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随身听的故事：日本人的创意巅峰

企业高管井深大感到颇为沮丧。这位索尼公司的联合董事长喜欢在频繁的出差路上听歌剧，但公司的旗舰产品便携式录音机TC-D5仍然太过笨重。他要求厂里的工程师们设计一款真正便携的东西供自己私人使用。

最终设计出来的样品令井深大大感震惊，他把机器带到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面前，说：“你不觉得走路时都能听立体声录音机会是个好主意吗？”随身听就这么出现了。

索尼工程师取消了磁带录音机的扬声器和录音功能，又精心设计了一套轻巧的耳机，采用了一套高效的坚固驱动器，靠一对5号电池就能运行。

1979年7月，索尼稍作宣传，就推出了“随身听”——因为他们觉得市场对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没有需求，想着每月能卖上5000台就够了，但销售量很快就跃升到一个月50000台，磁带播放机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掀起了一股追求更廉价、音质更佳的便携式音乐系统的浪潮——CD播放机、iPod和智能手机，今天你能随身揣在口袋里的音乐库，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

随身听代表了日本人创意和营销智慧的巅峰。但从那以后，它几乎一直在走下坡路。

02 日本的人口灾难

如果你想了解人口下降对社会的影响，只要看看日本就够了。1950年，随着该国努力重建遭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的经济，日本女性平均有望生育3个孩子。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制造”成为廉价和劣质的代名词（想想老式晶体管收音机），日本妈妈们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

1975年，日本制造越来越多地成为“质优价廉”的同义词（想想丰田的“卡罗拉”），这个国家全面步入发达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生率跌落到替代率以下， 2005年触底到了1.3，而后回升到1.4，并保持至今。

这种低水平生育率对一个重要的发达国家来说并不少见。但日本与典型的欧洲或北美国家不同。日本人是非常纯正的“日本人”。日本是一个“血统主义”国家（jus sanguinis state）：也就是说，公民身份是由血统赋予的，更确切地说，父母必须是日本国民，生出的孩子才是该国公民。

如果一对丹麦夫妇在加拿大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将同时拥有加拿大和丹麦公民身份，但如果同一对夫妇在日本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只能是丹麦人。

理论上，外国人可以获得日本公民身份，但文书工作令人望而生畏，而且还必须用“片假名”（日本的书写系统之一）完成。检查员将造访你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如果获批，你必须放弃之前国家的公民身份。

2015年，日本仅向9469名申请人颁发了公民身份，这个数字较5年前有大幅下降，2010年这一数字为13072人。2010年恰好也是日本人口达到峰值的年份，为128 057 352。5年后，这个数字跌到127 110 000。

仅仅5年时间，日本就失去了近百万人口，而它认可的新公民身份反倒更少了。一个国家要是生育率低，又执行反移民政策，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说到今天日本的人口统计情况时，人们经常使用“灾难性”来描述。

03 老龄化与经济的长期衰退

想想看：今天还在世的日本人中，1/4以上是老年人，这让日本成为全球最“苍老”的社会。40岁以上的女性比30岁的女性多，而30岁的女性又比20岁的女性多，这就是人口下降无法逆转的原因。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它几乎不可能停下来；因为每一年育龄女性的人数都比前一年更少。更无法逆转的是伴随着低生育率而来的心态变化；人口统计学家将这种心态称为“低生育陷阱”。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有一代人（或一代人以上）的生育率都低于1.5，那么，这一比率就会成为新常态，一种几乎无法改变的常态。

牛津大学的萨拉·哈珀形容说，“就业模式发生变化，托儿所和学校减少，社会从家庭/孩子转向个人主义，儿童成了个人成就和福祉的一部分”。

对一对日本（或者韩国、德国、加拿大）夫妇来说，生孩子不再是对家庭和宗族、对社会、对上帝的义务。生孩子成了这对夫妇表达自我、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它远远比他们起居室的mid-century modern装修风格更重要，比他们在哥斯达黎加丛林中度过的两周假期更重要，比丈夫刚找到的平面设计新工作（尽管它令人惊喜，但也相当不稳定，薪水也不高）更重要，然而，它仍不折不扣是这一连续统一的生活方式中的一环。听上去是不是像你认识的某个人？

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左右，到21世纪末，将进一步缩水到8300万，不到2010年最高峰的2/3。政府的官方政策是想办法把人口维持在1亿以上。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做。随着年轻人陆续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寻找工作和希望，“一些村庄人口太少，当地人只好用人体模型来进行装饰，以求有些人气”。

