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衍莹

王祝晨胡适傅斯年青年时代的邓广铭

1948年9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外宾在孑民堂前留影。前排右五徐悲鸿，右六胡适，左一季羡林，左二黎锦熙，左三朱光潜；第二排左三饶毓泰，左七郑天挺，左八冯友兰，左九廖静文；第三排左五邓广铭。都是北大的名人。（《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957年6月30日山东文化界人士在京合影。

一

1949年夏上海解放，我高中毕业后考上北大，准备来北京上学。我在上高中前曾在上海武训学校上过学，校长兼语文教师李士钊是我的恩师。李老师告诉我，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邓广铭是他和臧克家老师（在武训学校教“诗词”课，也是我的老师）的同乡（郭衍莹《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成立始末》，《上海地方志》杂志2011年2期）。又都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好朋友。邓广铭后来考上北大史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山东人最讲义气，你去北大后可以找他，会得到一些照顾。就这样我以李、臧二位老师的学生的名义，去北大红楼校长办公室找到邓老师。

那时的邓老师精神焕发，动作敏捷，一口浓重的鲁西口音，快人快语，完全是精干的山东汉子的模样。那一年他42岁，我18岁，我叫他邓老师，并说我虽学的是化工，但从小酷爱文史，只因父母担心学文史将来找不到工作，所以才改为学理工，将来有个铁饭碗。我来之前李、臧二位老师还嘱咐我要拜您为师哩！他笑了笑，说你在学生时代还是先认真学好本专业的课程。邓又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史学方面的人才。我的老师（他没说是哪位老师）就说过：“中华民族文明绵延五千年不断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历史学家的贡献”。最后他勉励我要尊重老师，“为学莫重于尊师！”古今中外那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是靠几位名师指引，最后才走上成功之路。我赶紧点头说“是”。

此后邓老师每有空闲时就叫我过去聊天，问我有什么困难，叫我不要拘束，到后来我也居然忘了他是我的前辈，两人成了忘年交。1950年夏，李士钊老师也调来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地点就在什刹海附近，离红楼不远，所以我们经常一起看望邓老师。他俩多年不见，见面相互拥抱，坐下来无话不谈。有人说教历史的老师最健谈，因为他们肚子里有货，古今中外，满腹经纶，所以我们聊天的内容很丰富。我们问邓他是如何当上胡适校长的秘书的？他说胡适上任后第一件事是精兵简政，校长办公室只有他一名兼职秘书，而且不另发薪水。因此各个系都是兼职秘书，只有各学院或者大的系才配一名专职秘书，邓很乐意给恩师当秘书。他说1947年胡适刚上任时在北大师生中威信很高，北大学生听说学校要更换校长，就自发在民主广场打出标语：“欢迎胡适先生回北大任校长！”北大很多老教授更是很早就联名上书教育部，并联名致电胡适：“火德三炎，非先生德望无以济事”（李传玺《抗战胜利前后北大校长的易位》，《书屋》杂志2019年5期）。胡适上任后矢志要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大学，邓说他很乐意帮助恩师把北大的事情办好。

到了1951年，我们这个快乐的三人聊就告结束了。李老师忙于文化部的工作，邓老师忙于参加学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我则忙于航天部的创建，就很少来母校，直至改革开放之后。

二

邓老师说胡适和傅斯年都是他的指导老师。这两位恩师由于名气大，他们开的课程听课者甚多，经常是满座，有时甚至连过道上都站满人。但两位老师看出邓是个好苗子，特准邓可以按需随意选听他们开的课。他的大学毕业论文《陈龙川传》就是由胡适建议，帮助修改并亲自写出评语。他的成名作之一《辛弃疾年谱》是胡适指导，并由胡帮助申请到资助后完成的。邓回忆说，胡适对待学生的特点是“严”，只要他发现学生的论文中有错误，哪怕有个小漏洞，他就要求学生推倒重来，马上重新找依据，重新论证。至于傅斯年，邓说他对待学生的特点是“苛”，傅只要发现邓稍有点空闲，就催他找资料、写论文。傅还认为邓最适合研究宋史。邓说他之所以选择宋史作为终身学术研究方向，多半是傅“逼”出来的。

邓还绘声绘色地介绍胡傅二人的一些趣闻。他说胡适虽是傅的老师，但只比傅大5岁，两人站在一起傅似乎比老师还老气。但傅每次见到老师都是毕恭毕敬。不过两人性格作风迥异。胡适温文儒雅，待人和蔼热情；傅作风强硬，说话动辄慷慨激昂，对人不讲情面，人称“傅大炮”。

