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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隶总督岗位上曾任过职的74名总督中，要问谁在这里任职时间最长？这当然非李鸿章莫属。李鸿章自1870年47岁第一次任直隶总督起，先后三次出任这一职务，时间长达近25年，是历任直隶总督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李鸿章（1823—1901）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晚清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有关。特别在担任直隶总督后，他经历了人生最风光的时期。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保定直隶总督府详细介绍（保定直隶总督府开放时间）

今天保定裕华路上的直隶总督署，是清朝建在保定的第二座直隶总督署。该署历时长达181年（1730—1911年），对保定城市地位的提高，以及保定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成为保定城的巅峰鼎盛期。但是到清朝末年时，由于时局、事务和人员原因，在保定的直隶总督署存在期间，清政府又在天津先后设了两个直隶总督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管理涉外洋务和海防事宜，曾在天津设立了“三口通商大臣”（后改北洋通商大臣）一职，负责直接出面与洋人接触。第一任通商大臣为崇厚。开始的时候，此职直属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受直隶省管辖。但后来发现，此职因无行政与军警之权，遇事又离不开地方，然而与地方商办协调又极易导致误事。

最惨痛的教训就是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当时通商大臣崇厚根本无力处理如此大案，清政府只有派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去处理。曾国藩到达天津时，已是案发17天后，此案虽然平息，但最终导致了各方的强烈不满。基于这次教训，清政府决定对通商大臣的设置进行改革，即此职权交直隶总督承担。

第一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是李鸿章。由于天津海防和涉洋事务非常繁重，又非常重要，让李鸿章在保定、天津间来回奔波，实在不便且误事。清政府遂在天津增设一名道员的基础上，于同治九年（1870年）又特许直隶总督在天津再设立一处直隶总督衙署，让李鸿章根据任务情况“轮驻”。

最初的天津直隶总督衙署设在了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天津老城的东北角，今红桥区东风影院附近）。清政府规定直隶总督“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实际上，李鸿章自在天津设了直隶总督署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天津，回保定直隶总督署的时间非常短暂，最后形成了事实上的“移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的这处直隶总督衙署共待了25年，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

李鸿章在做直隶总督期间，他除去把工作的重心移到了天津，在天津频繁与各国商谈外交事务、考察外国商务外，还在天津亲手创建北洋水师、建立各类军事学堂、开设铸造局、火药局、洋炮厂、子弹厂、电报局、洋药公司；创办近代民用工业，支持我国自行修筑第一条铁路；重视教育，开办包括医学堂在内的各类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等。这些活动，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在当时使得他在国内外的威望日益高涨。

而这时的保定却被他冷落不少，保定此时虽然名义上仍是省会，他从始至终都是报以不闻不问的态度。现在我们几乎看不到在他主政直隶期间对保定有何贡献，可以记在他头上的事迹不多。大体上只有这样几件：

李鸿章在保定建的淮军公所

一是创建“新武学堂”李鸿章为了训练淮军成立了该学堂。该学堂仿照英、法、日本的军事技法，让他的淮军掌握新的作战技术，以培养近代化的新型军队。为了提高淮军的文化素质，采取地方学校和军队学校相结合的办法，委托当时的莲池书院承担此项任务。此时莲池书院的院长是桐城派的吴汝纶，系李鸿章的安徽老乡，二人关系密切。李鸿章的打算得到了吴汝纶的热情响应，李鸿章聘吴汝纶担任此项培训的组织主持工作。

吴汝纶愉快的接受了任务，除去对淮军进行西式战法的培训外，还决定帮淮军官兵培训西文和日语，推荐了他的日本学生中中西文都优秀的中岛裁之做淮军的教习，据说培训效果很好。这所培训学校名“新武学校”，后来又改名保定行营将弁学堂。

二是建立了淮军公所该建筑地处今于保定市环城西路220号，是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于光绪十四年至光绪十七年（1888—1891年）经专折奏准，奉诏在保定修建的“淮军昭忠祠”及“公所”（淮军办公驻地）合一的建筑群，并兼有安徽会馆之功能。

李鸿章对建设这座祠堂非常重视，他自己为修建祠堂捐款1.5万两白银，并号召各地淮系将领为修建该祠堂捐款。于是，先后共有包括周盛波、周馥、丁汝昌、叶志超等高级淮军将领63人捐资5.5万多两白银。很快从江南找来能工巧匠，仿照他老家徽式祠堂样式进行修建。工程历时三年，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完工。随即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活动，曾从京城请来戏曲名角在刚建成的祭场内戏楼上演戏数天，以表庆贺。

该祠堂建成后，每年春秋致祭，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祠堂内供奉有淮系总督、提督、巡抚、总兵等职衔者达60多人，其中有抗法保台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刘铭传；有不屈于日寇而临危服毒就义的丁汝昌；有在甲午海战中拼死一搏的邓世昌、刘步蟾；有为抵御八国联军入侵，血战天津八里台英勇殉国的直隶提督聂士成等。

