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刚（Chi-Kong Lai），原籍中国香港，岭南大学本科（1980年），香港新亚研究所硕士（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1992年），现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及古典史学院（Schoolof HPRC）教授，并兼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上海社科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山东大学访问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和孙中山博物馆顾问。“全汉昇讲座”（2012）发起人之一。

1980年，黎志刚自岭南大学毕业后，进入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的香港新亚研究所学习，其时，在该所任教的有徐复观、严耕望、全汉昇等著名学者。在他们的影响和指导下，黎志刚的史学基础受到了系统而扎实的训练。其中，又以全汉昇先生对其影响最大。当时，初入新亚研究所的黎志刚选修了全先生主讲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在课堂上，全先生常以盛宣怀和汉冶萍公司为主要案例，这给黎志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引起了他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趣，并在全先生的指导下，将郭嵩焘思想作为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此外，新亚求学期间，香港树仁大学的汤定宇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韩子奇（Tze-ki Hon）等先生，也对黎志刚的学习和研究给予了重要指导。据他回忆，汤先生曾告诫自己写文章要小心，要坚持高标准；韩先生曾对自己从事的郭嵩焘思想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后的学术研究生涯中，自己也是一直按照两位先生的教诲和批评，力争做到“勤于积累，邃于思考，慎于发表”。

新亚研究所毕业后，黎志刚于1984年秋负笈北美，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刘广京（Kwang-chingLiu）教授是中外航运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他的建议下，并结合自己此前所接受的经济史学术训练，黎志刚确定以轮船招商局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并藉此探讨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历程。此后数十年间，黎志刚的大多数学术精力一直聚焦在轮船招商局史上，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第一间公司与政府：轮船招商局中的官僚、商人及其资源分配》（China's First Modern Corporation and the State: Officials, Merchants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1872-1902），曾获颁美国经济史学会（EHA）1993年度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奖（Alexander Gerschenkron Prize）。需要指出的是，该奖项的设立，是专门用于奖励那些非美国经济史研究的最佳博士学位论文的。

博士毕业以来，黎志刚又先后至波士顿大学、犹他大学、新英格兰大学、昆士兰大学等学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和教学工作。期间，还多次至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加州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新亚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访问研究和讲学。与此相应，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到整个中国商业史和社会史。

右一为黎志刚教授，参加由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举办的“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北京。

总体上看，黎志刚教授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企业史（轮船招商局）研究

黎志刚将轮船招商局作为研究对象，亦与轮船招商局厚重的历史相关。作为创办于1872年的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绵延至今，涉及晚清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已经超越企业历史自身，成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大陆学者纠结于晚清洋务企业性质的争论时，美国学者已从多种角度进行了大量实证性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费维恺（A1bert Feuerwerker）、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郝延平（Hao Yen-ping）等人的研究。但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这些研究虽然将晚清政府兴办的洋务企业视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但却认为清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是负面的，认为它对这些企业只有压榨和盘剥。在黎志刚看来，这一悖论现象的发生，缘于“政府压榨论”的提出者们“没有探究政府政策的实质演变，亦没有将涉及的企业放在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分析研究。”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更为了真实、准确地研究轮船招商局的历史，黎志刚曾多次到哈佛大学阅读洋行档案，到英国看太古、怡和洋行档案，到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查阅盛宣怀档案，到深圳蛇口档案馆看招商局档案，足迹遍布中、英、美，特别是中国大陆及台港地区。以此为基础，黎志刚完成了它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汇集于《黎志刚论招商局》一书中的诸多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中，他主要讨论了清政府与招商局的关系、招商局的国有化、李鸿章与招商局关系、招商局的经营管理、招商局因开发上海金利源码头而产生的产权纠纷等其早期历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极大地推进了轮船招商局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特别是：（1）他援引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的后发优势理论，检讨了以往轮船招商局史研究中的“政府压榨论”认为在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中，清政府的资助政策是成功的、是一种“优势”，认为“商为承办，官为维持”政策的实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鸿章；（2）他率先提出并讨论了招商局的“国有化及其影响”问题，认为国有化方案的实施意味着国家扶持和商人自主管理之间的权力机制的失衡，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这可从招商局自盛宣怀执掌后的衰落上得到印证；（3）他对招商局总局与分局之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透视招商局内部经营管理体制问题，具有深刻的洞见意义。

