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从何时开始?恐怕难以用非常精确的一个数字来表述,就拿中国来讲,我们的文明是上下五千年,这其实只是一个大概时间,不是精确的。在此盯着人类到底有多少年的文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既然文明有开始时间,那么文明就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世界各地的文明起始时间点是不同的,有早有晚,它们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但如果说发现迟的来源于发现早的,也可能有点武断,毕竟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文明的发展历程。“文明中充斥着野蛮,野蛮中孕育着文明”。如果说文明是有历史的,那么在文明出现前,人类历史一定是在野蛮和蒙昧中渡过的。今天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文明阶段,但是野蛮和蒙昧并没有消失,比如战争、冲突,甚至小到个人的不文明行为,随地吐痰、说脏话等,这些也应该是野蛮和不文明的表现形式吧,只不过这些野蛮被人类文明所包围,文明在尝试削弱和消除野蛮。是什么因素,让蒙昧和野蛮变成了文明,又是什么因素会让人类在文明社会里表现出野蛮的行径,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应该会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
自己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听到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在知晓其夫妇用四十多年时间写出了《世界文明史》,那种不由得不钦佩的崇敬之情是油然而生。四十多年时间可以说是穷尽一生。但这一生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写出的是传世的经典之作,而不是文字垃圾。这说明要产生传世的经典之作,除了写作者要有很强的能力之外,还需要大量的时间。短时间的速成作品估计难以成为经典之作。要完成《时间文明史》需要渊博的知识,这是不用任何怀疑的,无病呻吟岂能写出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一共有四部分内容,分别是文明的建立,埃及与近东,印度与南亚及中国与远东。写作任何一部分内容对一个普通学者来讲,应该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他不仅需要精通这些历史,还需要从大量历史资料中梳理出文明的线索。所以,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是独一的。对这样一部大部头的经典之作,赞扬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然又怎么能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对一般人来讲,不要说去读《世界文明史》,就是买都需要勇气,我也是徘徊了一段时间才下决心买的,因为是断断续续读,所以《东方的遗产》读完就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由于时间跨度太长,读完后面的前面的印象就不深了,我想尽快写一个小书评,以对读本书有个简单小结,但是苦于没有整块的时间去写作,这项工作一直没有能及时开展。平时一般都是断断续续写,可是断断续续写绝对是对《世界文明史》的不尊重。因此,无论如何,还是得找个比较宽松又尽量没有打扰的时间段再行写书评。
为什么会产生文明呢?文明会不会消失呢?过去的文明是不是都流传下来了呢?这些问题《世界文明史》都会一一解答。“文明不是自生的,更不是永不朽灭的,它必须经由每一世代的不断更新,如在其进程中,遭遇了任何财政上或传递上的中断,皆可导致其灭亡”。(P5)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其它皆灭亡,也就是说世界文明并没有完全保留下来,很多都毁灭了。威尔·杜兰特对东西方文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文明源于东方并传至西方,他认为文明由“劳动、政府、风俗与礼仪、宗教、科学、哲学、文字及艺术”八个要素构成,这八个要素可归结为文明产生的四个条件,即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伦理条件和心理条件。应该说,这八个要素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在不同的国度里,各要素的影响力应该是差异的,比如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就相对较弱,当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危险状态时,政府就会对宗教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保证其不会威胁到政府的统治和社会的正常运行。与西方和中东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是不强的,而古代中国的科技是领先的,近代却落后了,即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审视文明的构成要素时,要有侧重点。
文明每向前一次发展,不仅会促进社会进步,同时也会带来野蛮,就如“农业虽然创造了文明,却也带来了私人财产制度,还带来了奴隶制度”(P19)。就连那些自认为是现代文明代表的西方人,不也为了经济利益,到处去侵略和建立殖民地。换句话说,文明发展不会停止。今天的世界仍然不太平,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之后,人类并没有完全放下战争,世界局势依然不安宁、不太平。“社会由两种管制:平时用语言,占时用刀剑”(P21)。语言是外交途径,刀剑就是武力方式,有效的外交,是由于自身的强大和魅力。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外交体现的大国风范,不仅体现出中国的发展,更体现出中国的魅力和责任担当。“一个国家若全凭武力,是不会持久的”(P23)。这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历史上任何恃强欺弱的国家最终都失败了,而唯有和平才是世界人民所向往的。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努力,人类命运是休戚与共的,不是你死我活的。
