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 ... .. .. 历史的主角与配角 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社会的变革，人类争取自身权利、改变命运的进程尽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在关键处往往还是离不开个人特别是被历史推到浪尖上的重要人物的性格、品质、思想取向等细小的因素，当“细节决定成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之后，读史的人也更留意细节了。在找到“主角与配角”这把钥匙之后，我发现在戊戌变法之后的近代重大转型中，许多纷乱的千丝万缕的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了。 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袁世凯与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之间、梁启超与袁世凯、国民党之间……他们的关系，或不能合作、或分分合合，或面里不一，最终演变成暗杀者有之、水火不容者有之、兵戎相见者有之，说白了，无非是谁占有这个舞台，谁扮演主角，舞台之争、主角之争背后固然也有不同观点、不同政见也即不同剧本之争在起作用，骨子里还是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所致，鲜有人愿意主动、自愿地扮演配角，更不要说堂堂正正的群众演员角色。历经艰难、缔造民国的黄兴诚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他有强烈的配角意识，从未有过取代孙中山的打算，同时又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以主角的是非为是非，能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仅凭这一点他在近代史上就是光华四射的。

当然，最具有健全角色意识、不卑不亢的还是年轻的宋教仁，他的死真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损失。不过，正如黄远生所言，看看后来民国的政治格局，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枪就是王、没有武力就没有发言权的态势，即使他活着，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所以幸还是不幸，还是一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像宋教仁和蔡锷这样两个阳光般的人物，曾在我们近代的天幕上流星般划过，足以给我们后世的读史者一些安慰。角色意识的一边倒，主角意识的畸形发达其实根植于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深处，不是近代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项羽、刘邦早岁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架势，情不自禁地发出“彼可取而代也”和“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尽管两人性格不同、感叹方式有异，但根本上是一致的。上个世纪40年代，王芸生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只看见英雄，惟独看不见人民。其实不是没有人民，而是人民中的普遍意识照样是成王败寇，赢家通吃，没有失败者立足之地，所以只容许舞台上一个主角，独自登上高处不胜寒的大舞台，唱“大风歌罢云飞扬”之类的独角戏。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等又一轮主角之争，张献忠在面临失败、无法挽回之际，他的选择是向普通民众开刀，大开杀戒，遍地流血，原因就是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留给别人。

到了近代，这一切自然都在发生变化，异域文明投射过来的光与影，康梁长期流亡海外、孙黄宋和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有海外流亡、学习的背景，近代史上的这些重要角色，来自维新、革命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对世界大势、对近世主流文明并不是无知陌生的，无论是创立民国还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都是对“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一种刷新，一种全新的超越，一种石破天惊的转变。 成败固然有很多原因，多少世代累积起来的政治文化心理，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的，他们固然可以在平地上造起民国的楼阁，选出国会，定出宪法，推出总统，组成内阁，但仅仅拥有这些形式还是不够的。当然形式很重要，民国诞生，这是亚洲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意义之大毋庸置疑。袁世凯生在转型之际，除了朝鲜，他没去过其他国家，对外来文明的了解极为有限，他是个传统型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他注定了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人物，他的旧瓶已装不下新酒，他只能回到老式的帝王政治的路上去。历史也不会再给予他多少机会。皇帝梦在经过晚清以来各种思潮、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之后，差不多已经做到了尽头。人心已变，他最后免不了以灰溜溜收场。他那位有文学才华的次子袁克文与野心勃勃的长子袁克定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曾以诗“明志”，劝说父亲：“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一个终生与权力打交道、对权力有着无穷欲望的人来说，这样的劝说注定是无效的。

我想起袁世凯当年被罢官回乡、垂钓洹上时写的那些诗，一方面他固然吟唱着“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诗句，还拍照送人，演得惟妙惟肖，不过即使看他那幅广为流传的“孤舟蓑笠翁”照上，那双电光四射的眼睛也是遮掩不住他的内心世界，更何况他的诗中更多的是这样的句子： “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在垂钓洹上的日子里，袁世凯也没有一刻忘记过“长安”。即使在他登上总统之位后，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对他的批评，早在“宋案”发生一年前，1912年4月，戴天仇就多次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大总统之叛逆》等锋利无比的短评，但这丝毫无损于袁的主角地位，直到他帝制自为，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呼拉拉袁家王朝倒塌。袁世凯当时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似乎是必然的，这里面有中国习惯的心理在起支配作用，自古以来我们的所有社会变动几乎都是武力造成的，即使到了辛亥之际也不例外，包括观察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这么看：“唯一真正的保障就是武力，靠武力解决问题。看起来，迄今为止袁是唯一有能力应付全国局面的人。”这几乎是当时举国上下包括外国舆论在内普遍的共识，这一“非袁不可”的心理就建立在袁所掌握的优势武力基础之上。

