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又称“引经决狱”，就是在判罪中，以儒家经典《春秋》所体现的道德原则作为断案的根据。《春秋》是孔子修订的部鲁国编年史，其中的“微言大义”有体现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又符合了汉代国家认可的法律意识，因而能够在汉代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审判依据。 秋决狱的出现是汉代治国思想转变的表现之一，春秋决狱既体现了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又是对汉代法律的有效补充。

春秋公羊传

一，从一个审判例子说起

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书中记载了232个以《春秋》判罪的案例，其中有一个经典案例如下：

甲无子，拾道旁儿乙，养为己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其大意是一人甲有没有孩子，后来抚养了一子乙。养子长大后杀人，甲将他藏匿起来。这时候甲就犯了窝藏罪犯的罪行，按照汉朝的律法，是要判重罪的。然而董仲舒却认为，乙虽然不是甲所亲身，但是是甲养大的，因此是父子关系。他又根据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来判断，认为甲的动机符合儒家的“忠”、“孝”精神，符合儒家的“亲亲相隐”原则，因此认为不应该判罪。

孔子

关于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汉诗外传》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其大概的事件是：楚昭王有一名公正严明的法官，名叫石奢。他在路上遇到一件杀人案，追查后发现是自己的父亲是凶手。石奢将这件事上报给昭王，说“杀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废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石奢认为自己依法判罪于父亲是不孝，但是不遵守法律，这是不忠，因此感到矛盾。昭王听后赦免了父亲的罪行，但是石奢还是认为“臣不能失法，下之义也”，最终选择自刎而死。孔子听说此事后，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

虞舜孝行感天

从其中可以看出，固定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和儒家的伦理纲常发生冲突。先秦时期，儒家思想还未成为正统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遇到这种冲突就会陷入矛盾之中，难以找到妥协的办法。孟子的一位学生就曾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意思就是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人了，他和法官皋陶该如何处理。孟子认为，一方面皋陶应该依法执行，另一方面，舜应该放弃天子之位，窃父而逃。古代的儒学家都认为，当孝道和法律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最终选择遵守的是孝道，并非是法律。

二，援礼入法和春秋决狱的形成

秦朝之时，实行“以法为教”，甚至连坐法，鼓励人们相互吿奸。《商君书.禁使》中规定“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鼓励家庭内部成员的互相告发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亲亲”、“尊尊”似乎遭到了抛弃。但《睡虎地秦墓竹简》有如下记载:“子告父母，臣妄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也就是子告父母，奴婢告主，首次控告不予受理。这说明儒家的“亲亲相隐”原则依然存在一定的影响力。

《睡虎地秦墓竹简》

汉朝，许多思想家开始反对法家“一断于法”的做法，反思法家的弊端。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贾谊认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于是人们开始了“援礼入法”的探讨，也就是试图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仁义融入法律之中。

董仲舒

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正式成为了官方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董仲舒和公孙弘等人就将“五经”的经义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儒家的经典就拥有了法律的作用。这种做法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和倡导，以至于在董仲舒告老还乡后，“朝廷每有政议，数谴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后汉书》）。于是董仲舒写下了《春秋决狱》一书，记录了232个例子作为样本，“动之经对，言之详矣”。汉武帝也要求诸子学《公羊春秋传》，为以后处理国事打好基础。

汉武帝

春秋决狱的实施标志着儒家经典的法律化，有效地化解了儒家伦理纲常和法律之间的矛盾。汉宣帝时期，明确颁布诏令：

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至此，“亲亲相隐不为罪”正式成为了为法律原则，完成了由礼入法的转变。

那在现实中，春秋决狱如何操作呢？董仲舒提出了“原心定罪”的原则。董仲舒说:“《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意思就是春秋决狱主要在于根据犯罪者的犯罪动机来进行断罪。如果心术不正，即使是犯罪未遂，也要加以处罚。如果目的纯正且合乎道德人情，即使违反法律，也可以从轻处理甚至免罪。

古代衙门

相对于呆板的法律条文来说，春秋断狱富有灵活性，更富有人情味，容易被官吏和百姓所接受。因此这种断案方式很快就流行了起来。从董仲舒以后，汉代的经学家竞相以儒家经典来解释法律，到东汉时期“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晋书·刑法志》）。可见春秋在汉代的影响之盛。

三，春秋决狱的价值和弊端

先秦时代的法家通常认为人性本恶，主张“垂法而治”，轻视道德教化。儒家与法家相反，通常认为人性本善，主张治国应该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可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不过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均有其缺陷，唐朝的白居易曾有经典的论述：

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刑礼道》

白居易

而春秋决狱则是对刑法的一种调节和补充，体现了“德主刑辅”的思想。从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发展脉络来看，春秋决狱是符合了礼法并用，儒法合流的趋势。春秋决狱特别适合在三种情况下使用：一是法律条文中有出入很大或者相互矛盾的地方；二是法律条文和儒家思想有冲突的地方；三是难以找到和罪行向匹配的法律条文的时候。因此，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来进行判罪，是在当时法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应当值得肯定。

汉律

汉代之后，历朝历代都依据儒家的经典和原则来修订法律，加速了“礼法合一”。唐朝时期颁布的《唐律疏议》标志着“援礼入法”基本成型。如唐律中有“十恶”罪和“八议”的规定,“同居相为隐”、“凡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等条款正是“亲亲相隐”在具体法律条文中的体现。隋唐后，春秋断狱已经很少提及，其主要原因就是儒家的原则已经融入了法律之中。《唐律疏议》中提到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也正体现了礼法并用的思想。

《唐律疏议》

不过，春秋断狱的弊端也十分明显。由于春秋断狱的核心原则是“原心定罪”，这让对犯罪目的的判断就有了很大程度的主观色彩。同时，由于《春秋》叙事简略，文辞晦涩，使得人们对其微言大义的解读的分歧也较大，难以形成标准。如《汉书·终军传》记载，汉武帝时博士徐偃矫制命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张汤以“矫制大害罪”判其死刑，徐偃以春秋大义反驳：“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使得张汤无法定罪。汉武帝于是命令终军去审问，终军也以春秋大义诘问：

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专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偃巡封城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藏，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汉书·终军传》

于是徐偃理屈词穷而认罪。因此，董仲舒也认为春秋决狱应该慎重使用。因而，春秋断狱的范围不能太过于扩大，而作为当时法律的补充是进步的。在使用春秋断狱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对经义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必须解决冲突和疑难，折中是非，上下斟酌，最后才能提出合理的判决意见。

参考资料

一，中国断代史系列《秦汉史》

二，熊丹丹《 论“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性及其借鉴——以窝藏、包庇罪为例》

三，杨健康、黄震《“春秋决狱”及其历史价值》

四，郭宏《论汉代春秋决狱及其影响》

五，黎东东《一则春秋决狱案例的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