在另一个方面，2010年对日本也有着划时代的影响。在这一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增长促成了这一转变，但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日本本身。

中国经济超过日本的那一年，同时也是日本股市崩盘20周年，它带来了“失去的10年”（20世纪90年代），紧随其后的是第2个失去的10年（21世纪最初十年），再接着就是现在即将结束的第3个失去的10年——“失落的一代”。

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是，1989年12月，日本央行加息，资产泡沫破裂，股市崩盘，银行倒闭。侥幸苟活下来的银行拒绝放贷，急于保护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政府的回应是向基础设施注入数十亿资金，以期能够启动经济。然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有可能扼制了私人资本市场，进一步恶化了事态。

但另一个因素在发挥作用。除了经济不景气和不断增长的债务（日本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0%，是全世界负债最重的国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对经济造成了拖累。因为日本的退休年龄只有60岁，而且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历，所以，企业不能保留那些想要继续工作的老龄资深员工。

于是，日本工作年龄的人口稳步缩小，带来另一项日本纪录：在发达国家中，年龄抚养比率最高。这是处于工作年龄的生产性人口与退休人员及儿童等（非生产性）人口的比率。日本的这一比率是64，美国是52，中国是39。

这意味着，跟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在日本，为老年（医疗保健）和儿童（教育）所需的社会项目提供资金的职工人数较少。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后果。

回想一下随身听：虽说它是为了满足一位中年歌剧爱好者的需求而设计的，但在这款设备在2010年最终退役之前所卖出的两亿台的大部分购买者，跟今天在智能手机上听流媒体音乐的是同样一拨人—年轻人。年轻人消费。

数十年来，他们购买了数十亿张黑胶唱片、磁带、CD，不计其数的iPod、智能手机，订阅了跟Spotify或iTunes等类似的大量服务。

年轻人要购买自己的第一台洗衣机、冰箱、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以及第一套沙发。他们为宝宝购买婴儿车，为办公室聚会购买礼服小黑裙。他们买房子，接着还要买一套更大的房子。20～40岁的工人，不光生产了大部分的财富，为经济提供动力，他们也消耗了大部分的财富。

30年来，日本的经济基本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老龄化的人口消费越来越少，导致越来越少的需求，银行因为担心需求只会继续下降（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放出的创业贷款越来越少。正如经济学家吉野直行和法哈德·塔基扎德-赫塞里所说，“人口老龄化和工作人口减少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最大原因之一”。

最终的代价也是最无形的代价。日本从未在计算机领域的竞争中占据过丝毫优势，哪怕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其国力最为强大的时期。学界为此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甚至包括一些接近种族主义的说法，认为日本文化无法创新。

但有一点事实相当扎眼。数字革命（晶体管、硅芯片、个人电脑、互联网、网上购物、云计算）的动力，基本上是来自硅谷、西雅图或者哈佛大学等精英的发明家及企业家。

如果你读过他们的传记，从开发集成电路和硅芯片的杰克·基尔比、罗伯特·诺伊斯等人，到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再到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等等，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实现自己所在领域的突破时，都很年轻。

日本再也没有太多年轻人了。如果你所在的社会渐渐衰老，它就很难创新了。

04 日本的悲剧会重演吗？

日本的例子，在亚太地区（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相继重演。这5个地方，都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顶得上一个世纪的经济现代化。而这5个地方，现在全都成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有人估计，在香港，实际生育率已降至1以下。

正在发展但尚未完全步入发达阶段的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也紧随其后，泰国：1.4，越南：1.8，马来西亚：2.0。亚太地区大国的生育率低于替代率，或许是全球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亚洲四小虎令全球相当大部分的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状态，这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迹。但是，这种爆炸式发展需要付出代价，因为社会的演进速度不如经济发展快。

固有的价值观冲撞着全新的现实，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破坏了政府精心构思的计划。而且，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现象，情况都往往如此，年轻人对此感触最多。

关于作者：达雷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益普索社会研究与企业声誉公司（Ipsos Public Affairs）CEO。他是公司声誉、社会调研以及政治选举预测领域的专家。布里克早年毕业于卡尔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同校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担任博士研究员，曾作为公众意见研究总监而服务于加拿大总理办公室。

约翰·伊比特森（John Ibbitson），加拿大《环球邮报》资深记者，专栏作家。伊比特森有31年媒体从业经验，并为《环球邮报》服务了20年，曾先后担任多伦多皇后分社、华盛顿分社、渥太华分社主任，并成为2012年度的首席政治领域写手。

本文摘编自《空荡荡的地球：全球人口下降的冲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