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俊

2019年1月1日，是美国传奇“遁世”作家、《麦田里的守望者》（TheCatcherintheRye，1951）的作者杰·戴·塞林格（J.D.Salinger，1919—2010）100年诞辰纪念日。得知译林出版社为此出版了一套全新的塞林格全集，我当然很感欣慰，不禁回忆起当初塞林格作品进入中国以及本人翻译其作品的一些往事。

人们一般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而实际上，早在1963年，这本书就由我的老朋友、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的施咸荣（1927—1993）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不过当时只是内部发行（俗称“黄皮书”），流通有限，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才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真正面向大众。

塞林格（塞林格破碎故事之心）

由于中国文坛较长一段时间风行的是苏联的革命文学与19世纪外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因此，当《麦田里的守望者》甫一面世，就让人感到很新奇。主人公霍尔顿·考费尔德，一位16岁的中学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小混混”。他不求上进，一肚子坏水，还看谁都不顺眼，认为成人世界无一例外都是“假模假式”。不过考费尔德本人精神也是相当的分裂：自己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却向往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以拯救成千上万从“麦田”跑向“悬崖”的孩子。这种“反英雄”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美国战后年轻一代（后被称之为“垮掉的一代”）的孤独、彷徨与困惑，无疑让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中国读者，尤其是有着成长烦恼的青少年读者从中找到了某种共鸣。

这部作品能为中国读者所喜爱，施先生自然功不可没，他的译本是中国翻译界一致公认的好译本。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至今还有人正面地或是反讽地引用其译句：“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践地活着。”施先生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英美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只可惜去世得太早，令人感到遗憾。

大概是2002年前后，浙江文艺出版社联系我，希望我能翻译塞林格另一部重要作品——《九故事》（NineStories，1953），因为施先生已经过世，他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之所以应允下来，一是我本人对塞林格的作品也比较有兴趣，而且很欣赏咸荣兄的译笔。记得20世纪70年代，董衡巽、朱虹、施先生和我等人合作撰写《美国文学简史》时，对于塞林格其人其作，我们之间也有过一些交流；二是我觉得能步施先生后尘翻译塞林格作品，从某种程度上也算对过早去世的老朋友的一种纪念吧。

2003年，我与文艺青年何上峰合译的《九故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在2010年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了中英双语版。由此，我在译界的“头衔”也于“卡夫卡译者”“福克纳译者”“门罗译者”之后，又多了一个“塞林格译者”的戏称。而且还曾见到媒体引用我在译后记中的那段翻译体会：“塞林格经常在小说结尾处不动声色地布设一个‘风暴眼’。读者需要细心发现与用心琢磨才能领略其微妙含义与艺术效果。”对一个译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有读者关心自己的工作更感到欣慰的了。

译了《九故事》后，不免就有一些媒体和年轻朋友向我询问有关塞林格的问题，问得最多的还是他的生平。其实，塞林格的某些经历，我们在《九故事》里多少能见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二战时当过情报官，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等，在那篇《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又有污秽凄苦》中，就通过一位13岁小姑娘用天真的口吻道出。还有年轻朋友问，塞林格是不是刻意隐居，以这种生活怪癖来博人眼球。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而是他本人的心理状态造成的，当然他有这个经济基础，可以买房子买地，可以过自己喜欢过的日子。

塞林格晚年时还不能得到安宁，媒体总要报道他的生活怪癖，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些女人的讯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A.乔伊斯与他过去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都出版了回忆他的书，后者还拍卖了塞林格写给她的情书，一时令舆论大哗。这些事显然已无关塞林格的文学成就。他终于逐渐退出了美国文坛，最后出的一两本作品都有些语无伦次，让人不堪卒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