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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是仁义还是愚蠢(宋襄公泓水之战)

宋襄公是仁义还是愚蠢(宋襄公泓水之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趣话帝王史系列第十四讲,春秋五霸的最后一位,宋襄公。这是一位十分具有历史争议的君主,有人称赞他为仁义之君,有人却斥他蠢笨至极,其实,他只是剧烈变动大背景下,守旧派悲剧人物的缩影。宋襄公是仁义还是愚蠢(宋襄公泓水之战)01哥哥,我把国家让给你讲他之前,我们先说宋国。宋国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国都商丘,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市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趣话帝王史系列第十四讲,春秋五霸的最后一位,宋襄公。

这是一位十分具有历史争议的君主,有人称赞他为仁义之君,有人却斥他蠢笨至极,其实,他只是剧烈变动大背景下,守旧派悲剧人物的缩影。

宋襄公是仁义还是愚蠢(宋襄公泓水之战)

宋襄公是仁义还是愚蠢(宋襄公泓水之战)

01

哥哥,我把国家让给你

讲他之前,我们先说宋国。

宋国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国都商丘,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市一带。别看它面积不算大,比不上齐、楚、秦、晋,但它地理位置优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又毗邻多国,交通发达,因此,宋国的国力相当富裕,完全具备争霸的资本。

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周朝的统治名存实亡,周王室沉迷安乐、不思进取,诸侯国蠢蠢欲动,在这大大小小几百个诸侯国中,宋国是爵位最高一级的公爵国。

宋襄公这个人的姓比较少见,他姓子,名兹甫,是宋桓公的次子。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弥留之际,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兹甫和目夷叫到身边,嘱托身后之事。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本来,宋襄公兹甫是嫡子,按照嫡庶尊卑,要说让他来继承王位,也是很合理的。但兹甫此刻面向床榻上的父亲,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他跪下请命:“父王,哥哥目夷比我年长,又有仁德,您应该把王位传给他。”

一旁的目夷目瞪口呆,坚决推辞,最后只能作罢,宋国王位仍由兹甫继承。

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好奇——兹甫把王位让出去,究竟出于真心,还是只是一场作秀?

联系时代来看,当时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内部都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为王位继承权父子相残、兄弟相杀,我们前几讲里的几位国君,大都经历过这样的惨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襄公兹甫的这一行为,就显得是一股清流了。

其实,他之所以做出这种“让国”的举动,和他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身为商贵族遗胄,宋襄公长期受到礼制思想的浸染,传统礼仪观念已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骨子里仍保留着传统的长幼秩序,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很大的保守性。

即位之后,他立即任命自己的哥哥目夷做宰相,主管军政大权,又任用了一批贤臣,大大提高了宋国的国力。

02

等敌人做好准备我再打

如果说礼让王位还能说明宋襄公是个谦虚懂礼的人,泓水之战中的指挥失利则成了他无法回避的最大黑点。

春秋之前军事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君子式战争。礼乐还没完全崩坏,各国之间还要讲点规矩和礼仪,国君也尽力保持着君子之风,讲究承诺守信,谁用阴谋狡诈取胜,就会为人所不齿。然而到了春秋时期,尚礼节的战争观正逐渐让位于尚诈术的战争观,正所谓“兵不厌诈”。

对于这一点,就连作为文人的孟子看得都很清楚,他坦言:“春秋无义战。”在战争几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的春秋时期,过去正义不正义那一套已经讲不通了,越来越多的新战争手段被发明出来,如远程奔袭、迂回包抄、歼灭战、伏击战、“半渡而击”等,过去各居一面、正面对抗的传统作战方式显得格格不入。

偏偏,我们这位宋襄公仍然不喜欢变通。他依旧拘泥于传统的战争礼节,对于新的军事谋略熟视无睹。作为一个军事领袖,他指挥能力不足,决策单一,墨守成规,不知变通,这也是其后来霸业悲剧的原因所在。

这一致命弱点,在宋国与楚国对抗的泓水之战中,暴露得清清楚楚。公元前638年夏历九月,宋国与楚国在泓水这个地方作战,这是一场关乎宋襄公霸业成败的重要之战。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

当时楚兵强大,如果等他们过了河正面对抗,宋国取胜的概率很小,因此正式开战前,哥哥目夷和大司马子鱼都力劝襄公,趁着楚兵过河的时候来个奇袭,直接截杀,岂不方便?

宋襄公却摇摇头:“这样做不仁义,还是等楚兵渡过河,我们再打吧!”

眼看着楚兵顺利过河,陆陆续续上岸,一旁的目夷和子鱼急得火烧眉毛,又心生一计,劝道:“王上,不如趁楚兵上岸,阵列尚未形成之时袭杀,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宋襄公又摇摇头:“这么做还是不仁义,等他们列阵好再打吧。”

就这样两度拒绝,错失了最佳战机,宋国大败,襄公自己的大腿也于混乱中受了箭伤。

本来两国的实力差距就大,假如遵照“不鼓不成列”的传统规则,宋国大概率要吃亏,因此,目夷和子鱼在战术上做文章,接连提出两个好法子,有这样的队友带,宋襄公却没抓住机会,反而狠狠当了一回“猪队友”。

在血腥残酷的战场上,宋襄公一定要等敌人上岸列阵再打,也许有人会被他这一点近乎无知的天真打动,称赞他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坚持礼节,可以说是真仁义。但真仁义也好,假仁义也罢,从这件可以看出来,至少宋襄公在军事指挥上是失败的。

高明的君主可以做到仁义与权谋的平衡,既讲求战争规范和互相尊重,也不忘灵活运用战术,顺势而为。反观襄公,一味强调形式上的“仁义”,弃宋国困境和失败结果于不顾,妄图仅靠礼节取胜,殊不知枪箭无眼,那支射中他大腿的箭矢不会因为他遵守“仁义”就偏开方向。

公元前637年,宋襄公因重伤去世,一代霸主就此走向末路,可以说,这是飞速变换的时代背景下,守旧派贵族悲剧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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