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温是东吴的选曹尚书，由于牵涉入暨艳案而遭废黜。

暨艳“弹射百僚，核选三署”，得罪了江东的利益集团，被群起围攻。最终暨艳自杀，张温作为暨艳的保荐者，亦牵连被废。

张温三国杀（张温为什么被董卓杀了）

关于张温案的分析，田余庆曾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有过论述探究。田老探微至深，观点颇具启发，不过其结论却存在可商榷之处。

由于田氏撰文时未留意到暨艳的出身问题，因此得出了有偏差的结论。田氏认为张温、暨艳得罪了吴郡四姓，阻挠了孙权的“江东化”进程。关于这一问题，田氏后来在该文再版的注引处也曾做出过自我检讨，治学态度令人叹服。

张温与暨艳罪名相似，因此两案可以合而论之。关于暨艳案我之前曾单独撰文，本文兹不赘述；主要就张温案展开论述。

概而论之，张温被废的核心原因，不在于他得罪吴四姓——因为他与暨艳本就出身吴郡大姓，断不至于自毁前程；其核心问题在于他们得罪了宗室与淮泗集团，因此受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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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在废黜张温时，列举了诸多罪名。比如“称美蜀政”，有通敌嫌疑；比如“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再比如曹丕南下时，张温“悉内诸将，被命不至”，实属违抗军令，见死不救。

然而上述罪名，大抵属于欲加之罪，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替张温与暨艳辩解的骆统，便明确指出这一点。

张温的核心罪名，是因为他曾保举暨艳；而暨艳“核选三署，弹射百僚”，得罪了东吴利益集团的仕进之路。

暨艳与张温“更相表里，共为腹背”，因此受到张温的保荐而为选曹尚书。他在任上的所作所为，大抵受到张温指使。这一点史有明载，无可争议。

张温与暨艳更相表里，共为腹背

暨艳在选曹尚书任上，以“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为由，大量裁汰三署郎，导致留任者“十不存一”。这是他与张温获罪的主要原因。

所谓“三署郎”，即在左、右、五官三署供职的郎吏。三署统属于光禄勋。光禄勋典殿中宿卫，在两汉时属于禁卫军的核心构成部分。

随着光禄勋在东汉末年逐渐沦为清贵冗散，核检三署郎吏的职责也便转归于选曹，即吏部。《通典》注引的《尚书二曹论》对此记载甚明，兹不赘言。

按钱穆观点，“郎”通“廊”，本意是在宫廷中执勤站岗的警卫员，东汉后期逐渐沦为冗散，成为士大夫子弟的仕途跳板。曹操、袁绍、袁术等人早年均凭家世为郎，东吴的朱绩（朱然之子）、吕据（吕范之子）等人亦曾“以父任为郎”。

换言之，三署郎虽然位阶不高，但其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张温与暨艳对三署郎开刀，必然会得罪大量的权势之家。

《朱治传》记载，朱治在吴郡太守任上，每年都会表举大量“公族子弟”与“吴四姓”。公族子弟即孙氏宗亲，吴郡四姓即顾、陆、朱、张。这些郡吏“常以千数”，送至王府者又有数百人。

公族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

毫无疑问，上述两类人物一定是三署郎的重要来源。其实除了宗室与吴四姓之外，三署郎还有一类重要来源，即任子。

郎官既是冗散之职，其来源便相对驳杂。有征拜、察举、任子诸多途径。按干宝记载，东吴实行“保质”制度，把在外镇守的将领家属扣为人质，即任子。

保质之事，亦见于《贺齐传》。昔日东吴将领晋宗降魏，便引兵袭击武昌安乐玑，“取其保质”。

从《吴书》诸列传来看，外任将领当中有很大比例出身淮泗集团，至少在张温、暨艳案发时（224），北人在军事上仍占据主导地位。可知任子郎当中应有相当比例是北人子弟，而孙权重用北人，制衡南人乃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因此不得不谈一谈，张温与暨艳的裁汰对象，究竟针对哪一集团。

