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汉字的起源，据《正义》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后世圣人”，是黄帝、尧、舜。再看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文字起于黄帝，殆无疑义。而《尚书伪孔传叙》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伪孔传》原是不足论的书，他要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所以不得不说伏牺时有文字。然而这所谓《三坟》、《五典》，也是杜撰的。《左传》昭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注“皆古书名”。《伪孔传》根据于王肃，杜预和王肃，是互相依附的。见丁晏《尚书余论》。尚且只说“皆古书名”；此外《正义》所引诸说，无一和《伪孔传叙》相同的；故知此说定是杜撰。所以此说原不足论，然而《正义》申他的话，却颇可注意。《正义》说：《尚书纬》及《考经谶》，皆云三皇无文字，又班固、马融、郑玄、王肃诸儒，皆以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案《伪孔传》虽根据王肃，然辗转相传，至东晋时才出现。又未必尽肃之旧，所以又有异同的地方。……又苍颉造书，出于《世本》，苍颉岂伏牺时乎？且《系辞》云：黄帝、尧、舜，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是后世圣人即黄帝、尧、舜，何得为伏牺哉？……不同者……其苍颉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苍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衷、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广雅》曰：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则大率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十纪者……禅通，九也。……如揖此言，则苍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余年。……又依《易纬通卦验》，燧人在伏牺前。表计其刻曰，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郑玄注云：刻，谓刻石而记识之。……又《韩诗外传》称古封泰山禅梁甫者万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又《管子》书称管仲对齐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二而已。……是文字在伏牺之前，已自久远，何怪伏牺而有书契乎。

义疏强申传说，本不足论。所引崔瑗……之说，要破司马迁……之说，也未必有力。就使崔瑗……之说是真的，古人同名号的很多（譬如尧的时候有共工，伏羲、神农之间，还有霸九州的共工），安知古时候有个“王者”的仓颉，黄帝时候不再有个做史官的仓颉呢？然而说伏牺以前，久有文字，这话却未可一笔抹杀。用科学的眼光看起来，天下断无突然发生的事情，说前此都是结绳，仓颉一个人，“见鸟兽蹄迒之迹”，突然创造文字，也不合理。所以我说：文字断不是一人造的；从黄帝以前，必已发生很久，不过书传传说，都说是起于黄帝时代，苍颉是黄帝的史官，史官是管记事的，是用文字的，就都说文字是他所造罢了。

然则书传传说，为什么要说文字起于黄帝时代呢？按《易系辞》说：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则书契之用，是到黄帝时才广的，以前不过仍用之于“升封刻石”等事。所以大家都说书契是起于黄帝时了。

《说文解字叙》又说：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各本无此六字，段玉裁注本，依《左传》宣十五年《正义》补。字者，言孳乳而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案封于泰山者七十二代，—这句话原不必真，然而照古人的意思说起来，自多在黄帝以前；许慎的意思，也未必有异；照此处文义看起来，却像这七十二代，就在三王五帝之世似的；这是古人文法疏略，不可以辞害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依《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向来讲“文字的历史”的，都根据他。我却有点疑心，为什么呢？一、既然说“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为什么“保氏六书”，却有这样整齐？二、从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之后，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杨雄的《训纂篇》，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都是整句韵语，《凡将》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其余都是四言。这一条根据段氏《说文解字注序》，可参看原书。一体相承，体例没有改变。既然保氏时代，就有很整齐的六书，为什么许慎以前，没一个人想到，照《说文》的体例，依字形分部编一部字书？整句韵语，是文字为用未广，学问靠口耳相传时代的东西。《苍颉》、《爰历》……正合这种体裁，所以汉朝尉律试学僮“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见《许叙》），籀就是背诵（从段氏说），可见当时教学僮，都是如此的。若照《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的说法，是教小孩子的，不用《三字经》、《千字文》，反用《康熙字典》一类的字书了。哪有此理。三、许慎说“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皆以古文”。这句话的根据就在他下文。所谓“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他又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上文说秦朝时候，明说“而古文由此绝矣”，终西汉一朝，并没提起古文。到王莽时的六书，才有所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则古文是根据壁中书，奇字想就是根据山川鼎彝的。然而现在《说文》一书中，所存“古文”“奇字”，实属寥寥无几，果使所谓古文者不过如此，和小篆算得什么异同？后世“于山川得鼎彝”一类的事情很多研究他的人就是小学中的金石一派，所载的文字，分明和许书不尽相合。四、而且六书的说法，仅见于《汉书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叙》，和《周礼》保氏注引先郑的说法，此外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及，难道周代相传的掌故，西汉时代没有一个人晓得么？所以我疑心：六书的说法，是本来没有的。这种说法，是汉代的人，把古人的文字，就字形上来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是周代保氏，就有这种说法。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并不是从战国时代起的。中国的文字，战国以前本来是大体相同，而各国都有小异的。直到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才统一，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大体相合可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从七国时代起，他无证据，只有《周礼》上大行人“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可以做周室盛时，言语不异声、文字不异形的证据。

然而这句话，除《周礼》以外，也是他无证据的。既然六书的说法，是汉末的人研究所得的结果；那么，从此以前，中国的文字是绝无条理的。不过有《苍颉》、《爰历》一类的书，像后世的《三字经》、《千字文》一般。给人家念熟了记牢了罢了，像后世《康熙字典》一类的书都是没有的。这么说，就可以见得中国的文字，是迫于需用渐次增加，并不是有一个人像苍颉、史籀等按了一定的条理系统，把他创造或改良的。难我的人要说：既然是逐渐发达，何以所有的字，分明能把六书来驾驭他；何以能这般有条有理呢？那么，我要请问，后世造俗字的人很多，所造的字，也分明能把六书来统驭他，难道他们是通“六书义例”的么？

以上的说法，似乎奇创，然而其中似乎也有点道理，请“好学深思之士”想一想。

程邈是中国一个改良字体的大家，他所改定的隶书，到如今还沿用。真书和隶书，算不得什么变迁。然而这个人事迹不详。只据《说文》的《叙》，知道他是下杜人。《说文叙》说王莽时的六书：“三曰篆书。即秦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这句话当在“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之下。看《段注》就可以明白。卫垣《四体书势》：“……小篆，或曰：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前一说，想又是因说文的错简而致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