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出处：《田野记·历史考》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现有人口约900万，其世居于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区，主要聚集地为云南省的楚雄、红河，四川省的凉山，以及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和安顺和广西百色、隆林、凌云等地。

关于彝族的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西南土著说等几种，各方均有相应的论证，这也是中华彝学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重要开端。

根据诸多彝文、汉文史料典籍和地方史志的记载，及目前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相关证据，充分表明居住在滇、川、黔、桂的彝族，不是从其他地区迁徙而来，而是起源于若水（金沙江）流域，属于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这种观点也越来越被学界所认可。从神话中人文传承的角度来看，中国先秦古籍《山海经·海内经》中《若木》一篇曾载：“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国。有列襄之国。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蠕蛇，木食。” 又载：“若木在昆仑西”。而北魏（公元6世纪）郦道元所著的地理名著《水经注·卷三十六》之《若水》篇中亦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华，其光照下地。”证明了 “若木”其实不是一种树木，而是一定区域的名称。经过众历史地理学家和彝学专家的考证《山海经》和《水经注》所提及的“若木”“若水”属古彝语音译，“若木”为“彝乡”，而“若水”则为“彝水”，是今金沙江流域地区。此外，《水经注》《若水》中还载有：“莋，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莋。皆夷种也。”从这些文献中可以说明金沙江流域是当时彝族的重要聚居区域。在红彝人毕摩为逝者念诵的《指路经》中亦载：“起逝者起身，看见金沙江，金沙江之地。到了金沙江，大水不涨美，尔从水面过，水中有邪水，恐水染邪恶，世间净水掺入后，金沙江水清洁了。”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位于中国西南的金沙江流域是古代彝族生活的地方。

彝族“西南土著说”的观点。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1907—1971）先生曾于1936年在中央博物院任职期间，先后到四川大凉山、川西北等地实地考察彝族、藏族和羌族等民族的社会历史，并在其著作《彝族古代史》一书中说：“西南地区的彝族和西北地区的氐羌虽然在历史上和语言上不免有若干联系，但自从彝族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以后，彝族便有了独立的历史了。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汉文文献或彝文文献，我们还找不到彝族起源于西北羌族起源地青海高原的根据。很难想象当战国秦献公威逼黄河上游赐支河曲的羌族南下时(约当公元前4世纪中叶)，云南地区还没有彝族。即以贵州大定土司的《帝王世纪》说，彝族在云南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三千多年的估计，只有漏估或低估，绝对不会有多估或超估的。我以为云南为彝族的起源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除了文献记载，还可以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1965年5月1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方、浦余庆等学者在云南元谋县那蚌村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1972年2月，经中国地质科学院的胡承志先生鉴定，公布了这一发现，即“（元谋人）属于我国最早的直立人，是人类最早期的祖先之一。”【张家华：《楚雄彝州考古述略》，载《彝族文化》1988年刊。】胡承志在《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上发表了《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一文，后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化石年代约为170万年前左右。基于此重大的科考发现，位于金沙江南岸的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被称之为“东方人类故乡”，由此，可证实西南地区有早期人类活动，自然这些地区就会存在土著人类。学者张之恒、吴建民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一书中也说到：“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是从长江中上游的云贵高原逐渐向长江下游和黄河流域扩散的。”【张之恒、吴建民：《中国旧石器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此外，学者李学勤、徐吉军也认为早期人类是从云贵高原迁徙至长江中下游，再迁徙至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又从黄河中游扩散至泾渭流域和汾河流域，再扩散到河北北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页。】这些观点打破了传统的黄河流域文明早于长江流域文明以及长江流域文明是在黄河流域文明辐射扩散后产生的等诸多观点，同时些亦是对彝族为西南土著的佐证。