暨艳“核选三署”，而张温“与之表里”，前后两任选曹尚书大刀阔斧地针对三署郎开刀，其本质是打破现有格局，重新进行利益分配。

然而张温与暨艳的打击对象，却存在倾向性。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

张温出身吴郡四姓，即顾、陆、朱、张之中的张氏，其父张允亦曾为孙权东曹掾，掌管幕府选举。父子两代皆典选举，可谓显赫。

暨艳亦出身吴郡，《吴书》不详其族望，然而按敦煌文书记载，暨氏也是吴郡大姓，与朱张顾陆并称，号为“五姓”，可知他与张温门第相类，因此气类相通。

苏州吴郡出五姓：朱张顾陆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世江东大族

张温、暨艳既然都是吴郡大姓，那他们在裁汰三署冗员时，必然会对乡里乡亲稍留情面，不至于赶尽杀绝。

因此在公族子弟、吴郡四姓、任子郎当中，真正受到打击的无疑是公族与任子。

问题的关键恰在此处。公族背后是孙权，任子背后是北人。这两类人物虽然不是张温、暨艳的吴郡乡党，但政治能量却不输吴郡四姓。

对于张温、暨艳的玩火行为，吴郡出身的同僚早有预见。陆瑁、朱据均曾警告暨艳，称继续裁汰三署郎，恐怕会“惧有后咎”。

陆瑁是陆逊之弟，朱据是朱桓之弟，二人均出身吴郡四姓。他们出仕稍早于张温，政治嗅觉相对敏锐，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行为的危险性，然而张温、暨艳并未听从，依旧我行我素。

陆瑁认为，天下未定之际，应当“忘过记功”；朱据亦认为应当“以功覆过，弃瑕取用”。实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与曹操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含义相同。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忘过记功”的施加对象。在《吴书》当中，“忘过记功”的待遇，分别被施加于潘璋、吕范、甘宁、贺齐、朱桓五人。

甘宁粗暴好杀，既尝失（吕）蒙意，又时违（孙）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吴书吕蒙传》

甘宁粗暴好杀，时违孙权令

其中潘璋是兖州东郡人、吕范是豫州汝南人、甘宁是益州巴郡人（一作荆州南阳人），贺齐与朱桓出身吴郡、会稽。从比例上看，“忘过记功”更多施加于北人，即淮泗集团。

由此可知，陆瑁、朱据实际是在警告张温、暨艳，裁汰冗员不要过火，不要有明显的针对性。尤其是针对任子郎，需要秉承“忘过记功”的原则，顾及淮泗集团的情感。

因为一旦得罪公族与北人，势必遭到反噬，即所谓“惧有后咎”。从出身角度看，朱、张、陆、暨均为吴郡大姓，这可以视作同乡之间的善意提醒。

事件结局亦如朱、陆所料，随着利益集团的强势反扑，张温被废，暨艳自杀。

虽然张温、暨艳获罪的根本原因，在于二人的改革措施过于激进，得罪了三署郎背后的宗室与北人；但通过对张温罪名的钩沉挖掘，还可以看到张温、暨艳家族与孙氏存在历史宿怨。

孙权在废黜张温时，曾连带怒斥暨艳，称“昔暨艳父兄，附于恶逆”。隐喻当年吴郡豪强对抗孙策的历史恩怨。

张温家族的情况也类似。

张温之父张允，昔日曾是吴郡名士高岱的“八友”之一，高岱被孙策所诛，张允的政治立场可见一斑。

及至张温，又与暨艳“结连死生”，互为表里，乃至党同伐异，打击异己。

从描述上看，张、暨二人在选曹尚书任上有“公器私用”的嫌疑，再加上二人“核选三署”时的种种行径，无疑令孙权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阴谋。