黄兴由于饷械严重缺乏，空有兵权，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主张通过和谈建立共和，认为自己下不了北伐的动员令，只有切腹以谢天下。主动权因此落在袁世凯之手。 、黄功成身退，高风清骨，打破了几千年来抓住权力死不放手的积习，开启了全新的政治文明模式。蔡锷反对袁氏家天下，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不为一己图私利。历史的真正主角是他们，而不是那些生前手握重兵、霸占权力舞台、颐指气使，曾经显赫一时的权贵、军阀。 在这幕主角之争的历史大戏中，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成与败、悲与欢、生与死、阴谋与热血、光荣与屈辱……中国近代的转型最终未能摆脱旧时王朝崩溃之后逐鹿天下的模式，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在无数可以重新认识忧患丛生、风雨仓皇的中国近代史的视角中，我深知以“主角与配角”切入，仅仅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但这毕竟是属于我自己的视角，我喜欢。不同的人读史可以看出不同的景象，我总是不能忘记鲁迅关于《红楼梦》的那段话：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老实说，读史也可作如是观。 主角还是配角，这是一个问题 杨翼飞 不论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康有为与孙中山之争，还是帝制与共和、袁世凯与宋教仁之争，清末民初那段纷纷扰扰错综复杂的乱局离我们已有百年之遥了。

那些往事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其间的人物风流似乎也越来越模糊，然而，正是那乱象纷呈的近代大转型决定了今日中国之形态。 傅国涌从“主角与配角”入手，为我们解读清末民初的纷纷乱象。其实，主角之争，就是利益之争，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这些也算是“枭雄”的人物，争的就是独占胜利之果。不容他人做配角或群演，自己也不愿做配角或群演，是群体心理问题，是政治文化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做配角或者群演，下场必然是死路一条。容许他人做配角或者群演，下场就可能成为他人的阶下囚。这是大一统的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谁让天下只有一个皇帝。专制制度塑造了“绝对的主角文化”和怀有畸形“主角意识”的人，“绝对的主角文化”和怀有畸形“主角意识”的人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专制制度。置身其中，想做配角或群演亦不可得。 相同的经济形态和相似的王朝更替当然不可能形塑崭新的角色意识。所幸的是中国最终走向了近代，敞开了大门，虽然是被迫的。新的文明因子的注入使古老的民族开始迸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宋教仁、黄克强、蔡松坡……他们的出现开始震撼和涤荡古老的已经充满腐臭和死气的官僚文化。他们或者拥有健全的角色意识，或者甘当配角和群演，从他们身上，我们嗅到的是在宪政和法治框架下和平争斗以“剧本”取胜的近代政治气息。

这正是我们这个玩了几千年政治的老大民族最为缺乏的——我们所长的是腥风血雨成王败寇斩草除根，也正是近代中国甚至现代中国的希望之所在。然而，不幸的是，拥有这样健康的角色意识的人太少了，甚至连改良派和革命党都不能例外，更遑论袁世凯冯国璋这些从晚清官场厮杀出来的旧官僚。最终的结果，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共和国刚刚诞生便被扼杀，中华民族也一次次错失走向一个宪政自由国家的机会，甚至几乎因此而亡国灭种。 78年之后的中国再次向世界敞开国门，这一次中国已经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正因此，中国这次的学习才更为认真和彻底。巨大的经济进步，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再想独占利益赢者通吃已经越来越难，我们开始被迫学会妥协和合作，容许配角和群演的存在，甚至开始甘当配角和群演。但是，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思维意识，又岂是旦夕之间可以改变的？尤其在政治领域，中国的体制仍有大量的地方需要改进，也正是在政治领域，健康的角色意识至今仍然难产。 改良还是革命，帝制还是共和，历史已经做出了解答。但是，主角还是配角，发展还是就此停滞，需要中国人用行动做出解答。 2007年4月27日于武汉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近来对辛亥前后的历史很感兴趣，网易及凤凰卫视网站推出相关专题或视频，受益匪浅。

近十来天终于看完了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一书，有所感想汇总如下： 1.新的视角。作者通过“角色意识”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进行整合，例如：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陈其美：革命“正统”之争？袁世凯：传统型主角的近世标本；宋教仁：健全的主角意识；梁启超：进退之间的角色尴尬；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通过主角的视角来整合历史，有些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一样，通过人物描写将历史串起来。2.让史料说话。本书写作结合了大量当时的档案、书信、报纸等第一资料，不任意发挥，体现了尊重历史的精神，不像当下的《明朝那点事儿》等历史小说天马行空用文学的手法来想像叙述。 3.历史的发展是合力发展的结果。通过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陶成章、陈其美等之间的分歧，将辛亥革命的那段历史的复杂、纠结、人性描写的丰富多彩，读出了在教科书中永远也读不出的味道。历史的发展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一个预设在那里，几乎更无规律可循。 4.民主重在研究和建设。书中描述了很多人物，宋教仁的思想对我触动很大，对于当下也有指导意义。宋曾在日本留学六年，研究了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

