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丛书（程正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正式出版，是俄罗斯诗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理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件重大事情。我理解，这套丛书的完成，意味着历经100多年的俄罗斯文学理论研究、俄罗斯诗学研究迈过了一道坎，即由鲁迅、瞿秋白、曹靖华、刘宁、钱中文、吴元迈、程正民以及以刘文飞为代表的中青年大约五代专家学者（张建华、张杰、周启超、王志耕、夏忠宪、吴晓都、林静华等），共同夯实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和诗学主题研究的坎、以个案研究为成果的坎，进入整体研究和历史性研究的境界。从我受教于程先生这些年的体会，我感受到，这正是程先生的学术追求。

20世纪俄罗斯诗学发展，是一个从单一流派迎接多种流派挑战，再由多种分散流派逐渐融合、整合为一种具有民族诗学性质的过程，在其标志性理论大师身上，集中体现为多种流派综合的气象。在这一过程中，发掘体裁在艺术和文化内涵上的丰富性，发掘民间叙事对诗学的重大价值，对建立20世纪俄罗斯诗学的世界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俄罗斯诗学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建构，是客观事实。一元走向多元、从对立走向对话，是程先生对20世纪俄罗斯诗学走向的宏观估量，也是与实际相符的描述。20世纪初期，俄罗斯诗学的主导地位是社会历史学派，主要是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相伴而行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沃罗夫斯基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释，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最鲜明的特征。但随即在20世纪的前20年间，产生了诸多非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诗学理论思潮，例如，形式主义、早期结构主义等，形成了诗学话语多元化的局面。

纵观整个20世纪，在“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对立走向对话”这一宏观判断下，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多元融合的特征，在20世纪俄罗斯诗学大师身上得到鲜明体现。例如巴赫金、利哈乔夫院士这样的大理论家，其学术研究既有社会历史学派、文化诗学的特征，又具备体裁诗学、形式研究和结构研究的特征，是20世纪俄罗斯诗学成果集中体现的代表。我阅读程正民先生所著巴赫金诗学研究，看到了巴赫金诗学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而在普罗普的诗学体系里，既包含着结构诗学特征，也有明显的社会历史学派方法因素。

我觉得，在20世纪上半期俄罗斯诗学探寻中，并非一味求得方法和流派的别致，对诗学是艺术再现或表现现实之方法和规律这一本质的思考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成为共识。二是传统的社会历史诗学从未断流，从20世纪初期普列汉诺夫到世纪末的利哈乔夫、尤里曼等，仍然是俄罗斯诗学传统的主流，它一直吸取其他诗学的营养，不断丰富自身。自“别车杜”创建俄国文学社会学批评理论，到维谢洛夫斯基建立历史诗学，二者经过学院派洗礼，一直具有相互借鉴、彼此补充的迹象，即如程先生在解读普罗普学术所说：用历史研究补充结构研究之片面，用结构研究补充历史研究之不足。这一特点在大学者身上也得到了集中体现。

王志耕教授之社会学诗学研究，仔细梳理了俄罗斯社会学诗学发展脉络，我们看到，其线索从20世纪初期到八九十年代，贯穿始终，每一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理论家，每一个时期都有理论借鉴和创新。这进一步说明，在不同历史阶段曾经引领风骚的形式诗学（20世纪10—20年代）、巴赫金诗学（20世纪20—30年代、20世纪70—90年代）、结构符号诗学（20世纪60—80年代）等学派，与社会学诗学是并行不悖、彼此促进发展的，而不是相互替换的思潮。综合看来，20世纪俄罗斯诗学在其最高峰体现着的仍然是社会历史学派为主体的多元融合风范。

对20世纪俄罗斯诗学的整体性和历史性描述，对于程正民先生这一辈学者来说，既具有严肃的理论价值，又具有深厚的情感价值。

程正民先生早先投入精力较多的是俄苏文学，既有理论研究，也有作家作品研究，但是理论兴趣更加浓厚。随后，他转向比较诗学、文化诗学和跨文化研究，关注焦点仍然是俄罗斯文学，集中在巴赫金诗学研究。到晚近一些年，程先生先后领衔两个重大课题团队，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俄罗斯诗学流派展开全面整体研究，显示了整体性把握和历史性描述的思想。程先生这一辈中国学者，内心里有深厚的“以俄为师”情结。第一层意思是，他们对俄罗斯文学十分尊崇，继而对俄罗斯文学理论、诗学理论认可，包括对坚定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现代文学思维空间探索、形式符号结构的敏锐感觉以及辩证思维拓展等；第二层意思是对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和深度介入的意识，在他们的理论耕耘活动里，任何学术都是当代理论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哲学、史学、诗学、逻辑学等，还是其他人文科学理论，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当代理论建设，发挥着构建作用。同时，任何理论也都有自己的历史，拒绝脱离理论自身的历史，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历史命题的链条里叩问和被质问，不断指向未来。