邓又说在学术上两位老师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勤于思考，不因循守旧，能提出很多新的论点。老一辈做学问的严谨精神很值得年轻人学习。例如他俩都不赞成钱穆老先生关于宋朝“积贫积弱”的说法，倒和另一位大师陈寅恪的观点很接近。陈老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高峰是在宋代，而非人们常说的盛唐。胡傅二位老师则都认为宋王朝经济上空前富庶繁华，是由于在历代王朝中它最重用文人，因而才使中华文化、经济达到新的巅峰。宋史可谓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但由于屡遭外族侵略，所以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可歌可泣之事甚多，因此很值得青年学者去开发，研究。邓广铭在这两位导师“严”“苛”的要求和指引下，在宋史方面的成就青出于蓝，成为宋史泰斗、史学界一代宗师。

三

季羡林曾说胡适是个书呆子。其实他当校长后也很重视教学改革和整顿校风，为此还常和下面发生争论。据邓广铭回忆，至少有两件大事争论得很厉害。第一件大事是争论“半个世纪来谁对北大贡献最大”问题。胡适早在上任前就听说北大校内流传“对北大发展贡献最大的三个宝：严复、蔡元培和蒋梦麟”。傅斯年对这些流言拒不表态，胡适却不以为然。1946年9月胡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称：“北大是由于有三只兔子而成名的”。其中“老兔子”是蔡元培，1867年生，属兔；“中兔子”是陈独秀，1879年生；“小兔子”是胡适本人，1891年生。胡适的这段幽默发言当场就遭到几位文学院老教授的质疑。他们主要意见在于陈独秀学历浅，不够教授资格，却每月领300大洋的教授最高津贴，有的老教授还“揭发”陈的日本大学毕业证书很可能是伪造的。他当北大文科学长，却从未给学生讲过一堂课，他写的诗词有的连基本平仄规则都不遵守，或者他根本不懂。胡校长当场对此一 一反驳。

这段轶事我除听邓老师说过外，还在北大100周年校庆时请教过老校友陈继兴。他说当年他和另几位学生代表就在会场上，大家戏称这是“胡校长舌战群儒”（陈继兴《成就北大的三只兔子》，《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4.1 (56期)）。大家怀疑，这些老教授背后得到傅斯年的支持。大家都知道陈独秀是胡适的伯乐，虽然后来二人因世界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在文学革命上胡适一直奉陈为开路先锋。他曾公开宣称，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应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这当然是傅斯年他们不能接受的。

第二件大事是如何对待敌伪时期“伪北平大学问题”（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记事（1898—1977）》，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王诗琴、黄文一、杜家贵《红楼寻踪》，《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8.4（44期））。抗战前老北大的全盛时期拥有文理法工农医六大学院。其中北大工学院的前身是1903年成立的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比1911年成立的清华大学还早8年。后来工学院的名称、隶属关系等几经改变（但校址一直在西城的端王府）。抗战后北大的文理法三院内迁至昆明，和清华、南开二校合并成西南联合大学。而工、农二学院则去了汉中，分别和当时的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合并。抗战胜利后北大回北京复校，但工、农二学院却留在西北，成为后来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的前身。抗战期间，敌伪在北平也办了个伪北平大学。下面也有工、农和医学院，学生颇多，校舍、教学设备甚至还有个别教师都是老北大的。于是北大就面临如何对待“伪北大”问题。

当时傅斯年代理校长，他硬性规定北大新的工、农、医学院成立都应从1946年算起，不承认伪北平大学的工、农、医学院。他还硬性规定：凡是在伪北平大学当过教师的（例如鲁迅弟弟周作人），一个也不留用。凡在伪北大念过书的学生，需经甄别和严格考试，合格后方承认其学历。这就引起一大批学生反对，甚至游行、绝食，反对给自己扣上“敌伪学生”的帽子，但傅坚决不肯退让。

胡适上任后采取温和、包容和接纳大部分北平大学学生的策略，一反傅的过激做法，团结了广大师生。他明确表态：现北大工学院就是前北平大学工学院之续身。1947年10月30日工学院举行成立44周年纪念,胡适到会讲话。（《北京大学50周年纪念特刊》（胡适题字），北大图书馆馆藏；北京大学工学院1948班毕业同学录（胡适题字），北大图书馆馆藏；李咏梅主编《青春梦·北大根》，北大出版社，2013年11月版）他说：“工学院历史很长，已有44年，已从一个专门工业学校发展成北大一部分；他虽几次改名，这不要紧，怎样改也是国家的学堂，是‘咱们的’学堂！”（上海《申报》，1947年9月30日）