在理论研究方面，宋教仁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物的前面，正如他亲口所讲的：“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民国建成后，只有认真的宋当回事，其他人似乎真的当成了玩笑，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宋曾积极组建政党，学习美国的两党制，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和政党内阁，试图把一切纳入阳光下的游戏，和平展开政治竞争，这却是袁世凯无法接受的，从而导致了宋的遇刺。宋去世后，送他的挽联中有这样描述：“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看来中国大陆当时需要的是启蒙，当下仍是，更是。但是在台湾，辛亥后的百年或者在宋遇害的不到百年里，出现了国民党和民进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实现了他最初的夙愿——“一国二大党对峙”！1913年宋在武汉演说时讲到：“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政敌，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

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多惮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纲领，就可以求其贯彻了。”百年的话语，如今在台湾成了现实。 “主角和配角”这种新的视角成为了一个前提假设，但在分析个别事情或人物上有牵强附会之嫌。无论主角还是配角，在历史的长河中，后浪推前浪，浪花淘尽英雄！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新与旧、个体与群体、偶然与必然的博弈中完成一次次的代谢、牺牲或进步！在历史上，主角还是配角，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晚清时节，历史的潮流纷杂，谁也一时无法看清楚国家的去向，既有立宪派，也有改革派，更有革命派，在这个历史关口，每个人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归根结地，不管是哪一派只存在着两种可能：国家和私利两者之间做出精当的选择实则不易，所以我们看历史不仅是它的脉络，还要看每个人的角色意识。这“角色意识”是著名学者傅国涌提出来的。6年前，他出版了一册名叫《主角与配角》的书，书的副题是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在那本书里，围绕辛亥革命时代的大人物写的，围绕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袁世凯他们写的一本书，傅国涌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叫“角色意识”。

而在新版的《主角与配角》中，傅国涌剔除了芜杂的历史脉络，聚焦在诸如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这些辛亥革命前后的人物身上，通过其台前幕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近代中国的变化轨迹，刻画出生动的角色群像。作者摒弃了“成王败寇”式的传统英雄史观，深入挖掘这场世纪之变的历史渊源，精心剖析辛亥豪杰的境遇与人格，往往片语解纷，于不经意间揭破重重帷幕背后的历史真相。对辛亥革命的叙述在当下的历史中存在着铺张，甚至于达到过度诠释的地步。确实，辛亥革命距离今天才100年，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识见和眼光去打量它，但却由于这样的一段历史跟当下存在着些许的相似性，于是就掀起了历史的对比，而这样评判历史的眼光实则是狭隘了些，以至于我们看不到晚清时节，固然是战争纷扰、民不聊生，这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执政者的原因，最为关键的是造成这样的局面如果说成历史的积习，倒不如说是，在那样一个西方文化徐徐进入的时代，科举的废除，社会的转型，由此带来的是社会人心的动荡，而这却是社会发展的根基。试想，如果给予晚清政府足够的时间推行改革，是不是还有辛亥革命的发生，至少是晚一些到来的吧。傅国涌在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观察后，他说，我最想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群角”。

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高度发达的是主角意识，我称它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或主角意识。最典型的体现，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两个小伙子，一个刘邦，一个项羽，一个在绍兴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架势，脱口而出“彼当取而代之也”，另一个小伙子在咸阳看到秦始皇，羡慕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是也”。这两句话表现出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一个张扬，一个低调，但内在骨子里相通的是思维方式，做人就要做秦始皇、做人就要做一把手，不做二把手。中国人只愿意做主角，不愿意做配角，大到政治舞台上的人，小到一个家庭里的家长。媳妇熬成婆婆，她熬成婆婆之后，不是去善待自己的媳妇，而是要像自己的婆婆当年待自己一样恶待媳妇，一代又一代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传承。关于这个鲁迅分析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自己做不成皇帝，他要让做成皇帝的人也难受。比如说张献忠知道李自成称帝，所以在四川大开杀戒，目的是什么？你不是要做皇帝吗？把你的老百杀掉，让你一个人乐去。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我称之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不愿意做配角，更不愿做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即群角。高度发达的主角意识，严重缺乏的配角意识，完全没有的群角意识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傅国涌从这三个角色意识去看辛亥革命，但围绕的是大人物，群角意识还没有展开，群角意识也就是公民意识。

