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变法，一曰商鞅变法，二曰王安石变法。这两次变法的结局迥异，商鞅变法是人亡政存，算是取得了成功，并且帮助秦国最终统一了六国。王安石变法是人存政息，算是彻彻底底失败了，最后导致了北宋的覆亡。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讨论的文章也已经很多了，本文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哪些（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企业管理上有一个理论叫作拧麻花理论。企业经营（当然国家和社会活动也是一样）是一种充满了悖论的活动，企业管理就是一种平衡悖论的活动。比如扩张与控制，监管与活力，创新与团建，文化与政策等都是一对对相反相成，相互矛盾的悖论体，共同促进事物的螺旋性发展。企业管理的精髓就是如何平衡这些悖论体，一名优秀的企业管理者一定是高超的平衡艺术大师，如何掌握好灰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是体现一名企业家能力和素质的关键要素。

拧麻花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可以前后拧：在时间维度上一段时间做某事，一段时间做相反的事；也可以左右拧：一个部门负责扩张，一个部门负责控成本；还可以上下拧：高层负责战略和方向，中基层负责执行和落实。只有两端向相反方向拧，麻花才能越拧越紧。人类DNA基因的双螺旋结构和几千年前的结绳不腐都体现了这种拧麻花之美。

治理国家和推行变法显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有太多的影响因素和未知风险，必须要全面考量和认真对待，必须深刻理解拧麻花的道理。而王安石显然不擅长此道。

安石错之一是天真地认为消灭了反对者，没有反对声音，变法就必然能成功。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想当然了，很幼稚。况反对者的意见都是错的吗？也不尽然。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简单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用理财的办法来达到充实国库，提高政府收入，同时又不侵害百姓利益的目的，用王安石的话来说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注意这里说的是用理财的方法，而不是发展经济，做大蛋糕的方法。而众所周知，理财要解决的不是扩大生产的问题，其实质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与好多人说的“开源节流”，王安石变法是开源，司马光的主张是节流的论点是不符的，王安石变法决不是开源。这就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如司马光反对的那样：当一个国家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收入，就必然会减少百姓的财富（这里的百姓包括那些富商，地主）。而要实现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就成了一个悖论。因此当王安石提出变法主张时，可能他真实的目的是卡住政府运作过程中的跑冒滴漏，同时从富商、地主、地方官僚手中转移财富到中央，从而实现政府收入增加而普通老百姓利益不受损坏的目的。但问题是推动变法需要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去执行，而这些人又与富商、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联，指望通过牺牲他们的利益来实现变法目的，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这是变法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消灭了反对派（反对者辞职的辞职，退休的退休，下放的下放）后，这一现象变得更为严重。有反对派在时，那些打着变法旗号谋私利之徒尚还有忌惮和顾虑之虞，行为毕竟有所收敛，一旦连反对者也没有了，必然会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起来，特别是当变法对于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起到一定作用之时，更会激起这些这些官僚的疯狂掠夺。因此原来美好的变法愿景逐渐离它的初衷渐行渐远，最后演变成为一场彻彻底底的祸端。

王安石走入的另一个误区是，组织结构上的一致性并不一定带来结果的一致性。达到成功彼岸的捷径往往并不一定是最短的那条线。就像DNA双螺旋结构一样，事物总是曲折螺旋性发展前进的。消灭了反对派，不仅带来了大宋官场的割裂和愈演愈烈的党争，而且直接违反了国家治理的拧麻花原则。只看到变法的好处，看不到变法的弊端或者装作看不见，最后演变成只以立场定对错，根本不问是非曲直。就此而论，王安石在这一点上做得极差。当事物的一端畸形高速发展，而另一端被消灭或忽视，就像一架失控的马车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只能是越驰越快，直到超过极限车毁人亡。

安石错之二在于其刚愎自用的性格，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王安石，人称“执拗公”，也就是俗称的一根筋，真是人如其名。也许在执拗公的眼里，这个世界不是二元或多元的，而是一元的，这个世界非黑即白，非错即对。很显然他的这种执拗性格并不适合作一国之相，更不适合主持变法这样的国之重任。

大国变法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如烹小鲜，决非是一蹴而就之事。真正的改革者必然会面临千难万险，各种挫折非议和批评，这就需要变法者必须具有强大的心脏，宽阔的胸襟和随机应变的纠错能力，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任何一条举措都是完美无缺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变法者也会犯错，也会犯胡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能否做到有错必纠，有过必改，从而推动变法持续沿着大致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且举措也要因时因地做调整，你之蜜糖他之毒药，同样的一套方法在A地适用，可能到了B地就不适用了，对某些人群适用，对另外一群人可能就不适用，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因地制宜。

但反观安石变法，往往是一条道走到黑，谁反对就消灭提反对意见的人，这样的人格缺陷怎么能担负起惠及天下苍生的改革重任呢？！

安石错之三在于操之过急，所用非人。吕惠卿、章惇、蔡京、蔡确、蔡卞等，哪一个拿出来不是响当当的大奸臣，这些人或直接或间接依靠王安石举荐起家，可见安石为了变法成功，用人已到了如何丧心病狂的地步。用人上的不明和不察，是直接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变法之初，苏轼便批评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可谓一语中的。国家积弊已久，沉疴已深，非一日一月之功可除。过猛的作用力通常不会迅速实现目标，相反的会增加系统的不稳定性和震荡。这本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何身为大宰执的王安石却不明白呢。如此浩大的变法工程，从前期立项，舆论造势，到试点推广，全力推行，怎么着也应该有3~5年之功才行。拿大家熟悉的改革开放来说，从一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认识；再到划定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试点，最后直到92年总结深圳经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算正式开启了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开放高潮。整个过程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在现代社会搞改革尚要用十年之功，更何况在生产力更为落后的古代了！更可怕的是，苏轼因为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遭到无情的政治打压和清算。变法派视不同意见如洪水猛兽，又如何能期待他们成功呢？

再来说一下变法最后的结果：朝廷收入确实有所增加，对外战争也取得了短暂成绩，但带来的危害更大，甚至动摇了国本。大量富户破产，流民遍地（参见郑侠所著流民图事件），朝廷上党争愈演愈烈，奸侫横行。最终，北宋王朝也没能逃脱黄宗曦定律的桎梏，轰然覆灭。如果追溯最初的根源，却在于皇帝年轻没有执政经验，又好大喜功，识人不明，用人不察，把变法这么要命的国之大事错托付给一名不称职的经理人，为北宋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总而言之，还是皇帝不称职才导致的王朝覆灭，这恐怕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皇权无解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