我感受到，前辈们对俄罗斯文学的态度多少具有“宗教性”热忱（仔细体会，其中主要还是拯世济民，还是“主义”和“思想”为主的因素为多），正是有这样的热忱，才会毫无怨言把全部生命付诸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而这一“宗教性”热忱的基础，乃是对新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的责任。程先生以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整体性研究，力图为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一个俄罗斯诗学的世纪面貌。他说的是以问题意识、流派意识、历史意识为牵引，展现诗学从一元到多元、从对立到对话发展的格局，我感觉到一种整体性结构和历史性辩证相结合来把握局面的精神力度。

一个民族的诗性心灵会集中反映到诗学理论话语上来；一个民族的诗学理论话语，也会反映这个民族对文学艺术体验的深度和广度。所以，文学和艺术创作世界的丰富多彩，可以直接联想到其诗学理论的丰富多彩。因此，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之间互为犄角，彼此支撑。虽然不能准确论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创作如何和怎样支撑起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但是，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谢维里亚宁等未来派的创作的确支撑了形式主义诗学纲领，勃洛克、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巴尔蒙特、吉皮乌斯等象征派诗歌鼎力支撑起象征主义诗学，是事实。

因此，20世纪俄罗斯风格多样的文学创作，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叶赛宁、蒲宁、普拉东诺夫、肖洛霍夫、安德烈·别雷、帕斯捷尔纳克、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与此相应，众多主义的诗学理论相伴而生：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流派众多，风格多样。把20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单一化，实际上是对同一时期文学创作的贬低，也是对俄罗斯诗性心灵、诗性思维水平的贬低，同时也是矮化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思维水平。当一个民族的诗学理论话语仅仅局限在一种单一形态，实际上是对全民族诗性思维的贬低和对诗性创作的扼杀。理论的百花齐放永远与创作百花齐放相得益彰，二者缺一不可。那种只尊一种诗学理论、单一诗性思维，却对创作高峰翘首以望，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欺欺人。

“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丛书最可贵的理论品质，不只在展示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整体性格局，还在于展示它的历史性发展关系方面。每一种诗学流派自有其话语形成的历史，有其从何处来的源头，也有到何处去的去处，更有其在形成的历史中与各家各派甚至与自己内部派别的话语交锋的进程。例如，社会学诗学，与现代派的交锋，与形式学派、结构主义的交锋，与庸俗社会学的交锋等。这一系列理论交锋历史的呈现，揭示了流派成熟的过程，凸显了诗学观点和理论立场，其所表现出的人文指向，还告诉我们：缺少理论交锋则不成其为流派；交锋是流派成熟的前提。

诗学理论的发生历史从来不是平淡无奇的，也从来不是苍白无趣的，相反，它充满激情，是信念与信念、趣味与趣味之间的争辩，当然也存在着权力与利益之争，存在着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扼杀。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发生和发展，不缺乏上述传奇。

课题的策划者和实施者追求一种总体把握的学术境界，我体会，这其中未必不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客观呈现研究对象的实际而避免被随意肢解、篡改的情怀，是一种追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怀。这其中，既有科学精神作为基础，又包含着深切的爱——如若没有爱，怎么会毕生献给俄罗斯文学呢？怎么会选择“以俄为师”的道路呢？我以为，这种追求科学精神的情感，就是爱的情感。正是因为有爱，方才要求给予对象一种客观完整的面貌，拒绝被随意肢解和毁坏，方才要求被尊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爱最终是献给中国文学理论的。——须知，中国学者之研究俄罗斯诗学，对于俄罗斯诗学界来说，其影响微乎其微，但它为当代中国人、为当代学人提供了一幅完整的诗学知识图谱，直接丰富了当代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和精神结构，直接影响并奉献给中国诗学理论建设。

以钱中文先生、吴元迈先生、杜书瀛先生、程正民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将一生献给了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甚至不局限于中国文学理论事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俄罗斯文学理论和诗学，但他们在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始终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寄托。鲁迅先生曾经把翻译家称作盗火者，循着这个比喻，我认为这一辈文学理论家就不止于盗火而已，而是将俄罗斯诗学“生火”的技法和原理“盗取”给予了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事业。他们和他们的学术，存在于新中国文学事业血肉之中。因此，我要说，在程先生和他带领的团队身上，我体会到一种对中国诗学理论建设的沉甸甸的情感。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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