而关于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形成，著名民族史学家尤中（1927-2021）先生认为：“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中国时，原来在西南和中南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些国家被兼并，这些国家统治中心区的人们与中原地区的人们逐渐融合，形成了汉族；同时，在西南和中南边区与西南接境地带，仍然存在一些或已跨入阶级社会，或仍然处在原始社会各个阶段中的群体，它们既不曾为秦所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一般落后于内地的汉族，以后他们就形成了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此外，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西南地区还出现过诸多部落政权。《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在距今6000年左右（公元前四十世纪左右），蚕丛开始建立统治王朝，中有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统治时代，杜宇建立第一个蜀国(鱼凫氏)开始，到蜀王杜芦(开明氏)瓦解，共13位君王在位，存在729年，后人称作古蜀国。公元前316年为秦惠王所灭，历时近4000年。今四川“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充分体现了古蜀国空前的辉煌。

据彝文典籍记载，彝族的人文始祖“笃慕”育有六子，此六子就是彝族尊称的“六祖”。“六祖”为武、乍、布、默、糯、恒六个部落的祖先。根据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安氏世传的父子连名谱系，自仲牟由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水西土司安坤，历传85代，由此上溯，“笃慕”约为战国初期人。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联盟阶段。

而古蜀国君杜宇和彝族人文始祖笃慕的关系，也在彝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激烈的讨论。对“笃慕”的研究也是彝学界及西南民族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重要课题。《蜀王本纪》中记载：“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华阳国志·蜀志》中亦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之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就此，学者易谋远先生认为“疑笃慕疑即杜宇”【易谋远：《彝族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0-314页。】，但其并未能用充分的史料和依据进行证明，故谓“疑”。街顺宝先生在《夜郎庄蹻与笃慕》中也曾说：“笃慕只能由蜀而来，而笃慕也即是杜宇，两人的许多经历都很近，有人说二人为同一人，不无道理”。此二位先生之观点基本相同，只是前者抱有怀疑态度，后者直接阐明。此外，钱玉趾先生则认为“笃慕是杜宇的儿子”【钱玉趾：《三星堆文化居民与彝族先民的关系》，载《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而朱崇先先生在《笃慕南迁时代与洛尼山地理位置考略》一文中说：“笃慕和杜宇不是一个人的异名，而是分别为两个亲兄弟的名字。”【张天文：《洛尼山考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17页。】上述三种观点是对杜宇和彝族人文始祖笃慕讨论争鸣最具有代表性的，从中亦可得知古代西南文明和彝族文明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继古蜀国之后，西南地区先后建立的古滇国、古邛都国、夜郎国、南诏国等政权中彝族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2世纪，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大约在滇池、邛都(今西昌)两个区域。在这些地区居住着“邛都”“昆明”“劳浸”“靡莫”和“滇”等从事农业或游牧的部落。大约在公元3世纪以后，彝族先民已经从金沙江两岸、安宁河流域、滇池、哀牢山等地逐渐扩展到滇东北、滇南、黔西北及广西西北部。由于彝族先民定居西南后，曾不断与其他民族融合，如古代南方的濮人后裔就有许多成为了今天的彝族，贵州古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也有许多关于“濮变彝”的记载。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楪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此中，首次在历史文献中出现了“滇国”。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古滇国存在于距今约两千多年前，其现于战国中期而消失于东汉中期，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延续了三百九十年左右，属于中国西南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境内的主要民族是古代滇人部落，因此被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称为“滇族”，而彝族先民则是“滇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晋宁石寨山古滇墓葬群内曾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上的图像为“一共三十多个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头戴布巾、耳挂环饰的妇女。男子则挽髻于头顶，腰束带子。男女都披衣及膝，似不着裤、赤足。”【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研究》，载《考古》，1963年第6页。】《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亦载：“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与今彝族男女装束非常相似。此外，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亦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谕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其所述“昆”“叟”之装束和习俗与彝族是一致的。因此，学者且萨乌牛（王昌富）认为：“彝人自古是以‘滇’地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并融合了南、北、东、西的氐、羌、濮、叟、夏、巴、蜀及其所在地其他民族而成。”【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亦记录了“夜郎”“哀牢”“滇王”“邛都”“筰都”“冉駹”等多个部落政权。其原文曰：“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高、昆明诸落，西及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高东北有笮都国，东北有冉骏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胧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文中说记载的“其人皆椎结左衽”和“辫发”等也具有传统的彝族装束特征。

