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之三鉴

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有三大鉴之说，即:殷鉴、秦鉴、隋鉴。殷、秦、隋是中国古代三个重要的王朝。三个王朝均盛极一时，也殊途同归，在没落时，瞬息消亡。除了殷商王朝，秦15年而亡，隋38年而亡，三鉴中有两个王朝都是短期而亡，而且三个王朝都亡于他们的苛政、急政、暴政。而三个王朝之后的王朝，周朝800年，汉朝405年，唐朝289年，这三个王朝的国祚和国势都比前朝要强得多，何以如此？正因为他们吸收了前朝灭亡之教训。

殷鉴，即周室于殷之暴亡之鉴，也含有对夏灭亡之鉴。《诗经》有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周公也曾屡次告诫成王：“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2]殷夏之亡，实出其暴政，古代比一君之恶，言其堪比桀纣，夏桀殷纣施恶无数，也许经过千年的加工，不免有人抹黑，但他们是暴君这是不虚的。夏失其德，而殷代之，殷失其德，而周代之。天数有变，神器更易。夏桀无道，“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3]，商汤革其命，代夏作民主；商纣无道，武王“恭行天之罚”[4]，代殷作民主。而反过来，商汤周武之革命究其本质也是以暴制暴之行，更是臣弑君篡位之行，如何能够匡正名义，安抚百姓，使百姓对现有政权信赖，便成了统治者需要考虑的要务。而周王室更意识到了这是其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一步，也就逐步形成了殷鉴意识。首先，前朝之所以灭亡，是天命变革之结果，天命的转移需要现世政权的统治者起来革前朝的命，周代殷是天意，这就巧妙地回答了周王朝是犯上作乱才建立的问题；其次前朝之所以丧失天命，在西周文物大盂鼎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祀。”殷商后期的统治者，显然不是仅仅肆于酒，彼时必暴虐无度，阶级矛盾激化，《尚书·牧誓》中就有关于不敬祖宗，不修祭祀，任奸用佞，暴虐奸宄之记载，也许过分夸大了商朝统治者之残暴，但也应是有所根据，因而天命也就有所转移。而商朝统治者如此行为，必然使百姓受难，而周之所以成功革除了殷命，也是百姓众望所归，由此便形成了敬德以修人事之观念。而百姓的力量也让统治者所见，因此便有了保民之观念。由此，殷鉴观念也就逐步形成。

秦鉴，是汉王朝关于强秦速亡的教训与反思。秦兴时，举六国之力不能与之相抗，秦衰时，戍卒一叫，函谷便举，楚人一炬，阿房焦土。秦用了十年一统六国，而仅仅十五年后，秦楚亡，刘汉兴，秦人缔造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被区区亭长刘季所代，而秦的速亡也给了刘汉统治者深深地震撼，秦为何二世而亡？大汉如何能够长治久安？这给了统治者也给了平民布衣以深深地思考。贾谊就曾说，秦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5]秦的灭亡，与其暴政直接相关，虽然汉人更多认为秦是暴政，而当今学界也有人提出急政思想，秦在其一统后的十五年，修长城，逐匈奴；征百越，开灵渠；修驰道，通直道；凿皇陵，开阿房；严法刑，用苛政，征发百姓民夫上百万，而用之若猪狗，再加上二世无道，终于大泽首义，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逮到汉初，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正是大战后如此凋敝之民生，汉初统治者才深深鉴于秦灭，轻徭薄赋，重黄老之学，与民休息，缓和社会矛盾，正是秦鉴的思想佐使其与民休息，无论统治权在刘氏还是吕氏，汉初的国策都没有大的变动，正是深深受秦鉴的影响。

隋鉴，隋，是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一个王朝。中国在黄巾之乱后，可以说一直到隋统一天下，虽然其间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是基本处于板荡不安之中，一直到隋，天下才重归一统。可让人唏嘘的是，隋王朝仅仅享国38年就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就是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为何隋灭亡了？唐建立了？这是今人还在思考的，也是唐初统治者在思考的。隋如秦故，也是急政，征高丽，开运河，下江都，刑严法，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仇，在《无向辽东浪死歌》的传唱下，成千上万的农民揭竿而起，隋末大起义的浪潮滚滚而来，炀帝江都缢死，李渊关中入寇，李唐代隋而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正是在农民起义打击下隋王朝的速亡，使唐太宗为首的李唐统治阶级有了深深的触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舟民水，若不吸取隋视民若草芥的教训，不认识到百姓的力量，李唐的江山是不会长久的，而且太宗还曾这样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缅怀魏征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宗浓厚的史鉴思想。唐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轻徭薄赋等等，换来了贞观盛世，这正是隋鉴的体现，也是历代之鉴的体现。