不过，谈论晚清和辛亥革命，如果仅仅从表征出发，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是浅显的，这就好像蔡锷反对袁世凯：袁世凯可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更多的人则游戏在主角与配角之间，把握不好这个“度”，可能就走向了反面，这也是宋教仁之所以不被当权者容忍的关键之一。梁启超此时看上去意气风发，但多少有身份的尴尬：与革命派合作与保皇派分离很容易使他很难讨好，因而表现出来的是进退两难。而这显示如果看作历史当事人的局促，更恰当的说法则是，在主角与配角之间的选择，无疑将使他们走向不同的命运。角色定位既有身份的标识，也有利益的关联。而正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演绎成了历史的不同的归宿，辛亥革命不例外。《主角与配角》在今天亦有现实意义：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然后去奋进，这样即使做一个配角，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配角了。在历史上，主角还是配角，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晚清时节，历史的潮流纷杂，谁也一时无法看清楚国家的去向，既有立宪派，也有改革派，更有革命派，在这个历史关口，每个人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归根结地，不管是哪一派只存在着两种可能：国家和私利两者之间做出精当的选择实则不易，所以我们看历史不仅是它的脉络，还要看每个人的角色意识。

这“角色意识”是著名学者傅国涌提出来的。6年前，他出版了一册名叫《主角与配角》的书，书的副题是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在那本书里，围绕辛亥革命时代的大人物写的，围绕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袁世凯他们写的一本书，傅国涌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叫“角色意识”。而在新版的《主角与配角》中，傅国涌剔除了芜杂的历史脉络，聚焦在诸如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这些辛亥革命前后的人物身上，通过其台前幕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近代中国的变化轨迹，刻画出生动的角色群像。作者摒弃了“成王败寇”式的传统英雄史观，深入挖掘这场世纪之变的历史渊源，精心剖析辛亥豪杰的境遇与人格，往往片语解纷，于不经意间揭破重重帷幕背后的历史真相。对辛亥革命的叙述在当下的历史中存在着铺张，甚至于达到过度诠释的地步。确实，辛亥革命距离今天才100年，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识见和眼光去打量它，但却由于这样的一段历史跟当下存在着些许的相似性，于是就掀起了历史的对比，而这样评判历史的眼光实则是狭隘了些，以至于我们看不到晚清时节，固然是战争纷扰、民不聊生，这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执政者的原因，最为关键的是造成这样的局面如果说成历史的积习，倒不如说是，在那样一个西方文化徐徐进入的时代，科举的废除，社会的转型，由此带来的是社会人心的动荡，而这却是社会发展的根基。

试想，如果给予晚清政府足够的时间推行改革，是不是还有辛亥革命的发生，至少是晚一些到来的吧。傅国涌在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观察后，他说，我最想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群角”。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高度发达的是主角意识，我称它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或主角意识。最典型的体现，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两个小伙子，一个刘邦，一个项羽，一个在绍兴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架势，脱口而出“彼当取而代之也”，另一个小伙子在咸阳看到秦始皇，羡慕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是也”。这两句话表现出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一个张扬，一个低调，但内在骨子里相通的是思维方式，做人就要做秦始皇、做人就要做一把手，不做二把手。中国人只愿意做主角，不愿意做配角，大到政治舞台上的人，小到一个家庭里的家长。媳妇熬成婆婆，她熬成婆婆之后，不是去善待自己的媳妇，而是要像自己的婆婆当年待自己一样恶待媳妇，一代又一代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传承。关于这个鲁迅分析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自己做不成皇帝，他要让做成皇帝的人也难受。比如说张献忠知道李自成称帝，所以在四川大开杀戒，目的是什么？你不是要做皇帝吗？把你的老百杀掉，让你一个人乐去。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我称之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不愿意做配角，更不愿做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即群角。

高度发达的主角意识，严重缺乏的配角意识，完全没有的群角意识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傅国涌从这三个角色意识去看辛亥革命，但围绕的是大人物，群角意识还没有展开，群角意识也就是公民意识。不过，谈论晚清和辛亥革命，如果仅仅从表征出发，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是浅显的，这就好像蔡锷反对袁世凯：袁世凯可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更多的人则游戏在主角与配角之间，把握不好这个“度”，可能就走向了反面，这也是宋教仁之所以不被当权者容忍的关键之一。梁启超此时看上去意气风发，但多少有身份的尴尬：与革命派合作与保皇派分离很容易使他很难讨好，因而表现出来的是进退两难。而这显示如果看作历史当事人的局促，更恰当的说法则是，在主角与配角之间的选择，无疑将使他们走向不同的命运。角色定位既有身份的标识，也有利益的关联。而正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演绎成了历史的不同的归宿，辛亥革命不例外。《主角与配角》在今天亦有现实意义：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然后去奋进，这样即使做一个配角，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配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