗金的佐文；唐顺之的《请皇太子受朝疏》，是其为国事所上而由此削职归里的原委；钱一本正是由于为常人所不敢的，直指宰相、皇帝失渎之责的《论相疏》《建储疏》，由此被削职为民，“归筑经正堂，潜心六经及濂洛诸书”。

除了《四库全书》之外，还有传主的存世著述，亦是资料来源的重要渠道。例如薛敷教的《大臣公欺党肆疏》，揭析当时阶段朝中派系林立，党争不断，朝臣之间不以事为重，而以人为论、倾轧争斗、进疏互劾屡见不鲜，特别是吏部与都察院二大中枢机构之间的划界站队情况日趋严重的情况，上疏称“阻谒言官进疏，必将阻塞皇上视听”，更有邪僻之人压制官员，用以推重九卿，提出宜严党邪之禁，开持正义之门。通过此疏，薛敷教的“清流”形象由此确立。再如明代官至户部尚书的钱春，志书旧传十分简略，几乎不涉具体事例。而其在湖广按察使任上所著《湖湘五略》，皆为其公案章疏文移，凡《疏略》三卷、《牍略》一卷、《檄略》二卷、《详略》二卷、《谳略》二卷，涉及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状况，反映其治理一方的施政方略等内容。选撷其中事例，结合背景解析，归纳产生的效果，足可成功地塑造其重民生、除时弊的名宦形象。

除了传主著述之外，资料来源还有他人著述涉及传主的记载、以及传主所在氏族家谱中的资料。而由于家谱列传不免自谀，故尔必须进行甄别，通过与方志、及有关典籍互检，去伪存真，还其客观，不能原文照搬。

总而言之，历史人物传记是一门由来已久的学问，作用巨大，要求严谨，是地方文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作为文史研究的爱好者，现就个人认知和仅为浅尝的实践为此小文，旨在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