关于古夜郎国的记载主要见于上述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经考古发现，位于牂牁江流域的六盘水和毕节赫章可乐一带即为夜郎古国遗址，其大概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因为，据史料文献记载，大约在战国时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沉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

2001年9月至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赫章县文管所在赫章县可乐发掘出了战国至西汉时期古夜郎墓葬108座。考古发现了独特的“套头葬”形式，即用铜釜套于死者头部下葬，并且在对可乐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在种类繁多的饰品中，有4种形制的铜质发钗。其中最为常见的是“Ｕ”形双股发钗，其次为首部缠绕成簧形的双股发钗。发钗使用时紧靠头骨，部分仅距头骨4至5厘米左右，说明了发髻是竖立于头顶部的。这与《史记》等史料文献所记载的“椎髻”特征相吻合，就此也进一步说明了彝族先民是古夜郎国的组成民族之一。



而“夜郎”的成名问世，在彝族的历史传说中也有迹可循。在彝族的传说里，夜郎历经武米夜郎、洛举夜郎、撒骂夜郎、金竹夜郎四个朝代，并于后汉时终结，前后共历时大概有两千余年。其中，武米时代又分为夜郎、采默、多同、兴苏阿纳四个历史阶段，并实行分封制，采默夜郎有五个成员国，多同夜郎有六个成员国，兴夜郎有十个成员国，苏阿纳夜郎有九个成员国。其后，来自于彝族六祖武部分支的撒骂继任夜郎王，并建立撒骂夜郎。撒骂夜郎曾经非常强大，但频繁的战争消耗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于是其盟部幕帕汝舍磨部逐渐强大起来，首领金竹掌握了夜郎的军政大权，成为夜郎盟主，建立金竹夜郎。金竹夜郎又被称为“开明大夜郎国”，其北境与汉朝的蜀郡和犍为郡相邻，东到且兰古国的牂牁城，西到滇国东部，南到南越国的句町地区，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字，史学界称之为“巴蜀图语”。



到了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南诏王皮逻阁（697-748）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吞并了浪穹（今洱源）、邓赕（今洱源邓川）、施浪（今洱源部分）、蒙嶲（今巍山北部、漾濞大部）和越析（今宾川）五诏，建立了雄冠西南的南诏国（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权臣郑买嗣（861-909）篡权，自立为长和国，至此南诏政权一共世袭了十三代，历时253年。《新唐书》卷二二二中记载：“王姓蒙，父子以名相属，自舍龙以来，有谱次可考。”说明南诏的姓名制度为父子连名制，这和彝族早期以父之名为子之姓的传统是一致的。

而关于“诏”之意的考释，学界也各有其说，不乏争议。《旧唐书·南诏传》中说：“蛮谓王为诏。”而《新唐书·南诏传》中更直接提及：“夷语谓王为诏。”《白古通记》中亦载：“僰国酋长张乐进求者，为云南诏，都白崖。”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诏”即“王”也。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哀牢九夷与六祖的十五支嫡子，以及南诏先祖什勺氏三方联姻，形成了“蒙确舍”集团。而“舍”与“诏”是彝语词在不同方言或土语的音译记音。其引申义为“长者”“主宰”【王继超：《彝族先民在云南西部的活动》 ，载云南南诏研究中心编《南诏史论·第一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页。】，此说与“诏”之意为“王”无异，依然停留在语言引申的层面。除以上说法外，更有学者提出“诏”属外来之语，其借《晋书·前秦苻坚载记》中说：“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和《桓玄传》中载：“玄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词令，不以为称谓也。韩魏之主皆无此言，唯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据此而述，认为“诏”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用语，依然为王侯之意。但是从史料典籍和彝语的角度分析，彝族所称王、侯为“兹”或“莫”，以“诏”为“王”之意在彝语支诸民族中还未发现，另“诏”源“北虏”之语等说也仅有《晋书》片语只字，其说并未触及根本，仅是对表象而述。《中国彝族通史》中云“诏”是彝语“部分、代表”的意思【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部分”若理解为某区域内的一个群体，即比较贴切，但依然离核心之意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上述诸观点，均难以达意。故而关于“诏”之涵义，还应回归到彝语和彝族社会组织的角度深入分析，并从氏族、血缘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角度来解释。在彝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中“诏”可直译为“家庭”或“家族”，其属于人群关系圈的范畴。如你家为“尼诏”；我家为“啊诏”；他家为“雅诏”，即将与姓氏同音或相似音之物后冠以“诏”而为此姓家族称谓。若此，蒙舍诏即为“蒙舍家族”而南诏为“南方的家族”。因为，“蒙舍”和“南诏”不论是前期的部落还是后期逐渐发展扩大后的邦国，都是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简单的译为“王”或“长者”和“主宰”未免片面。所以，“诏”为“家族”应更合乎其意。【商宇宏、欧丽：《彝族密岔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页。】