任何人出生时是无法操控自己的命运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基本到了成人之后,可是每个人的成长阶段,尤其是成人前的阶段会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在成长阶段没有做好该做的事情就养不成一个好习惯,也难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人和人是有差异的,勤能补拙,但是不能彻底去拙。在当下,作为成家有孩子的每一位成年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做好父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较好的家庭教育可能延长了孩子的青春期,使他们能在自谋生活之前,获得充分的教育与发展”(P27)。如果没有获得充分的教育与发展,会发现他们在成人之后难以自立。除了教育之外,人类还有伦理,“伦理是个人与团体以及每个团体与其他较大团体应有的合作之道”(P32)。伦理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有约定俗成的,也有法律规定的,正常情况下,人是不能违背伦理的,当人的行为与伦理相违背时,即产生不文明行为。
在谈完文明产生的条件后,威尔·杜兰特分析了埃及与近东、印度与南亚、中国与远东的文明发展情况,在这里不再对此进行评判,主要是因为要评判必须得熟悉所有国家的历史情况,我想没有认真研究过世界史的人恐怕都会持我这种态度。由于《东方的遗产》部头大,就是对这些国家的文明情况做简单介绍也得费不少时间和文字,如果有兴趣,建议大家去看看《东方的遗产》。最后,我想对威尔·杜兰特对中国的介绍做一简单评判,因为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还是有相对较为熟悉的认识。威尔·杜兰特将秦始皇比作德国的俾斯麦,从表面来看,好像有点相似,实际还是有很大不同,毕竟秦始皇是皇帝,而俾斯麦只是一个宰相,也许在西方很难找到这样一个能够相比的人,也可能是有其它原因,总之,这个比拟在我看来还是不太合适。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能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如此清楚,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也要注意处理野史的可信度问题,“我们知道,秦始皇是战国七雄中秦襄王后和宰相吕不韦的私生子”(P575)。野史又不可信的内容放在这里应该是不妥的,还有“他(秦始皇)的继承人因为高兴见到他早一点死去,遂大兴土木,替他盖了一座非常豪华壮丽的坟墓”(P577),秦始皇陵墓从秦始皇登基后就开始修建,并非是继承人为了让他早点死,继承人为他所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另外,不知作者是如何理解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举动影响很大,以至于最后推翻了三座大山,还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在介绍中国的很多事情时,总是冠之以“社会主义”,在作者看来,好像凡是涉及到为民,防止贫富差距,打击私人胡作非为的政策措施时,就会用社会主义的字样去形容,诸如汉武帝的政策、王莽改革等,如果这样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确实很悠久,尤其是历朝历代初期基本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实验。在评价杨贵妃时,他写道“明皇从她那里只学到了淫荡”(P582)。这绝对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杨贵妃她仅仅是一个女人,在皇帝面前她又能做什么,而且杨贵妃本人并没有影响和干预过朝政。“安禄山是一个藩将,他也爱杨贵妃”(P582)。我们不能回到唐朝去见证当时的情况,但是这种看法也是坊间传说,可信度并不高。“杨贵妃认为这位诗人是故意讽刺她;在她的怂恿下,明皇对李白也生了疑心,他送给李白一袋金子后,就叫他离开王宫”(P585)。还有作者将王莽与王安石相比,认为蔡伦被杀是因为与皇后私通等。这些叙述都是有问题的,也许王莽和王安石有很多相似性,都姓王,都变法,最后都失败了,但是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可媲美应该是不恰当的,至于蔡伦的事情,是因为蔡伦参与了政治,绝不是与皇后私通。
“970年,朝廷在国都长安开始正式发行纸币”(P640)。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定都汴梁,也就是开封。长安为都,那是唐朝的事情,唐之后长安再没有做过都城。另外,在介绍中国时,没有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如果说介绍印度时介绍了甘地,那么介绍中国时就不能不介绍毛泽东,即便中国共产党在他写作《东方的遗产》时还没有取得领导权,那么之后都应该修订添加。
以上是《东方的遗产》对中国情况介绍我认为不妥和错误的地方,当然还有其它的,在此就不一一指出和列举了。对于中国的介绍是如此,我想其它国家肯定也有类似错误和不妥的地方,鉴于我对其它国家历史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敢贸然瞎说。《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既然有不少的错误和不妥之处,是不是不值得看呢?当然不是,与本书的价值来比,它的错误和不妥完全是可以忽略的。而对一个外国学者的过度苛求,显然是不合适的。历史的东西就让历史去见证吧,能把《世界文明史》书写出来,这样的功绩是空前的,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用作者的话来讲,“假如我等到完美无瑕再出书,则我这本书恐将永无完成之日”(致读者P4)。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有机会读到《东方的遗产》。威尔·杜兰特不仅有渊博的知识,更有谦逊的态度,“本书中的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可能冒犯了东方文明而使热爱东方文明并对东方文明或有秘传的人士为之惊愕”(致读者P4)。为了准确理解东方,作者花了8年时间进行研究并亲自到东方进行查看和学习。对于这样一种治学精神,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一句话,向他学习吧。最后,顺带说一句,本书的翻译非常好,绝对值得一看。
《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美)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师文化译,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本书。
高志奇,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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