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年前的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正式公布，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一年来，“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在各地加快推进，开局良好。全面两孩是涉及到政府、家庭和社会的多层次长期调整问题，包括政策的衔接、措施的执行、家庭的准备、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心理的调整等方面。“全面两孩”政策必将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而到阶段性节点对既有政策进行一些回顾与分析，也有助于为未来的政策完善提出有益的建议。

在近期，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了2015年全国1%的普查结果，其中披露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这一较低的数值在“全面两孩”一周年之际也引起了人口学者们的讨论。

事实上，这不是调查数据首次出现较低的结果，此前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是1.18%，也是一个较低的数据。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2015年年中国新办的发布会上曾对此回应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共识是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究竟这个值是1.7、1.8，1.5、1.6还是1.1、1.2，这个是有争议的。

谈到争议的原因，杨文庄当时回应，现在调查和普查时，有很多出生婴儿的漏报的问题。以往的普查数据都发现，过七八年之后到了上学时，孩子就都出现了，所以低龄人口的漏报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漏报率补上去，经过多种手段测算，大概在1.5、1.6，而且这个水平已经稳定几年了。

来自国家统计局对《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说明中也强调，经事后质量抽查，总人口的净漏登率为0.54%。全国人口中已包括据此计算的漏登人口数。

人口数据是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础，也应该是学者讨论人口政策的基石。人口政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从真实可靠的数据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最终更接近事实的总和生育率是多少，还有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共同协商，在翔实调查和客观研究的基础上，拿出真实可靠的数据，为未来推进“全面两孩”政策提供依据，也为学者们研究“全面两孩”政策提供参考。

在“全面两孩”政策一周年之际，就“全面两孩”政策和对近期数据的解读，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人口领域的九位专家，为读者带来他们的观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去年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不仅标志着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彻底终结，同时还预示着以往“少生就是一切”理念的改变。

恰逢全面两孩政策公布一周年，我觉得，开放“全面两孩”政策仅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第一步，现在当务之急还要对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动态和客观的评估，特别是两孩政策目标群体的生育意愿和行为、生育时间、抚育成本等方面做第三方的监测和评估，这不仅有利于真实、客观评估政策的现实效果，同时也为下一步的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提供重要的参考。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

尽管“全面两孩”后今年出生人口的确切数据现在还没有公布，适龄人口生育潜力的充分释放还有待观察，但是生育率的走向是明朗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人口已经进入极晚婚—极晚育和生育意愿较低—生育成本很高的婚育模式。这个从之前的单独两孩政策遇冷就能够看出。

全面两孩政策虽然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收获“愿生乐生”的效果，但生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综合配套值得期待。盼望中国的人口治理思路和方式尽快从出生人口控制中摆脱出来，这样既符合天道也符合人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广州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一周年，目前主要调查数据已经显示了单独两孩的政策效果和一部分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

目前公布的汇总信息印证了我们此前对全面两孩情况的一些趋势性判断，但具体情况还需要更全面、完整的原始统计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比较出乎预料或估计不足的是一孩生育率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总体出生规模的判断和对低生育规律的认识，这个问题无疑需要对原始统计登记数据进行专业检验。

大数据时代，在这些关系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上，希望国家统计局能按国际和国内科学研究惯例，尽快提供原始基础数据供科学研究使用。

人口学者、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黄文政

人口学者、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 黄文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1%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5。这个数据低得可怕，但并不奇怪。

2015年湖北宜昌的调查就发现，该地区生育率仅有0.81。宜昌的调查基于30%的育龄女性，抽样比例是一般普查的30倍，应该非常可靠。宜昌的数据可能显示，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并不像有人坚称的那样低估。如果依然坚称全国生育率还有1.6，那就是指责普查漏报了1/3的新生儿。那这个漏报责任谁来承担？

况且，就算生育率高达1.6，较之2.2的更替水平，那也意味着每一代人减少27%，每两代人减少近半。如果生育率长期处在1.6，未来总人口依然将以每60年减半的速度萎缩。不管生育率到底是1.05还是1.6，都已经处于很低的生育水平，要避免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需要进一步放开并鼓励生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在2014 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一些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的地区开始担忧生育率的回升无望，甚至出现了鼓励生育的讨论；而与此同时，多省市在修订计划生育条例时仍要严格控制三胎，对征收社会抚养费作出明确规定。这些看似不相关、实际上自相矛盾的现象，究其根本，是对大众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缺乏了解。

中国人口生育率已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影响群众生育行为的因素与人口转变完成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虽然部分地区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绝大部分人口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目前的优先关注问题应当是长期低生育的风险，而不是对个别三孩出生的控制。未来中国与生育相关的政策取向，应当超越单纯从人口变化出发，更多关注与其相关的劳动领域和家庭内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缓解育儿与工作和事业发展的冲突，从生育行为微观影响机制入手解决问题，满足育龄夫妇的期望和需求，支持他们落实自己的生育计划。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学者 蔡泳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学者 蔡泳：

中国十年乃至二十年内生育率都不会有很大反弹。可惜很多人还是抱着半个世纪以前的陈旧观念，还在强调控制人口。

现在国家应该做的是，把生育权完全还给社会和家庭，同时提供妇女儿童保护、医疗、入托、幼教等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让所有想生的人能生出健康的下一代。

当然人口是个长期的问题，高增长我们过来了，低生育也不必过于惊慌，天不会塌下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志刚：

2015年小普查表明生育率再创新低，说明“单独两孩”的生育政策调整对提高二孩生育效应有限，甚至抵消不了晚婚婚育抑制生育的影响，中国低生育水平还在向纵深发展。

同时也再次表明，中国生育水平过低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调查质量问题，也不是生育政策限制，而是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的生育抑制作用强大。

由此，可望“全面两孩”政策调整会带来一些增益，但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生育率过低仍然是必须认真加以应对的主要人口风险。

多年来，反复重演生育率低得出乎预料的事，反映出对低生育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其实，最重要不是要有多么准确的生育率数字，而是要能够把握人口大趋势。现在，生育政策虽然调整了，但过时观念仍大有市场，连人口发展战略方向都很迷茫，还在忙着做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所以，不能认清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王丰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王丰：

施行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亿万家庭和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随时间推移将还会不断呈现。在生育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我们看到，一种把人当成社会计划中的一个数字、一颗棋子，而不是一个个的生命、一个个构成社会的基本原子的国家主义思维一直在起主导作用。

在独生子女政策终结之后，又有人天真地呼吁年轻人为社会去多生孩子。难道生育权利和生育选择不是公民自己的事吗？

一项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公共政策结束了，而对导致问题社会根源的认真反思还没有真正开始。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陈友华：

今天是中央做出“全面两孩”政策决定一周年纪念日，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时的情形相类似，付之实际“孕动”远没有“全面两孩”政策的社会反响强烈。在一个持续低生育率时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人类未来深深的担忧，有必要重新审视人类生育的意义与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把生育视作妇女的事与家庭的事，甚至把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妇女视作被丈夫供养的对象，而没有将生育视作人类社会合理的性别分工，更没有把生育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妇女的生育价值未受到家庭与社会应有的重视。

在低生育率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赋予生育与生命全新的意义。生育与相夫教子和外出工作只是女性人生不同阶段的劳动分工。外出工作与创造财富重要，在家生育与相夫教子照料家庭同等重要，甚至后者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