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8—19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七届（2023年）“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元明清西南民族与边疆史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慕尼黑大学、明治大学、琉球大学、明知大学、庆北大学、延世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中外学者50人与会交流。会议主题为探讨元明清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下的多元一体的形成以及对边疆地区“大一统”国家制度与治理进行历史地理考察。

大会开幕式

11月18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余刚教授、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晓虹教授致辞，文科科研处处长顾东辉教授出席。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伟兵教授主持。

马余刚副校长代表学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对元明清时期西南疆土和民族管理、国家治理经验作总结，是深入开展历史学、民族学和边疆学等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新时代学术面向国家需要、服务国家和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使命。复旦大学支持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以解决国家重大问题为建设目标，提高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国际化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今天开幕的“元明清西南民族与边疆史地国际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相信通过国内外学者的深入交流和研讨，我们对西南和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识更为深刻。

章清教授代表上海市历史学会向会议举办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表示真挚感谢，欢迎各位与会专家参与聚焦于西南民族与边疆史地的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表示一直对于西南的研究议题有着很大兴趣，近代中国不能缺了西南，期待关心西南问题的学者贡献智慧，让大家更好地认识西南民族与边疆史地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张晓虹教授代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向来自海内外从事西南及中国民族与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表示欢迎。她指出，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方兴未艾，为边疆史地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西南史地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研究的四大方向之一和重点研究领域，近年来又在姚大力教授等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由优秀中青年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本次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能感受到资料拓展和方法创新为西南研究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她相信学者们将会在大会上发表卓识新见，切实推进民族与边疆史地研究，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大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邢广程、姚大力、石硕、温春来、杨伟兵五位专家依次发表精彩的大会报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哲担任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边疆史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在历史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开拓的背景下，统一多民族国家呈现出向内凝聚的历史纹路，形成了疆域不可分割的国家观。他指出，我们需要注意边疆史研究中具有的包容性、统一性与连续性的内在关系。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报告的题目为《明清土司问题蠡测三则》。他认为，中央王朝封授的文武职土官在官僚系统内与流官被明确地分离为两套互不混淆的建置，此举始于明代。因此从唐代羁縻制到明清土司制的演化，是经过宋元土官制的过渡而得以实现的。中央王朝对南方非郡县地域的控制多从任用土官开始。随着汉族农业移民逐渐入居汉文明辐射边缘的内外各地域，在那里设立流官的需要变得日益迫切。流土并设于是成为可能，而这时对于土官治权赋予的真正属性也才日益清楚地彰显出来：他们对所属部落的治理权具有属人管辖的性质。经由“土官-土司-流土并设-改土归流”的路径依赖来消化与巩固的国家疆域，基本位于东亚季风区范围之内。而传统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地将季风区外的辽阔西部纳入版图，则应归功于辽、金、元、清的国家建构模式。

教育部长江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硕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明清时期藏彝走廊的连接作用》。他指出明清时期藏彝走廊的连接作用明显增强，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张，清康雍乾时期的军事、勘界等活动，乃至清末“固川保藏”战略思想都缘于此背景。中华民族演进与发展进程明显加快，是藏彝走廊连接作用增强的决定性原因。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发表《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报告，认为在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也常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在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的权力享有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存在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伟兵教授结合近些年从事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编绘的实践，作了题为《中国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和地图编绘实践与认识》的报告。他阐述了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背景和现实意义，介绍了运用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开展土司地理考释和历史地图编绘的实践情况，认为土司历史地理等土司研究应重视中央王朝与地方行政关系的讨论，强调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展，是土司历史研究拓展的表现，也是历史政治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和边疆史地等深入发展的体现。

专题报告

11月18日下午至19日下午，大会围绕“西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民族与王朝治理”“民族、文化与宗教研究”“西南边界与土司社会”“环境、交通与社会”“文献、学术与信息传播”“土官、土司与边政”“赋役、市场与经济”“移民、人群与地方”九个专题，分别在光华楼西主楼2201、2001会议室研讨。

一、西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西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题研讨，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主持、评议。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强教授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思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认为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时期发挥维系与凝聚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教授认为在明代二元化的管理体系下，明朝强化了对土司的管理，促进了边疆的开发和内地化进程，使得各民族从物质文化到精神层面深度交流与多向度融合不断加深。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研究所罗康隆教授认为明清苗疆边墙的设置重构了苗疆族群关系，可以视之为中央王朝在湘黔边地苗族地区实现与内地既有区分又有一致的行政管理手段。

二、边疆民族与王朝治理

“边疆民族与王朝治理”专题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张金奎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煜达教授主持、评议。