淮军祠堂与公所是一座具有南方和北方风貌的混合建筑体。该建筑前半部的几个院落为徽式建筑，后半部的几个院落为北方四合院式建筑。既有北方的古朴浑厚，也能欣赏到南方建筑的精巧秀美。这是李鸿章留给保定的一座艺术精品，也是研究李鸿章与淮军历史、晚清典祀制度及会馆制度的很好的实物史料。

李鸿章组织编修的《畿辅通志》

三是在保定编纂了光绪版《畿辅通志》直隶省在整个清代共纂修了三部《畿辅通志》。首部修于康熙年间，简称康熙版《畿辅通志》。第二部修于雍正年间，简称雍正版《畿辅通志》。第三部由李鸿章出面组织修撰，简称光绪版《畿辅通志》。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他上任的第二年便上奏朝廷，请求专设修志局，重修《畿辅通志》。同治十年（1871年），同治皇帝降旨准奏。得到同治皇帝许可后，李鸿章在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设立修志总局，延聘翰林院编修、著名的史地及方志学者、时为莲池书院院长的黄彭年担当总纂。在李鸿章和黄彭年的组织下，一大批地方名流和莲池书院的师生参加了纂修。据《畿辅通志》的“纂修职名表”记载，参加此次修志的纂修人员共90人，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五品以上官员（多是卸任的官员）就有35人。另设有总裁、总纂、监修、协修、提调、分纂、襄纂、分校、绘图、收掌、采访等职。

在纂修期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整个《畿辅通志》的编修、刻印，总共花费了11.99多万两白银。为了刻印这部巨著，还专门在保定城隍庙东侧土地祠内成立官刻印书局，设立刻字、印刷两部，共招录了200多名工人进行雕刻印刷。光绪十二年（1886年），《畿辅通志》完成刊行工作，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由于此事完全在保定完成，成为保定历史上一个重大文化工程，也为保定历史文化名城增加了历史元素和色彩。

四是他让保定多了一道风味菜据张社生《绝版李鸿章》说，一年，李鸿章奉慈禧太后旨意出使欧美各国，相传某次他在住处招待美国客人吃晚饭，大概是中国的饭菜香吧，客人很快就把桌子上的菜一扫而空。厨师急了，准备的菜都上完了，而客人根本就没有走的意思。李鸿章急中生智，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和厨师咬了一阵儿耳朵。不一会儿，厨师端上了一盆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什锦大烩菜。美国人品尝后高兴地说：“总督大人，为何这么美味的菜现在才上啊？”李鸿章笑答：“中国人喜欢将最好的东西放在最后。”客人询问菜名，李鸿章大概没有听明白，说了一句牛头不对马尾的话：“好吃好吃！”没想到这“好吃”和英语“杂碎”发音差不多，客人便高兴的用英语重复着“杂碎杂碎”。正在门后的厨师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只有他们知道，刚才中堂大人是吩咐他们将厨房里的下脚料“乱炖”了一大盆，权解燃眉之急。

李鸿章烩菜

后来，“李鸿章杂碎”便一鸣惊人地传开了，国外风靡一时，“凡在欧美的中国餐馆，莫不有此一菜”。“杂碎”实际上应作“杂烩”，即用牛肉、猪肉、鸡肉的不同部位，再加绿豆芽、芹菜、笋、青椒、洋葱、大白菜之类等混合炖煮而成。

李鸿章回到直隶总督署后，曾给膳食总管董茂山谈及此事。董茂山心领神会，便与师弟长春园掌柜王喜瑞共同研究，二人根据保定府自古擅做烩菜的传统，精选上等的海参、鱼翅、鹿筋、牛鞭等配以安肃的贡白菜、豆腐、宽粉等，加入保定的槐茂甜面酱精心烩制，这样便成了直隶的一道特色菜。后经直隶官府历届官厨传承，最后逐渐定名为“李鸿章烩菜”，从此成为保定菜系的一道风味菜。

当然，虽然李鸿章在保定留下了几样历史印迹，但与他在天津众多事迹相比，诸如推行洋务运动、创建北洋水师、扩建天津机器局、开办了各类学堂，还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他在保定的印迹简直是少得可怜。直接的结果是，李鸿章的“重津轻保”和“双署”设置，导致了保定城走向了全面衰落之路。加之他的后任袁世凯继续了他的做法，仍然把重点放在了天津，使保定后来几十年都一蹶不振。

李鸿章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长期主持直隶省和国家外交事宜，一生与列强主持签订了30多个条约，其中不平等条约达12个之多。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李鸿章的声誉一落千丈，而且让他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李鸿章将近八十高龄时，仍以直隶总督、全权大臣的身份与八国联军谈判，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据说条约签订后，俄国代表还对他痛加斥责，又气又恨的李鸿章回到住所后大量吐血，不久后去世。

（转自：保定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