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部分人物之年龄及相关历史问题考略

康清莲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人物，多数史籍只载其一生重要事迹，对其生卒年代，则付阙如。这并非史家的有意疏漏，由于时代荒远，仅凭传说或后人臆测追记，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发出了“文献不足”之叹；孟子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论。年龄无征，引出不少纠纷，如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本是相差数十年的两个人物，而《战国策》却“拉郎配”式地拉成了同时代的同学，《史记·张仪列传》也沿袭此说：“(张仪)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后来通过地下材料的印证和专家学者的考释，才澄清了这一问题。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详析了诸子的年龄，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当然也有欠妥之处)，引起了当时史学界的重视，得到较高的评价，可见历史人物的年龄问题，也并非是无足轻重的细节。不过时代愈古，人物年龄的准确度愈小；时代愈近准确度愈大。笔者不揣浅陋，主要想通过对《史记》中部分人物的年龄进行分析考证，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则只能存疑，并由古人的年龄探讨其所折射出的相关的历史问题。

上古人物的年龄邈不可考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前期的历史人物年龄多不可考，后代史家恣意妄造，以欺世愚人。如《竹书纪年》载黄帝、尧、舜等原始社会末期的人物，年龄皆超过百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承其说，称黄帝寿一百一十一岁，尧寿一百一十八岁，舜寿一百一十二岁，禹寿一百岁，等，言之凿凿。其他如《世本》、《古史考》、《皇王大纪》、《路史》等亦有类似记载。清王鸣盛云：“《帝王世纪》所说世系纪年，亦皆以意为之，几乎无一可信。”袁枚也认为上古帝王“世系难考”pJ，这是合乎实际的。司马迁写《史记》，取材是比较慎重的，曾说：“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然而他在写《五帝本纪》时，也受了“不雅驯”旧说的影响。如写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假定尧二十岁即位，他也活了一百三十八岁。又如关于舜的年龄，说他“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实为一百岁。以后裴驷、司马贞、张守节等也取法《史记》承袭旧说。孔颖达作诸经疏，间亦引之，可见明知这些说法荒诞不经，依然也姑妄言之。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帝系》十九载：文王年九十八岁，武王年九十三岁。文王死后，又十年而武王死，则文王长武王十五岁。

故《大戴丰LiF3}云：“文王十二而生伯夷考，十五而生武王。”十二岁就能生子，真是奇迹。又武王死，其子成王年幼，赖周公辅政。这时成王究竟多大岁数?一般史书记载为十三岁，所以不能亲政。九十三岁的老翁死时其子才十三岁，也令人怀疑。故清人崔述说：“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长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可见文王、武王的年龄，也是杜撰虚构毫不足信的，经现代一些史家的分析研究，认为武王年龄在四十左右，文王在六十左右，这才合乎情理。又太公望(即姜尚)的年龄问题：太公望是青年时代投向文王的，以后辅佐武王帅兵伐纣，建立了不朽功勋，封于齐，后称太公。后人见“太公”二字，望文生义，以为一定是一位白发老翁，所以后世的小说中有“太公八十遇文王”之说。实际上《史记·齐世家》记载周文王见吕尚，与语大悦，说：“自吾先君太公日‘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原来“太公望”不是年龄大，而是由于太公等待得太久的缘故。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人的寿命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逐步提高的。古代生产水平低下，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力差，更谈不上卫生、医药条件，年寿必然短，如旧石器中期的“北京猿人”，平均寿命为十四点六岁，夏商时代不超过十八岁。西周至秦汉时代为二十岁，在解放前夕，也不过三十五岁oLSJ我们不能用今天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的基数来衡量几千年前的古人。

二、“子婴父子作权”所引出的年龄问题

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在位三十七年，死年五十岁(四十九周岁)，这是史家共认的事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死，二世胡亥即位，时年二十一岁。胡亥为始皇少子，史书并未言明嫡出或庶出。二世在位三年即为赵高所杀，其终年为二十四岁。二世死，子婴继立为秦王，子婴乃“二世之兄子”，即始皇之孙。子婴这时的年龄究竟多大?史书无载。据推算，因古人有早婚之俗，姑以十六至十八年为一代，子婴继位之年为二世三年，那么始皇若在，也只五十三岁，其长孙的年龄最大也不超过二十岁，即便子婴已有儿子，也不过懵懂儿童。但子婴即位后，却干了一桩惊世骇俗的大事，就是密谋诛杀了权臣赵高。该篇曾如是写道：“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日‘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佯)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分析得有理有据，鞭辟入里，十几岁的少年，思想早熟，还说得过去，但子婴在杀赵高的过程中，曾“与其子二人谋”，这就使人费解了。子婴有两个儿子，居然还能参加密谋诛杀赵高这样的机密大事，这绝不像十岁以下儿童所能干的。又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子婴)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