面对边疆民族的动乱，中原王朝往往会制定新制度、施行新政策。江陵原州大学校史学科金弘吉教授认为乾嘉起义结束后，湘西地区普遍推行特殊的屯田制度，剥夺了民间财富，削弱了苗族地主的力量，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地方的稳定。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郑维宽教授讲述了王阳明平定思田之乱及其善后措施，对王阳明招抚思田策略做出了较高历史意义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吕文利研究员从行政区划调整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从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统治者都试图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实现对广西钦廉地区最大的治理效能（李子豪博士生代作报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马楚婕考察了蒙元时期军民万户府、军民元帅府、军民总管府和军民散府的设置过程，认为朝廷通过军民府制度将唐宋时期未能有效经略的羁縻区域纳入统治范畴，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三、民族、文化与宗教研究

“民族、文化与宗教研究”专题研讨，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朱海滨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邹立波副教授主持、评议。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任小波副教授对敦煌PT1047+ITJ763号羊胛骨卜文书所见吐蕃史事进行了补充性考证，并由此探讨了汉藏走廊藏缅语人群的宗教传统。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季君教授以出土文物为中心，揭示了播州土司杨氏墓葬所体现的“华裔杂糅”的文化交汇融合，并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相关史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杨春宇助理研究员分析了西南“大清圣主崇拜”现象及其核心文本，认为清末民间宗教组织“圣谕坛”借用官方圣谕宣讲制度，传遍了川滇黔基层社会。这一过程并非“上行下效”，而是灾疫推动宗教创新的结果。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磊副教授从明代五台山汉藏僧人活动与僧官设置高度混同的视角，呈现了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四、西南边界与土司社会

“西南边界与土司社会”专题研讨，由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灵坪副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郭红教授主持、评议。

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陈维新研究员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云南舆图，探讨了光绪时期滇缅北段边界“腾越八关”的范围与军事地理情况（董嘉瑜助理研究员代作报告）。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霍仁龙副研究员认为1910年印度总督敏托提出的“新外线”有意忽略了僜人和珞巴人属于中国西藏管辖的历史与事实，最终目的是保证英属印度东北边疆的所谓安全问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谢晓辉副教授以“自相君长”的容美土司为例，揭示了西南地区整合进王朝国家并形成“中华之民”意识的过程。帝京大学短期大学野本敬副教授通过四川冕宁县小土目、土官的动态发展反映了当地基层社会的变迁。

五、环境、交通与社会

“环境、交通与社会”专题研讨，由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唐立教授、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罗康隆教授主持、评议。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从历代对“仇池穴”的认识与开发出发，认为“仇池穴”的说法与徽成地区地貌景观、自然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煜达教授关注到清代铜铅市场统一性较高，对全国市场体系的发展和云贵边疆经济融入市场体系起着关键作用。德国慕尼黑大学地理学系杨也明教授团队调研考察了茶马古道沿线的山洪灾害环境与相关的社会文化要素，利用居民访谈数据和史料文献信息，分析了社会系统对洪灾的韧性应对能力及其阶段性变化。大理大学图书馆赵敏主任编辑通过对云龙段氏土司经贸网络体系的考察，揭示了明清时期滇西社会整体性发展与三江“内”“外”分割相配合补充的重要面向。

六、文献、学术与信息传播

“文献、学术与信息传播”专题研讨，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强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硕教授主持、评议。

中国的“西南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学术传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潘先林教授回顾了江应樑先生的“西南学”研究历程，并就新时代“西南学”的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邹立波副教授，揭示了清代后期川西北汉藏文公文传译书写在清代多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特性。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覃影副教授在梳理“土司舆图”资料来源的基础上，对其概念、版本、内容进行详细考订和辨析，深入发掘了古地图的多层面史料价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嘉瑜助理研究员就四川大学图书馆所藏《全蜀土司记》这一珍贵古籍孤本的内容及价值展开研究，指出其对于考证清代西南地理考释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

七、土官土司与边政

“土官土司与边政”专题研讨，由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季君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郑维宽教授主持、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张金奎研究员指出明廷在洪武十四年征南之役中对西南土司进行分类治理，战后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调整土司设置，为之后的和平治理奠定了基础。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唐立教授在梳理1303—1327年间蒙元对云南的征服历程基础之上，提出统治成本是蒙元放弃军政采用土官统控云南边境政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胡箫白副教授讨论了明代前期川西北治理模式的变化，认为土官政治逻辑与边防机制演进是认识明代前期川西北权力格局动态变化的关键视角。日本琉球大学国际地域创造学院望月直人副教授复原了清朝乾隆—道光时期滇越边界开化府的隘卡制度，认为开化府边界隘卡为现在中国外缘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八、赋役、市场与经济

“赋役、市场与社会经济”专题研讨，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江陵原州大学校史学科金弘吉教授主持、评议。

