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写书的时间比较早或没注意到最新考古研究进展吧，以前答过相关内容引来参考：

中国文字历史，根据最新考古证据看远在甲骨文及其他古文明文字之前

考古表明，中国汉字始于8000年前，经过2000年的演化，在距今6000年时已能“连字成句”，在距今5000年后汉字使用较为普遍，逐渐发展出了“篇章”。

如果说单个出现的符号，还属于原始文字性质的话，那么已经“连字成句”的符号，无疑可以视为正式文字的标志。以此为标准，在距今6000年左右，中国漢字正式出现。

先说近点的，引相关介绍

杨官寨遗址，属于仰韶庙底沟文化，距今6000年—5500年，由于之前鲜有发现庙底沟时期的遗址，因此杨官寨遗址填补了历史空白。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指出，杨官寨遗址是“面积最大、庙底沟时期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因此，杨官寨遗址又被誉为5500年前的“中国最早城市”，西安城的起源。

该遗址出土遗存极多，史料价值极高，对于研究上古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比如城池布局、陶器制作、文化审美等。但更重要的是，根据陕西出版集团出版的《黄帝功德大典》介绍，该遗址还出土了一些成熟文字，其中四个字清晰可辨

四个字的意思为“以戎来戎”。除了第一个字不好辨认之外，其他三个字与今天的汉字差不多，文字非常成熟，如今学生都可以轻易识别为“戎来戎”。杨官寨遗址出土的这块残片，无疑证实三皇时代中国已有文字。距今5500年前，中国文字已从“初熟”阶段进化为“成熟”，由于主要在竹简上书写，故而如今找不到相关证据，但这种文字实际上代代相传，传到商代时，因为祭祀鬼神的特殊需要，商人将文字刻写在甲骨上，由此才让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不止一处：

《吴郡甫里志》记载：“陈湖（澄湖），相传旧本陈州，沉为湖。迄今水清浅时，底有街井、上马石等物，舟人往往见之。”也就是说，在澄湖下面，有一座古城。

1974年，苏州吴县车坊公社在澄湖西岸围湖造田时，抽干湖水之后，在湖底发现了大批古井，于是一个横跨5000年的上古遗址重现天日，最早可以追溯到崧泽文化时代（距今约6000-5300年），最晚为宋代，因此澄湖应该是宋代时才最终形成的。

1985年，澄湖遗址发掘11年后，挖掘报告正式发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时代陶器上的四个神秘符号。通过下图可见，这四个符号高度抽象化，多个不同符号排成一列，构成有序组合，每个刻符线条规整，个别刻符线条复杂。考古发现很多上古刻符，其中良渚文化的总数已超600个，如此庞大的数量，显然具备了形成文字系统的基础条件。因此，澄湖这种“连字成句”的刻符不是突然出现，而是建立在庞大的良渚刻符基础之上。

再看看更早的：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500年—9000年，考古挖出很多新石器遗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刻在龟甲上的符号”，数量在20个左右。

贾湖刻符与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都刻在龟甲、骨器上，造字原理、字形结构、笔画走势等与甲骨文的相同。也就是说，贾湖刻符肯定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符号，而是代表一定意义的文字符号，并与甲骨文有所传承联系。

所以，如今普遍认可的结论是“贾湖契刻的发现，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其中，贾湖遗址发掘主持人张居中等专家，认为贾湖刻符是一种表达卦象的文字，与甲骨文一样都是用于占卜。

贾湖刻符之后，直到甲骨文，在长达4000多年时间内，中国东西南北各地都出土了不少刻符，比如安徽蚌埠的双墩刻符、陕西西安的半坡刻符、江苏南通的青墩刻符、浙江嘉兴的庄桥坟刻符、分布北方的骨刻文、山西临汾的陶寺刻符等等。

上述这些上古刻符中，有两个尤其值得一谈，即双墩刻符中有630多个符号，庄桥坟刻符中发现连词成句的现象。

双墩遗址位于安徽蚌埠，距今大约7000多年，里面一共发现630多个刻画符号，是迄今为止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刻符数量最多的一个遗址。