至此，中国西南地区古蜀国、古滇国、古邛都国、夜郎国、南诏国等部落联盟和政权的建立也有力地证明了彝族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主体民族之一。

此外，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龙口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昭通鲁甸野石山遗址”以及“晋宁石寨山遗址”“昭通霍承嗣墓壁画”等所反映的主要是彝族文化元素，进一步证实西南地区是彝族发祥地。“鲁甸野石山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西南地区众多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从物体造型、图案色彩、文化内涵等方面来看，也具有较显著的彝族文化特征，且都是一脉相承的。

到了南唐昇元元年（公元937年），封建制的“大理政权”取代了由于奴隶和农民起义而崩溃的“南诏国”，从此，云南彝区开始走向封建制。公元13世纪世纪后，蒙古军队进入西南，云南的“大理”，贵州的“罗甸”等政权相继被元朝王朝征服，并在这些地区设置路、府、州、县和宣慰司。元末，云南许多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但在一些地区领主经济和奴隶制残余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明代，中央王朝在彝族地区兼设流官、土流兼治和土官三种官职，同时大力推行卫所制度和边屯制度，大量的内地汉人来到了西南地区，对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起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清代雍正时期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彝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削弱了彝族领主的力量，从而使大多数彝族地区的领主经济解体，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但在很多地区依然还保留了土司势力。



民国时期，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由于当时各地区各民族发展极不平衡，为了带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在民国时期出台了很多协调民族关系的法律条文。特别是龙云、卢汉、安恩溥等彝族上层集团实现了对云南的统治后，云南及周边彝族聚居区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在农业、经济和文化、社会建设方面得到了较大发展。1930年始，云南省民政厅增设了各地区自治筹备处，先后开办了培训班和训政讲习所来训练县长及自治公安，同时，开始逐步储备自治管理人才，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但由于涉及各类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因地主阶级或封建领主阶级的利益纷争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比如，龙志祯率军进攻四川凉山彝区；龙绳曾与巧家陆介藩、永善龙奎垣、昭通安纯三者长期不和，并不断爆发武装冲突，使大量武器流入彝区，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普济州末代土司吉绍虞、会理者保土司禄安佑为了依附彝族上层实力派多次到昆明向龙云示好，并联络了金沙江南北两岸的一些彝族土司投向龙云。1927年，周西成打击黔西彝族上层人士，派兵攻打余祥炘及赫章安氏、毕节陆氏，又使大批彝族头领纷纷避入云南。政治上，在民国时期，滇川黔彝族上层从民族歧视和压迫下摆脱出来，一跃成为本地区甚至云南省的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各级地方基层政权，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潘先林：《贵州民族研究》，《民国彝族.上层统治集团与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变迁》1998年第2期第41页。】经济上，彝族上层利用手中的权利，兼并土地，使得彝区经济发展两极化严重，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同时，由于受到近代工商业潮流的影响，安恩溥等一些彝族上层还大力兴办企业，进一步推动了彝族群众思想的解放。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彝族生活地域环境和语言方言不同，加之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物质和文化资源不均衡，以及自身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变化发展，产生了众多支系，这些支系有许多不同的他称和自称。此外，彝族内部共有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六种方言，其中还包括五种次方言和二十五种土语。而关于各支系族群的称谓及祖源众说纷纭，名称有诺苏、纳苏、罗婺、聂苏、格苏、撒摩都、鲁屋、撒尼、罗罗、俚颇、腊鲁、朴刺、阿者、阿武、车苏、子君、阿细、俐侎、明朗、摩察等，主要的他称有“黑彝”“白彝”“红彝”“甘彝”“花腰”“密岔”“明朗”“撒尼”“撒梅”“子君”。主要的自称有云南昭通、曲靖、武定、禄劝、弥勒、石屏和四川大、小凉山以及贵州毕节、威宁一带的“诺苏”“纳苏”“聂苏”等，这部分彝族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其余还有云南哀牢山、无量山的彝族自称“密撒”“腊苏”“濮拉”“腊鲁”等。据《彝族简史》统计，彝族共有三十五种自称和四十四种他称。