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如此看来，子婴杀赵高是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谋划进行的，那么子婴杀赵高时至少得有三十岁，如果子婴是秦始皇的孙子，秦始皇必须二十二岁前就得有孙子，这与生活常识不符，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两千多年来留下了一团疑云。对子婴年龄的考查，虽无具体数字，但史家都把他当作“小子”看待。这不是对能力的卑称，而指年龄的幼稚。如班固在《秦始皇纪》末的评论中就两处指子婴为“一日之孤”和“小子”，可见子婴未成年，是史家所共认的。但子婴是否真有可与策划杀人的两个儿子呢?史家也是首肯的。班固对此接着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悦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卢牖之间。竞诛猾臣，为君讨贼……”班固这不是肯定了子婴父子“作权”谋杀赵高的果敢行为吗?班固还补充了几句赞扬子婴的话：“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1对子婴有两个能参与重要策划的儿子这一问题如何理解，史家又都一致认可，并未提出疑问，从事实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看法是文字错讹，很可能是把“兄”字错为“子”字。

如果真是“兄”字，则原文为“子婴与其兄二人谋”，而且此“兄”是其宗兄，这样就近乎情理了。“始皇之子见于纪传而可考者十六人，并扶苏、胡亥共十八人”，始皇的孙子必然更多。后项羽入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子婴有宗兄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年龄也会超过十五岁。这一字之错，究竟始于何时，我认为《史记》原作不错，在东汉初年班固作论时也不会错，错在以后的辗转传抄。是否如此，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三、汉高祖刘邦年寿考

汉高祖刘邦年寿有两说：一为《史记》卷八考证，《集解》引皇甫谧日：“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三。”实际按以上年限推算当为六十二年(前256一前195年)。一说为《汉书·高帝纪》臣瓒注：“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二说相差九年。今《辞海》两说并存，但二者只能存一。汉高与卢绾同年同月同日生，史书也未载明是何年。汉高起沛，卢绾从军，屡建功勋。汉五年八月，高祖已定天下，立卢绾为燕王。卢绾这时的年龄如从低数(即五十三岁之说)算，当为四十六岁。以古人年龄看来，算是壮而偏上。当时的燕地，北御匈奴，捍卫中原，如非亲信和得力大将，汉高是不会轻易授此重任的。卢绾这个年龄与地位是适合的。如从高数(即六十二岁说)算，则为五十五岁，已成老翁，似乎不能肩此重担。到汉十二年卢绾反入匈奴，又隔十五年后，卢绾的妻子回到汉朝。看来五十三岁之说，比较可靠。与高祖同时起兵的萧何、曹参都卒于惠帝时，周勃卒于文帝十一年，距高祖逝世已二十六年，高祖寿为五十三岁之说，较近实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曾说：“羽少汉王十五岁。”又注云：“项羽本纪，初起时年二十四，时高祖年三十九。”又徐广注l“项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岁生，汉五年之十二月死，时年三十一，时高祖四十六。”从王鸣盛之说，可得出结论：高祖三十九岁起兵，四十二岁为汉王，四十六岁统一中国，五十三岁逝世。从三十九到五十三这十多年间，汉高都是在戎马倥偬的战场上度过，年龄也恰在四十至五十左右，如从“高数说”计算，则增加九岁，已近衰老。尤其是去平定“黥布之乱”时，若以六十老翁御驾亲征，显然有些勉为其难。汉高十年，刘邦的母亲和父亲相继逝世。如果以“高说”算，刘邦这时已满六十。其父母当然是八十以上的人了，何况刘邦还是老三(刘季)，因此“低数”是恰当的。

四、惠文景三朝的年龄花絮

汉高祖子女甚众，吕氏生鲁元公主及惠帝刘盈。关于鲁元公主，史无生年记载，在汉五年嫁与张耳的儿子张敖为妻(《汉书·张耳列传》)，高祖死，刘盈(即惠帝)即位，时年十七(应是十六)，在位七年死，年二十四(应从《史记》为二十三)。对于历史人物的年龄，我们宁信其少，不信其多。因为古人尚虚岁，只要跨了年就增加一岁。惠帝四年(时年二十岁)，立其姊鲁元公主之女张氏(《史记》和《汉书》均无名字)为后。鲁元公主在汉五年出嫁，即使次年生女，到这时也不过十岁，舅父与外侄女相婚配，这是汉代的陋习，姑且不谈，但二十岁的青年与十岁的少女相婚，确实是不伦不类。这是吕后为了“亲上加亲”一手策划的“好事”，无怪惠帝死后，这位新寡的皇后，当时还不过十三岁的小姑娘，当然无生育可言。皇后无子，吕太后乃“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汉书·高后纪》)。其实惠帝与后宫美人生的儿子还多，就在吕后临朝称制的元年。就封了惠帝后宫子五人。即刘强为淮南王，刘不疑为恒山王，刘弘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刘武为壶关侯。皇后张氏不育确是事实。吕后死后，文帝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史记》注：“徐广日：‘年四十七’。”《汉书》注：“巨瓒日：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也。”(《文献通考》所载同《汉书》)史汉所载，又有一岁之差。文帝死子景帝即位，“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寿四十八”(《汉书·景帝纪注》)，按上面两个年龄推算，文帝只比景帝长十四岁，那么文帝就得十三岁结婚，十四岁得子，这可说是“早熟”的典型。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汉战争，中原一带饱受兵灾，人口大减。汉初为了发展人口奖励生育，曾降低女子的结婚年龄。如惠帝六年，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春秋末年“越王勾践令国中女子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为了弥补人口锐减的创伤，急于增殖人口，汉初统治者竟迫使雏鸡产卵，这也算是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