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岸的历史诗学

江非 （著名诗人）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其实就是精神史、思想史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独特的诗歌，那些诗歌就是那一时期的历史意识，或者它们正是来源那一历史，也可能正是那一时期的历史精神的开始。诗歌，以它的“情操”表达，暗合历史，也复活和形成了历史的材料和凭证。那么，这就包含了起码三个方面值得探讨的话题：诗歌与曾前史的关系；诗歌与当下史的关系；诗歌与纯粹思想的关系。这是诗歌研究可以涉足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在面对麦岸这样的诗人及其作品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方面。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诗歌业余爱好者看来，他和于坚、李亚伟、殷龙龙、叶蔚然、轩辕轼轲、乌鸟鸟是中国诗歌界目前最好的几位“诗歌史学家”，他们的“诗歌史学”也将因为一种思想与精神的历史力量，而成为我们严肃系统地研究中国当下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几位诗人中，按照出生年代，麦岸和乌鸟鸟生于同代，但是在同样的诗歌“情操”之下，他却和乌鸟鸟以及叶蔚然的“直接动力诗歌史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与于坚的“档案凭证史学”，李亚伟、殷龙龙、轩辕轼轲的“语文学反讽史学”不同，麦岸的“诗歌史学”，更多的处于一种反顾之中，是一种“复活阐释史学”，从观察的视觉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侧面”意识，从诗歌的美学意识和历史本身来说，这是一种处于“媒介”之中的引渡和互证。这表现在他的《塑料旅店》、《星夜信札》、《深夜的革命者》、《陌生姑娘苏珊娜》、《青年马克思》、《中国铁箱》、《蜂鸟，蜂鸟》、《我们亲爱的吝啬鬼》、《三月的花心街》、《傍晚的西西弗》、《致奥斯卡·王尔德》、《冬天的惠特曼》、《青春期》、《鸵鸟的致辞》、《春风辞》、《夏天写一首冬日的诗》等具有浓郁史学色彩的杰出诗作中。在麦岸的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了历史是人对于自我的一种比喻。看到了历史从“众神的作品”向“个人的作品”，甚至是向技术与贸易的作品过渡的一个清晰过程。而这其中，最吸引诗人关注的还是那些事关精神与思想本身的历史。

在《青年马克思》这首诗中，麦岸直接想象了一位思想家的青年时代，也复活了一段十九世纪欧洲大陆的思想史。在诗中，他写道：“莱茵小青年卡尔·马克思/用他一流的母语/写下爱情诗/为童年的好友、终生的好同志/威斯特华伦·燕妮/假如婚后第二年/他没有与另一位好同志相遇/他会一直是个小律师/兼抒情诗人/这不过是我的瞎猜/其实，中学生卡尔·马克思/便以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光荣毕业/并立下为全人类而劳动的志向”。只要对欧洲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诗人在这里所描述的，正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社会现实和精神状况的一个缩影。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与浪漫主义之后，整个欧洲也许都在面临着在“诗人”、“律师”和“为全人类而劳动”之间做出个人决断的选择，面临着是要以诗人的激情继续宣扬人的独立，还是以律师的身份来继续为社会争取法的精神，抑或是继续在理论上为欧洲和整个人类而探索，反思过去，找到人的未来之路。在这首诗里，诗人并没有抽象的去表述一段历史，而是用“复活”式的形象描述，以一个代表人物的人生历程尤其是处于关键选择期的一段历程为对象，鲜活而生动地综合讲述了作者所关注的那段历史。这首诗，圆满地交代了一位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浪漫主义的个人史，明确地交待了浪漫主义作为那个时代的思想与精神特征其为所是的实质，以及在这一实质之下的那个时期所创的历史的鲜明浪漫主义风格。