双墩刻符中，不少符号反复出现，被频繁地使用，重复使用时符号没有出现错误，因此只能说这些符号绝非胡乱刻画，而是具有记事、表意功能的原始文字。由于双墩刻符具有象形功能，因此就给破解提供了线索，如今学者考证认为，与“水纹”相关的刻划符号接近90个，绝大多数与渔猎活动有关，此外“水纹”刻划符号包含的内容，还涉及到狩猎、居住、气候环境等方面。

在安徽滁州定远县，距离双墩8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侯家寨遗址，和双墩是同期的，也出土了一些与双墩遗址相同的刻符。

此外，安徽宣城绩溪县石子山遗址、江苏镇江的丁沙地遗址，也发现了双墩刻符，这说明双墩刻符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氏族族群间表达特殊含义的记录符号，具备了文字传播的特性。

双墩刻符分为表意、戳记、计数三大类，主要是用于记录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活动。这些刻符简单生动形象，有的是单个的，有的是两个，有的是多个的组合，同一个符号常常被多次使用，表达相对完整的意思。构成越复杂，表达的意义越丰富。这说明双墩刻符已经能够连词成句，显现出语段文字的特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指出：“双墩刻符对甲骨文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对汉字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贾湖遗址到青墩遗址，从距今8000多年到距今5000多年，考古发现了众多刻符，但都没有被欧美学者认可为文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能“连词成句”。而庄桥坟遗址中出现的一段刻符，学者判断认为已经“连词成句”了。

庄桥坟遗址位于浙江嘉兴，距今5000多年，与良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该遗址出土了不少刻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残破石钺正面上的连着的六个刻符。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认为，这些原始文字不像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认为，六个符号集中在一处，并极为工整地排成一条线，更重要的是其中三个符号还是相同的，可见这是“比较成熟、初具系统的文字”。

除了这六个刻符之外，其他刻符也都存在刻字方式、笔画顺序、整体风格等基本一致，说明当时文字使用已经比较规范。

刻在龟甲上的贾湖刻符，与甲骨文相隔5000多年，却明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双墩刻符具备象形、指事、会意三大造字法，无疑传承给了甲骨文。

中国文字成熟的时间不是商代甲骨文，而是商代之前早已成熟，只是可能因为文字载体的原因而没能传承下来。

但不管怎么说，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字从“原始文字”到“初熟文字”再到“成熟文字”的过程极为坎坷，时间长、范围广、参与者众多等等前提下，最终才演化出一套成熟的中国文字。

对比中国文字演化历程，一个难以理解之处：西亚两河流域、古埃及地区，为何能在狭小区域内、应该只有少量人员参与，然后就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演化出一套系统文字呢？

两河流域文字起源的传说《伊南娜与恩基》记载，乌鲁克的保护神、恩基女儿伊南娜，前往埃利都、从智慧神恩基那里“骗取”“文化财产”，然后把它们运往乌鲁克的故事。其中，楔形文字是“文化财产”中的一种。

而现在各种教科书及网上媒体宣传，所谓世界最早文字仍然是两河流域文字，其实按上述考古证据远远晚于中国目前发现的文字，参考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出现在古代中东地区的楔形文字。是由古苏美尔人所创，属于象形文字。公元前3400年左右，楔形文字雏形产生，多为图像。公元前3000年左右，楔形文字系统成熟，字形简洁抽象化。

楔形文字被许多古代文明用来书写其语言，但这些语言之间并不一定属于相同关联的语系，例如赫梯人和波斯帝国同样采用楔形文字，但这两个语言是与苏美尔语无关的印欧语系。另外阿卡德人虽然也采用楔形文字做为书写工具，但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差异相当多。

字形也随着文明演变，逐渐由多变的象形文字统一固定为音节符号。在两千年间,楔形文字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文字体系。到公元前500年左右，这种文字甚至成了西亚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商业交往媒介。楔形文字一直被使用到公元元年前后，使用情景如同现今的拉丁文。后失传，19世纪以来才被陆续译解，从而形成一门研究古史的学科亚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