二、史书是史鉴意识的集中体现

纵览古代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史学要比中国发达，古代中国的史书无论在数量、种类、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有人持宗教与史学发展负相关的观点，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须知，古代中国的儒学不是宗教却胜似宗教，儒教的教化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对人的教化有过之无不及,儒学强调的纲常名教以及等等观念深入古代人的人心，可以说，直到五四新文化以前，中国的传统观念和思想对人们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到了五四新文化的风口浪尖上，传统文化被一股脑地认为是糟粕，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影响，在那个时代的洪流留下，也许只有这样的全盘否定才能激发当时人们的思想，到今日，才能激发我们理性思考。而古代中国的史学如此发达，更大的原因是史鉴意识的浓厚。历史就起本质来说是故事，历史就是由故事组成的，而这些故事是超脱于情情爱爱，超脱于小我，更多的是生死权谋，纵横捭阖，是大我。史书则集中记载了几千年来的是是非非，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在古代没有不读史的，《资治通鉴》就讲将有资于治道。正如西方的一位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书的作用就是作用于当世，孰可为孰不可为，一切过去的事情对当世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而古代的中国人正是熟谙这点，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重视历史，一方面，他们熟读史书，望其有资于治道，另一方面，君王将相代表的统治阶级大量修史，而作为平民百姓，也涌现出了大量的私修史书。一方面是读，一方面是著，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史书不正是中国人强烈的史鉴意识的体现吗？

三、历代政权史鉴略说

前面，我说了三大鉴思想，其实这三大鉴也是后世历代王朝之鉴，后世的王朝也都吸取了三鉴的思想。

宋王朝是武人造反所得，故而忌惮武将，而宋朝统治者又深深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崇文抑武，在军政，地方权力，财政上进行了大举的改革，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削弱了宋军的实力，这也为两宋灭埋下了种子。

相比之下，元王朝的史鉴意识更为淡薄，这不单单表现在前朝史书长久未能修成，更表现在元朝的社会中。民族四分，南人最贱，浅显地学习汉法，甚至许多元朝皇帝连汉语都不会讲，而在地方上各级官吏横征暴敛，科举也经久不用，胡虏无百年之运，元王朝不但史鉴意识淡薄，而且大多数统治者拒绝汉化，因而最后只能北返漠北，仅仅九十年就中原易手，因为，落后的民族是无法统治先进民族的。

明朝，一个真真正正由平民建立的王朝，它的史鉴意识却很复杂。明朝私人修史的成就很大，而官修史书诸如《元史》与明实录等，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言善而不言恶，褒功而不贬过，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而在政治上，明朝的统治者却深深鉴于元的灭亡。丞相被彻底废除了，皇权最大的威胁消失了，这便是明朝最大的成果，从此之后，丞相专权再也没有了，纵然皇帝的压力变得前所未有，而明初，百姓也基本休养生息，作为最基层起身的皇帝，恐怕没人能比朱元璋了解大乱之后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正是史鉴意识的体现。

清，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为完善的一朝，纵然是封建社会夜晚前最绚烂的一抹夕阳，它的史鉴意识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康乾盛世就不能持续一百余年。举例来说，明宫十万太监宫人，宦官专权，皇帝无道，而在清朝太监宫人的数量急剧下降，而随意挥霍的开支也远远比明朝要小，这不就是史鉴意识的体现吗？当然了清代的专制主义也是远超前代的，这也就造成了清代史书并不发达，反而考据学十分兴盛。

总结：总览中国古代，史鉴意识一直伴随各个王朝的存亡绝续，而每个王朝又难以超脱灭亡的命运，往往前期有鉴于史，社会安定，后期穷奢极欲，走向衰亡。社会发展到今天，没有绝对长久的政权，没有绝对正确的政权，一个政权要想较长地维持自己，只有鉴于史，更己过才行，这也是发达的中国史学和史鉴意识对今天最大的财富！

[1]《诗经·大雅·荡》

[2]《尚书·召诰》

[3]《尚书·多方》

[4]《尚书·牧誓》

[5]《过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