明知大学校史学科郑哲雄教授以慈利县的边粮和隘粮分析卫所社会的矛盾、土司控制体系的弱化，认为隘粮反映了明朝的里甲制在地域社会以多种形式实施的情况。上海大学文学院郭红教授以《广西舆地全图》为中心，探究清末边疆危机下太平府圩市与交通的发展情况，指出清末圩市是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固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灵坪副教授运用清代档案史料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探析云南土官“养赡田”的源流以及改土归流后产生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从土地制度思考明清土司地区的治理实态。延世大学校史学科朴赞根讲师通过对《清水江文书》中同一块土地具有“双重契约”的现象进行考察，指出双重契约揭示了依赖国家权力的红契和反映当地社会实际价值的白契之间的互补关系及红契记录的局限性。

九、移民、人群与地方

“移民、人群与地方” 专题研讨，由大理大学图书馆赵敏主任编辑、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杨煜达教授主持、评议。

韩国庆北大学校历史教育科洪性鸠教授通过对清水江流域代表性移民家族姚百万和“争江案”的考察，认为清代木材贸易的活跃体现了清水江流域商业经济化发展和社会变化对民族地区权力关系的影响。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西川和孝副教授通过对明代蒙化府和清代普洱府茶山两个案例的分析，指出土司通过立碑等公共活动提升其权威性，维护自己在当地社会的声誉。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周妮副教授经过详细考证，指出“镇筸”之名始于明正德八年镇筸守备的设置，并分析了含镇筸在内的湘西地区在西南边疆治理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李瑞贤分析了乾隆年间两次金川之役后改土设屯的特点和意义，认为可以将设置屯弁视为土司制度的延续。

圆桌讨论

11月19日下午，与会专家齐聚光华楼2201会议室开展圆桌讨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主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硕教授指出，历史地理学是交叉学科，内涵丰富，视野开阔，避免了地理学的单一性和历史学的单一性，在国家、民族、边疆研究中大有可为。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央王朝不得不采取土司制度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边缘与中心的互动体现了文化的力量，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言，文化是民族融合的凝固剂，历史地理学需要解答中原文化如何渗透至边地、中国大一统的形成过程等关键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张金奎研究员表示，站在民族研究的立场上，探讨“用夏变夷”时需要关注中原王朝派至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员是否能够代表“中国”。明代许多江南士人被充军至边地，有的成为军人，有的则成为地方民众的私塾教师（贵州较为常见）。宣德年间出现卫学，才开启真正“用夏变夷”的过程。此外，土军与周边汉军接触较多，他们在“用夏变夷”中发挥的作用也有待深入研究。

韩国明知大学校史学科郑哲雄教授谈到，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有诸多困难，此次会议帮助他了解到了中国历史的更多面向。江陵原州大学校史学科金弘吉教授表示，虽然韩国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学者不多，但仍有学者关注清水江、土司及汉族传统文化研究，理解中国文化也需要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多样性。两位学者均表示期待以后有更多机会相互交流。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强教授指出，此次会议突出了土司研究与历史地理、边疆史地的关系。中国的土司大多分布在西南地区，除与地理环境、民族分布有关之外，可能还与人口迁移、古代国防重北轻南、地域文化分立等相关。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展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几乎同时。研究过程中虽然面临缺乏完整档案记载的问题，但亦有文集、古旧舆图等资料可供参考，此次会议中就有许多学者展示了诸多新材料。土司历史地图的绘制尤为必要，可以从资料丰富的土司开始，并附加考释文本，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增强可信度。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唐立教授表示，土司制度是国家制度，成效显著。土司有自治组织，故能维持区域内的长期稳定管理。田野考察可以使研究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文献资料，考察过程中需要注意土司所辖并非单一民族。有的边境土司辖地现在虽分隶两国，但文化相通，补充国外资料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土司的重要性，回答“土司”究竟是什么这一重要问题。土司不仅管人、管地，还管理交通道路，尤其是贸易道路，这可以解决土司的收益、税收来源问题。这些都是未来研究中可以重点关注的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胡箫白副教授表示，参会过程中发现许多问题具有普遍性，只有将土司放置到整体宏观的视野之下进行比较研究，将某些大问题概念化，才能使年轻学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西川和孝副教授表示，土司对区域的管理具有多样性，许多个案问题还有待逐一解决。日本研究土司的学者不多，日后应该培养更多年轻学者。帝京大学短期大学野本敬副教授、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季君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邹立波副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嘉瑜助理研究员等也分别发表了与会感想。

大会闭幕式

圆桌讨论结束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伟兵教授作会议总结和闭幕致辞。他表示，此次会议“精要”“精彩”，精要于与会学者均是当前一流和一线的西南民族与边疆史地研究者，汇聚一堂，深入探讨元明清西南民族与边疆史地问题，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化；精彩于40多个报告体现的不仅是研究内容拓展，更多的是学术上的深入，问题意识、论证手法、资料证据令人耳目一新，会上会下交流讨论热情四溢。最后，杨伟兵教授代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感谢上海社科联对会议的支持，对始终关心会议却临时因事未能莅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李世愉先生、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方铁先生表示感谢；向拨冗前来和视频等形式与会专家的国内外学者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向辛勤的会务工作师生表示感谢。至此，会议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