读这首诗，我们甚至从诗行中作者所渲染的历史氛围中，可以想象并感受到诗中的主人翁写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时的心情和神态，想象到“共产主义”形成发生的情感源头和精神气质，想到思想家在他的那些作品里的文字气息和节奏韵律。这一切就体现在诗人笔下的“莱茵小青年”、“中学生卡尔·马克思”、“终生的好同志”、“光荣毕业”这样的行文之中，体现在全诗的一种欢快的语调和明朗的节奏之中。这是一首形式和内容以及题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诗歌。在这首诗里，作者正是以这种彻底的融合，全面真实地再一次复活并阐释了那个时期的一段重要历史气象和精神轨迹。在选择手段和方法时，作者没有去注意波澜壮阔的正面的宏大场景，也没有去在意幽暗冥晦的背面的理念所藏，而是直接选取了一个活着的“侧面”，以一个暗示和隐喻的双向运动，把作者的历史理解瞬间贯穿于正、背两面，也把读者的思绪带往了这两个方向，甚至波及更远，让人在“燕妮”这个人物所完成的意象的引领下，以接近一尊希腊女神雕像的联想，上溯到了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一首短诗，几乎再现了几百年的欧洲的历史与精神。

然而，这只不过是诗人的“历史诗学”的一半。诗人对于历史的这种“复活”和再现，在实质上其实是一种表现，而并不是一种凭空的行动，或简单的回忆和重复。在“复活”中，历史由于它的个人性选择，已经变了，已经成了诗人的表现，一种建立在历史当下的精神、意识的独特表现。也就是说，这其实是或者只能是一种诗人本身的历史，是一种当下的历史。它不论是作为一个事件还是一个人物，都已经被在一个“侧面”上改造和建设过了。这在麦岸的另外两首诗《塑料旅店》和《陌生姑娘苏珊娜》中有着更为明确的显现和明示。在《塑料旅店》里，麦岸想起的是另一个历史人物克鲁泡特金，这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无政府王子，几乎是诗人所历史地想起的上一位思想家的一种继承，他们大概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处于一个同样的历史问题和个人与思想的困惑之中，并且和同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十月革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上一首诗中，麦岸捧出的是诗中的那位思想家一篇早期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形象地道出了欧洲在一个历史时代中的“选择”和“考虑”，但在这一首诗里，却是主人翁最富盛名的《夺取面包》，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的态度和意识上的犹豫和“考虑”，而是一种直接的行动：“夺取”。不过，这却是一本在诗中隐藏着的书，或者是一种隐藏着的思想：“天黑了，我们只剩下半桶饼干/口袋里的面包碎屑/让我痛恨起克鲁泡特金”，作者在诗作中，并没有直接交代书名或书中的任何情节，只是以开头三行暗示了这本书以及这三行诗与克鲁泡特金这个历史人物的关系。诗人的这种处理方式，很快即让我们想起了那个历史时期的俄国，以及那个时期的俄国历史形势，想到在一个革命即将到来的国度，一个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必然的隐身与流亡的命运。而这个命运一旦形成，必然已经作为那个阶段的历史精神的写照永远存在并返照那段历史。哪怕是几百年以后，一个叫麦岸的中国诗人，再唤起这么一个人物，也只能把他“夺取”的精神和思想，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这一方面，是为了忠实于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更真实地保存那种的思想。所有的伟大思想，都必须以它合适的形式得以保存和不朽。这是诗人的思想，也是麦岸对于历史的贯通领会之处。

然而，这却不是这三行诗以这样的方式在这首诗里开头，最为主要的意义。这三行诗更为重要的是交代了一个“天黑了，我们只剩下半桶饼干/口袋里的面包碎屑”的真实的当下情境。这个情境是眼下的，是基础的，是“夺取面包”的那种行动历史和思想历史得以召唤和完成的大地。这种情景与历史互往，借诗句以表明了作者如下的史观：历史以它精神的活力和不朽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的直觉和可能，只要大地一旦形成，它就会复活和生长，它会生长出一个永远符合自己但却是新的形式；历史永远是新的。不但如此，在这首诗里，麦岸还交代了历史复活的另一个途径，这就是“翻译”：“某年冬天我翻阅过他的自传/译者青年巴金/结果遗失在无政府的故乡”。这里，麦岸指明的翻译者是另一个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在说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来到中国的另一个历史情境的同时，也复活了另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并且说明了历史的保存和生成就是在一种“翻译”之中。我们都在“翻译”历史，“复活”的实质就是“翻译”。“翻译”是从“他”指向“我”的。因此，所有的历史都是“我的”历史。在时间上属于当下，在空间上属于足下。历史是发展的，这句话所有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历史的发展不是一种时间性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和发展，而是一种历史精神的发展。

