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吗？面对英美联合施压，毛主席给予坚决反击，放出豪言：只给他们7天时间。

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不到三个月，但为了彻底与旧中国划清界限，毛主席下令要彻底消灭残留在中国境内的帝国主义余孽。

尤其是盘踞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列强势力，他们在使馆区建造的兵营必须全部收回。

面对新中国的强硬举动，各国领事闹得上蹿下跳，其中英美反抗尤为激烈，但毛主席不惯着他们，直接发布限期征用的公告，表示只给各国七天的时间交出兵营！

东交民巷为何会落入列强手中？新中国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收回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的由来

关于东交民巷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的元朝。

元朝定都大都，而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为了供养一城王公贵族的锦衣玉食，元朝沿用隋朝开凿的大运河，从江南运输粮食至大都。

至元三十年（1293年），作为大运河的延伸工程，通惠河正式完工，此后江南运粮船便能直接停泊在城外的船板胡同一带,商贩们就此贩粮，省下不少气力。

久而久之，船板胡同被长年往来江南、大都两地的商贩所占据，逐渐形成粮食贸易街，而元朝政府也顺势在此设立控制漕粮进京的税务所和海关，令其走向规范化。

由于胡同里贩卖的大多是来自江南的米粮，于是这条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胡同也被人们称作“江米巷”，许多年后，人们根据这个名字的谐音给它取了个全新的名字——东江米巷。

时间来到明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仿南京城规制将重要的衙署设置在皇城前门两侧，而昔日的江米巷东侧则成为衙署聚集之地，诸如吏部、礼部、鸿胪寺等重要部门皆分布于此，东江米巷遂成为北京行政系统的中心枢纽。

值得一提的是，隶属于礼部的会同馆也坐落在东江米巷内。

根据《明会典》和《明孝宗实录》记载，会同馆是接待东亚各国朝贡使节的客馆，使节一旦进入会同馆，人身自由便受到明朝政府的严格控制，规定五天才能放出来一次，其余时间不能随意出入。

这一举措反映了明朝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就完全没把这些朝贡国平等相待，也侧面体现了明朝的强大，令各国使节不得不接受明政府略显霸道的规章制度。

从那时起，东江米巷便是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为后来西方国家将此地作为驻华使馆区奠定基础。

明朝覆灭后，清朝沿袭明制，东江米巷的衙署布置基本不变，并在明朝基础上扩建了对外机构，将会同馆更名为会同四译馆。

这时的会同四译馆，既用于招待外国使节，也担负着培养翻译人才、监督外国使节行动的功能。

这一时期，尽管东江米巷依旧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存在，但清政府已经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无法自拔，闭关锁国令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血与泪浸润的近代史即将来临。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随后英国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

经过多次协商后，英国在东江米巷内建立了第一座驻华使馆，随后法国、美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相继在此设立使馆。

这一时期，巷内还存在着衙署、王府和少量民居，所以中国人还可以自由出入，但实际上东江米巷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驻华使馆区，其名称正式修改为“东交民巷”，这也标志着昔日的天朝上国不复存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第二年《辛丑条约》签订。

条约第七条规定，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各国可以派兵驻扎，中国人不得入内。

至此，东交民巷沦为“国中之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磨平的屈辱。

此后半个世纪中，列强利用东交民巷多次干涉中国内政，为政治要人提供避难所，比如末代皇帝溥仪就曾逃入日本兵营中避难，可谓臭名昭著。

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东交民巷才迎来崭新历史。

北平解放后的扬眉吐气

建国前夕，解放军霸气入驻北京城，并在毛主席指示下穿越东交民巷，背后牵扯出国民政府的历史遗留问题。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25万守军撤出北平城，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这座历经岁月蹉跎的千年古都，终于迎来黎明的曙光。

同天，坐镇后方的毛主席接到平津前线电报得知了北平即将和平解放的消息。

高兴之余，毛主席大笔一挥，同意了前线指挥部的提议，令我军举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而且要特意经过东交民巷。

主席之所以作出这一批示，其实与国民政府当初在东交民巷问题上处理拖沓有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同一时间，国民政府也反应过来，终于对日、德、意宣战，同时废除与三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不过由于当时北平沦为日占区，所以国民政府的声明并没有对东交民巷造成影响。

随着二战的不断推进，西方各国认识到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为了拉拢中国，英美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新约，废除过去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表示将帮助中国政府收回在各租界的行政权。

见英美两巨头率先表态，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比利时、加拿大、荷兰、法国等国相继与国民政府签订废除特权的新约。

但新约只是从法律和名义上收回东交民巷的各国兵营，因为抗战结束不到一年，内战爆发，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仅仅收回了日、德、奥兵营，其他国家兵营直到北平和平解放都未曾收回。

国民政府遗留的这笔烂账，终究只能由新中国来处理。

因此，在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一事上，毛主席不仅予以批准，还特意嘱咐东野负责人，把缴获的美式坦克、大炮等都要拉出来，要经过美国领事馆门前，挫一挫列强的锐气！

1949年2月3日上午10时，盛大的入城仪式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开始。

作为入城仪式的负责人，苏进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队伍穿过东交民巷时，英美等国的领事馆门窗紧闭，一些洋鬼子隔着玻璃偷偷向外看，还有的拿出照相机记录。

看到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丑态，苏进将军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不由得感叹毛主席的决定实在太正确了。

而发生在1949年冬天的这场入城式，吹响了新中国回收东交民巷主权的号角。

新中国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曾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新中国要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在东交民巷的主权问题上，毛主席的做法便贯彻了这一理念。

1950年初，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北京军管会向东交民巷的列强领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7天内交出所有兵营。

1950年1月6日下午，东交民巷的前美、法、荷、意等国“领事馆”大门上都被贴上一张一模一样的布告。

布告内容大致是废除过去不平等条约中允诺的“驻兵权”，将领事馆内的兵营及其他建筑全部收回，并表示军管会将在7天后开始行动。

各国领事们当即慌了神，纷纷于第二天上午齐聚美国领事馆，希望美国人能替他们出头。

但此时坐镇美国领事馆的前总领事柯乐博对此也束手无策，只能紧急联系华盛顿方面，希望美国政府能为他们撑腰。

1月9日，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下，柯乐博给周总理写了封信，他在信中重申了美国通过《辛丑条约》获得了对东交民巷中美国兵营的所有权，而且目前兵营已经改造成办公楼。

信的末尾，柯乐博还以威胁的口气写道：希望贵方即不采取任何构成侵犯美国政府上述之权利之行动为荷。

柯乐博万万没有想到，他这封信还没送到周总理面前，就被北京市政府外事处给退回了。

而外事处的理由也很正当，当时美国并没有与新中国建交，柯乐博的身份完全没有资格代表美国向中国表态。

但柯乐博还不死心，他又写了一封措辞更加严厉的信件，并通过彼时已经承认新中国的英国之手转交给我国外交部。

结果毫无疑问，信件再次石沉大海。

1月13日，北京军管会接到毛主席的指示，七天时间已到，坚决贯彻征用命令。

第二天，军管会代表李幻山亲自来到美国领事馆，向柯乐博等人宣布征用美国兵营。

面对柯乐博等人面红耳赤地抗议，李幻山不卑不亢地说道：“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见李幻山态度如此坚决，柯乐博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只得服从军管会的要求，将美国兵营清空，其他国家领事见美国率先服软，也就不再负隅顽抗。

东交民巷兵营的收回，标志着新中国以最决绝的态度摆脱了西方列强设下的枷锁，令中华民族由内而外地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