孙权废黜张温、赐死暨艳

其实张温家族由于历史宿怨，起初并不受到孙权的信赖。他三十二岁始出仕，在吴郡四姓中属于标准的大器晚成。

以下列举吴郡四姓（顾、陆、朱、张）子弟的出仕年龄，以为参考。

（1）陆氏

虽然陆康（陆逊从祖父、陆绩之父）被孙策所诛，陆绩、陆逊却依然弱冠登位。

陆逊二十一岁出仕（203），陆绩则出仕于孙权统事时（200），时年尚不满二十。陆绩的卒官年龄（三十二岁），等同于张温的出仕年龄。

（2）顾氏

顾雍“为相十九年”，其子顾邵“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顾邵子顾谭“弱冠为太子四友”。

（3）朱氏

朱桓、朱据兄弟分别出仕于孙权统事时（200）与黄武初年（222），亦早于张温。

从可见史料看，吴郡四姓当中，张氏的出仕时间最晚。实际孙权启用张温，还有赖于刘基（扬州刺史刘繇之子）的竭力推荐。刘基是青州东莱人，属于北人的代表。

张温作为吴郡四姓，出仕居然需要依赖淮泗集团的举荐，其地位之尴尬是显而易见的。

不知是否因为长期疏于官场的缘故，张温居官时行径激进且不加遮掩，出仕未几旋被废黜，且遭到孙权的严厉训诫，所有政绩均被贬低得一文不值。

张温出使蜀汉，得到诸葛亮的赞誉，却被孙权骂为“称美蜀政”；张温出任选曹尚书，又被孙权骂为“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张温入豫章领兵，又被孙权骂为“悉内诸将，被命不至”。

从孙权的恶劣态度中，可知张温身上的罪名大抵是欲加之罪。将军骆统在替张温辩解时，对此便有明确论断（见前文注引）。

概而论之，张温由于历史原因（其父张允附于恶逆）与现实原因（暨艳核选三署），在本就受孙权猜忌的背景下，进一步得罪了宗室与北人，因此永见废黜，结局凄凉。

正如田余庆所言，典选拔士，涉及到权势阶层和当途家族的现实利益，在世局转折的时候，也有可能干犯帝王，引起政治风波。

张温与暨艳典选，恰恰同时触犯了诸多禁忌。既得罪了“多出仕郡”的公族子弟，又违背了“忘过记功”的用人原则，冒犯了北人集团。其下场征兆甚明。张温的同郡陆瑁、朱据对此便早有预料。

从相关记载看，孙权由于担心张温“终不为己用”，甚至一度动过杀心。

孙权在诏令中阴鸷地表示“不忍暴于巿朝”。从选曹尚书暨艳与尚书郎徐彪被直接赐死的记载看，孙权最初无疑考虑过诛杀张温。即使张温侥幸未死，其家族亦深受迫害，一蹶不振。

张温本人“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张温诸弟张祗、张白“亦有才名，与温俱废”；甚至连张温已经嫁人的三个姊妹，也“皆见录夺，饮药而死”。堪称家破人亡，斯文扫地。

张温姊妹，已嫁者皆见录夺

如此凶狠的报复手段，与孙权奉行的“忘过记功”原则严重相悖。考虑到张温案发于黄武三年（224），孙权犹在壮年，尚未发展至“老耄昏愦，倒行逆施”的地步；他对张温的刻骨仇恨，由此足见一斑。

曾与张温有过一面之缘的诸葛亮，听闻张温倒台的消息，最初惊诧数日，之后叹息曰“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

诸葛亮治蜀，奉行“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的公正原则，因此“吏不容奸，人怀自厉”。

不过葛氏在注重公平原则的同时，也懂得因势利导，维护大局。比如他对待李严、廖立、来敏等政敌的处理手段便颇为宽仁，对待孙权践祚的态度也颇具实用色彩（见《汉晋春秋》），维护了吴蜀关系，保障了蜀汉政局的稳定。

相较之下，张温的居官行径既有激进之弊，实际操作中又不能做到持法公平，拟之武侯，相距远矣。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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