二、商业史（商标）研究

近世中国商标史的研究是商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限于史料，学者们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黎志刚与韩格理教授合作完成的《近世中国商标与全国都市市场》（《近代中国区域研究前沿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7年），率先关注了这个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及文化史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课题。该文的突出特点有二：一是所运用的史料非常独特，包括了方志史料、笔记小说、文学作品，以及各种碑刻资料和绘画史料等，解决了中国商标史研究中长期困扰学者的史料不足问题；二是检讨了一个长久以来几乎控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典范——施坚雅理论，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提供了关于近代中国商业发展及全国市场研究的一些重要指标。台湾学者刘石吉教授称赞其“填补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缺口，是中国商标史研究中的拓荒之作，贡献很大”。美国《当代人类学》杂志曾专门组织过有关这篇文章的讨论，认为其是商标史研究的“典范”（Paradigm）。

以商标史研究为基础，黎志刚还关注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消费主义现象，并提出了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诸多观点。消费问题是商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很重视生产问题的研究，对于消费问题则认为其研究难度很高，“在理论上不见得很有意义”，故而很少有人关注。黎志刚通过梳理西方“品牌”和“商标”的研究后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很多经济史学者，都把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等同起来”。他认为这明显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在深入梳理相关历史资料后认为，中国的消费主义现象，从宋代就开始逐渐发展了，“最少已有1000年的历史”，认为“最晚在16世纪以后，中国消费者可依随自己的价值取向、身份地位，甚至基于他们对将来的期望来选择不同品类的物品消费。这一商品分殊化现象是中国出现‘消费社会’的标志，”进而指出：“不同类型的消费主义与该社会的结构有关。一些社会的独特形态会导致该社会分子对某一种生产策略的偏好。在近世中国，大量的商标商品在都市市场涌现与中国这不固定社会结构有关。”

黎志刚教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组织的读书班，每周一次，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跨地域移民与日常生活史研究”。

三、商业网络史（香山籍商人及海外华人）研究

有关该领域的研究，与其先前的企业史研究密切相关。在轮船招商局早期发展史中，香山籍买办商人的出色表现，给黎志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引起了他对该群体及其代表的华商及其商业贸易网络的研究兴趣。他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的：

一是香山籍商人的商业冒险传统。通过爬梳地方志、文史资料、报刊资料、地方档案、海外华商商会档案以及时人的文集和回忆录等丰富史料，黎志刚从地理环境、群体性格、经营手法和移民模式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香山商人的冒险传统，认为“香山地区的乡民不但具有进取的精神，而且也有一个冒险的传统，也就是多抓机会的传统”正是这一传统，铸就了近代香山籍商人在国内及海外商业经营上的辉煌。

二是香山商人商业网络的形成。透过丰富的地方志、文史资料、海外华人碑刻铭文、台湾有关部门所藏经济史档案以及口述史料等，他探讨了近代以降香山商人的地域分布情况及其国内、国际商业网络的建立，分析了这个商业网络的建立与移民和贸易活动之间的关系，指出“这种以血缘及地缘为基础的网络是香山商人网络建立的基点，网络的扩展与商人迁移外地时的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有关”，反过来，这些社会活动也会提升其商业网络的外延，对商业活动有正面的贡献，即“网络的扩展对商业资本有一定的助力。”曾有学者评价指出，黎志刚的这一研究，对认识香山商人的全球网络、上海与全球的商业联系、以及移民对近代上海商业的重大贡献有直接而显著的意义。

三是海外华人的乡土意识。运用广东中山地区的侨报、侨刊、文史资料、口述资料和档案史料等，以中山地区20世纪20-40年代实业建设的由盛转衰为中心，讨论了中山地区海外侨民的乡土意识塑造过程及其在20世纪40年代的减退现象，他认为：“从20年代开始，中山地区的侨刊加深了侨民对家乡的感情，使他们产生乐于捐助乡土建设的乡情。而40年代乡情消减可从移民模式和社会大环境变迁来考察”，并指出，“20世纪初中山移民把异乡作第二故乡的现象有助于我们开展对移民流散及认同异乡的探究，这也有助于开拓华侨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除上述三方面外，近年来黎志刚教授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日常生活史亦有许多关注和用力，尤其是关于近代中国的发型变迁问题。在他看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革命话语下，发型被时人想像为革命与非革命的标志，发型的改变也因此而影响到了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为此，他曾先后赴山东菏泽、河南许昌等地做田野调查，为其头发与中国近代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充实资料，并将其研究扩展至晚明时代，尤其是晚明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发型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一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著名学者熊月之曾评价说，黎志刚关于近代中国发型问题的研究，“从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美学、文学等不同学科入手，爬梳资料，实地访问，勾稽串联，融会贯通”，是一项极富价值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