民族学者王文光（1955-）教授在《云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一书中对彝族支系的出现和变化作了阐述：“原因其一，清朝时期对彝族居民区域的统治和明朝相比更加深入，发现了许多过去未知的一些名称；其二，彝族中的各部分，从明朝以来，不是在消除地方差别后进一步统一，而是在迁离部后，又在另一个闭塞的区域中形成另一个新的小集体，同时也就出现了代表这个新的小集体的名称。”【王文光：《云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96页。】由于彝族支系繁多，加之聚居区域跨度大，各支系和区域间有时会产生较大的文化差异，甚至体质差异。所以，有部分学者曾就此提出彝族是一个复合性质的民族，如美国学者哈伯·特缪勒在《Betrage zur Ethnogruphieger Lolo》一文中就曾提及:“常常让人难以作出判断，究竟哪些部落是与倮倮有关系的独立的族群。”一些西方学者看到凉山彝族与云南西部罗罗等彝族支系体质上的差异更觉得不像是一个民族，赫瑞对此也有同感。【[美]赫瑞：《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巴莫阿依、黄建明编：《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此说将彝族支系放大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割裂了这些支系间的整体性。

由此，首先还需对“民族”定义和概念再作梳理。中国早期没有“民族”一词，其最早出现在梁启超（1873-1929）于1899年所著的《东籍月旦》。后期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加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活动大力推进，“民族”一词才开始普遍运用。关于民族的定义和概念，学术界也曾有过探索与争鸣。瑞士政治家布伦奇里（J.K.Bluntschli）认为民族具有“同属于一地（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则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居一地）、同一血统（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着有之）、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的八大特征。此概念最早亦由梁启超先生引入。但“同一血统”“同一宗教”和“同其肢体形状”均不能作为划分民族的标准。因为，“民族不是血缘组织，相反，它正是血缘组织瓦解之后的产物，因此，‘血统’是决不能作为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来确定的。”【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此外，信仰同一宗教的不一定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也有信仰多种宗教的情况。另，将“同其肢体形状”作为民族的基本要素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民族和种族是有区别的，一个民族中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种族成分。

马克思（1818-1883）也提出了“民族”的概念，其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与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相适应历史地形成的”。最后，由斯大林（1878-1953）给民族的概念下了经典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在明清时期的诸多方志史料中可以看出彝族支系至此才变得纷繁复杂。大部分彝族支系到了明、清时期开始从乌蛮、罗罗体系中分化了出来。所以，这些西方学者认为彝族是一个复合型民族的观点是片面的，其实际上是在历史上经历了从一个整体中不断分化出多个支系，然后这些支系又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域发生融合及变迁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旧中国民族成份和族称混乱的状况，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自1950年起，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科研队伍，对全国提出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经过民族识别，由毛主席提议，并按照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意为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寓示着彝族走入新的纪元。

来源：商宇宏《田野记·历史考》；图文来源：微观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