这是诗人的历史观察，也诗人之所以要这样完成一首诗歌的根本原因。在这首诗里，诗人续后还交代了“有次在一家小旅店/高速公路旁的俄式旧房子”、“天黑了，我们只剩下遥远/星辰被先富起来的人/一一命名”等更为切近和紧张的历史情境，进一步“翻译”了“夺取面包”和那个“无政府主义”精神，并在“世界那么安静/大地如此冰凉/唯有主义赠予的棉花糖/天黑了，我们只剩下虚空”、“我换上一颗塑料心/我看不惯机器芯”、“持续的暗淡中/我们只剩下25瓦的灯泡/但是，主义万岁/天黑了，我们要自己照耀自己”等诗句之中明确地完成、澄清了一种历史感受和新精神的生成。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诗人在把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翻译给自己和自己的时代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关于历史的怀疑，但这种怀疑也同时产生了一种信仰的力量，在这首诗“塑料旅馆”的标题作为一个最终和最现实的历史情境的隐喻的指示下，作者也最终呼出了“主义万岁”和“自己照耀自己”的呼声。这个呼声是诗人给自己和自己的历史的，正是给“我们”的。“我们”就是那个“塑料旅馆”和那个“旅馆”里的房客，“塑料”是我们的历史实质性隐喻。它让我们反省并看到了“持续的暗淡”和暗淡之中的一盏永恒的“25瓦的灯泡”。

这是诗人关于历史也是关于诗歌的一个情感和理性的双重确认。这首诗也和上一首诗一样，实现了在节奏、形式以及修辞术和内容的完美统一。整首诗和上一首的流畅、欢快想比，显得有些动荡、顿挫，甚至在节奏上一度出现了故意的错乱，这一方面也显示了作者在完成这首诗时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暗合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人物必然动荡、起伏的精神本质和命运形式。关于平民历史和历史中的美学精神，麦岸在《陌生姑娘苏珊娜》一诗中做了很好的诠释，也形成了他关于历史精神的“英雄主义”之外的普遍人道主义的补充，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大家可以参照作品自行解读。

《青年马克思》和《塑料旅店》两首诗，是麦岸诗歌中颇具代表性的两首诗作。两首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统一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前一首诗讲述了一种理论上的略显实证的浪漫主义的历史精神，后一首诗阐明了一种行动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精神，代表对象的选择上也恰好保持了由一个系统化的人道主义向碎片化的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完善和自行发展，完成了一种历史的从“日神”向“酒神”精神的过渡，而后一首也完整地补齐了上一首所未能交代的情景，告诉了读者作者为什么要写那个“莱茵河畔的小青年”。这无疑表达了诗人一种“行动”和执行的渴望。但这只是麦岸的“侧面诗学”和诗歌中的“历史诗学”的一角。诗歌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文字抒情行为。从来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关于最高理性的认识。这个认识包括了人类认识的任何一个方面。思考与不思考，思想与不思想，在具体的诗作和诗人身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个区别即是界别一个诗人的最好的量尺，它形成了一种我们对待自己和认识他人的自主诗歌意识。这在于目前中国诗歌的一个诗歌批评伪“现象学”（看看新世纪以来的那些所谓的诗歌时评）和诗人自身“目录学”（看看那些诗人博客上的这目录那目录）的时代，尤为重要。正是对于这种界别的自动掌握，让麦岸这样的诗人，把历史以一种完整的结构和精神带了回来，也把真正的诗歌带了回来，把那些在生活中散落和被在表象上拆散的东西，在人类情感和历史的根本上统一在了一起。这个统一的场所，就是诗歌。这是诗歌的职能也是诗人的责任和能力，这样的能力让诗人更加接近于诗，也让诗更好地完成了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