胡适当北大校长两年半，有功有过（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最大的“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不听党中央召唤，坚持离京出走。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蒋介石一再催促胡适火速离开北平。已经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更是三天两头催促胡适，尽早带领一批教师去台湾，还特地指名邀请邓广铭、毛子水等人去台大当教授。中共方面劝说胡适留下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胡适的几位学生也是地下党员（马句《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的往事》，《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2.9(53期)），纷纷潜入北平，通过多种方式轮流做胡适的工作。邓广铭也加入“劝说”队伍，恳切希望自己的恩师留在北大继续当校长，但遭胡适拒绝，而且还反过来劝说邓随他一起离开北大。邓争辩不过自己的老师，只得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胡适见邓已铁了心，此后就不再提了。

四

邓广铭的启蒙恩师是山东省立一师校长王祝晨。

季羡林老先生曾说过：“恩师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机遇，尤其是启蒙恩师……因为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最为重大。”邓广铭自然非常珍惜这个机遇。

邓广铭于1923年16岁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臧克家、李广田是他同班同学，也是他最好的朋友。省立一师创建于1902年，是山东著名的重点中学。校长王祝晨是山东省教育界老前辈，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初期，曾担任山东好几所著名中学的老师和校长。他不仅亲自给学生们讲课，提倡严谨治学，督促学生学好知识;还带领学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引导学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民主”和“科学”。学校实际上成为当时山东新文化运动传播中心。学校特地聘请北大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作短期讲学，大大开阔学生的眼界。还邀请国内外名人杜威、泰戈尔、胡适、陶行知等人来校参观。邓在他的《自传》中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这许多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名字，也都在我的脑子里占有了地位。”“我在此求学的四年间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王校长是我的启蒙恩师。”王祝晨还鼓励邓他们毕业后去五四运动发源地北大继续求学。1927年，邓广铭因反对军阀张宗昌指派的新校长而参加罢课，被学校开除。此后他刻苦自学，终于不负王校长期望，在1932年考入梦寐以求的北大史学系。

王祝晨当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师和校长，桃李满天下。省立一师也被誉为山东省名人的摇篮。有人统计，王老师的学生中，仅大师级的、党政高层领导、两院院士和国家级专家教授的，至少五六十人。他的学生中，从事党政的有王尽美、邓恩铭（二位都是中共创始人）、省长赵建民、副省长李澄之等；当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和国家级专家的有彭实戈、苗瑞生10余人；在文艺领域的学生就更多，除了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安波和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马少波外，最有名气的就是被文教界称为王祝晨四大弟子的四人：即国学大师季羡林、诗人臧克家、散文家李广田和史学家邓广铭。这些弟子尽管都已是名人、要人，甚至省长，但都不忘师恩，他们在恩师面前毕恭毕敬，像是一群小学生聆听慈父的教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想这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1957年6月30日是山东文教界人士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是星期天，适逢正在开会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休会，山东人大代表王祝晨提议和其他代表赵建民、李澄之、何思源等一起去西郊宾馆看望在那里开会的山东文教界人士。其中有山东地方志座谈会的代表（注：关于我国各地编写地方志，是王祝晨首先向中央提议，并得到周总理的首肯），有山东文艺座谈会的代表，有山东各民主党派组织来京参加鸣放的人员，还有的是听说王老师去西郊宾馆因而赶来看望老师的在京山东各界人士（我当时闻讯后也赶去看望邓广铭、臧克家和李士钊三位老师）。

这些人在北京留下了珍贵的合影。会议名称“山东旅京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界地方志座谈会”。王祝晨建议大家就如何推动山东的科教文艺事业交换意见。在照片中，王老师被推坐正中，他的右一是山东省省长赵建民、右二是副省长李澄之。照片共55人，几乎囊括山东所有资深名人。如臧克家（二排右八）、邓广铭（二排右四）、李广田（二排中）、李士钊（最后一排左一）、陶钝（一排左五）。还有吴伯箫、何思源、李苦禅、安波、马少波等山东著名人士有待辨认。只是王的大弟子，国学大师季羡林正在国外考察，没能参加聚会。有趣的是这些人大都是王老师的学生。

王祝晨在教育阵地像老牛那样辛勤耕耘了一辈子，学生们亲切叫他“老牛校长”。臧克家曾代表邓广铭、李广田两人在山东报刊上写专文悼念。文中深情回忆：“我们的老‘牛’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四五十年，他闯关似的闯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他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站就是数十年，这是容易的吗？这是人人能办到的吗？我亲爱的老‘牛’校长，我忘不了你给我们的思想教育，我们常常因为想到你而产生一种精神力量……”

郭衍莹，1952年北京大学电机系（电子专业）毕业，1957年参加航天部创建。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等职。职称研究员，现已退休。被评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