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强调了一句唯物史观不是研究历史的唯一方法。再平常不过的常识不小心触犯了某人。说我霸道，否定唯物史观。呵呵！

另外，某人总喜欢把学术政治化：

甲骨四堂罗振玉是大汉奸，大节有亏，所以彻底否定其学术，一无是处！

历史研究方法常见的共情，同情之理解到了他这就是为他人张目，赞同别人的政治立场。

现在换我说了：

但凡学过历史基本常识也知道，史料选择遵循客观，不可偏废。不要因人废言，否认其学术成就。唯物史观还说实事求是呢。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研究跳出来了唯物史观单一研究模式，一方面受惠于民国以来所剩无几的大家，另一方面得益于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当然也离不开新史料的发掘和新视角的研究。历史学研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也打破了很多固有的历史认识。撰写毕业论文，导师总会询问到新史料、新视角或者新的范式。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发展的常态。

我从不否认唯物史观的价值，在很多领域确实有益于史学研究。阶级斗争的观念也不是起源于马克思，也有其科学性。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一个很有用的历史路径和角度。但是有些问题唯物史观难以解释，强行解释有点生硬。

唯物史观中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比如思想史中的很多问题，唯物史观对于思想的变迁解释侧重于外在影响，但对于思想的没在逻辑解释不充分。余英时先生的没在理路有助于内在分析，弥补了不足之处。这也是学界看重他的地方，其他答主也有提及。他的观点不必都认同，大可进行商榷，我同学就尝试过与之商榷。我佩服的是他的学术成就，偶像可谈不上。我对于个人崇拜可不感冒！

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对于社会的贡献与否是另一回事。相信大学时接触到他的大部分还是他的史学著作中的新思路对于我们历史研究的启发。学术发展本来就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一步步完善。余英时的观点创建钱穆也有涉及，但是余英时阐释清楚了就是他的贡献。

此外，某人喜欢用一些社会科学进行炫耀，不整理自己的逻辑漏洞。民国学界早就提到此事，某些学者喜欢说一些新名词，吓人一跳。其实学术成就不过尔尔。有些人开风气之先也是贡献巨大。

还记得胡适初去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讲起，引起了很多北大师生的不满。而其中的傅斯年听过后觉得胡适条理清晰，于是十分佩服。其实论学术基础，傅斯年犹在胡之上。思路清晰，条理清晰，自然能令人佩服！

本人才疏学浅，只能讲些历史常识，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对于中国历史中的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欢迎之至！能用学理批驳，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条理清晰，在下当然十分敬佩！对于历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再正常不过。不会也不强求别人同意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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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想象中的历史学研究和现实中的历史学研究完全不是回事。只要听哪些老教授说说史学史，完全不是某人想象的那么回事。事实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研究遵循革命史观，唯物史观都谈不上。对于历史的研究是相对僵化的。革命史观的叙事可以讲清楚部分历史现象，但肯定不是全部。当年盛行一时的农民起义研究是典型的政治史范式进行研究，跟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社会史的兴起本来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在与还在学界交流后，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学作为一门科目才重新开设。（社会学科都取消的时候，跟我说农民起义是社会史研究范畴，真有意思）

八九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真正兴起，恰逢我的几位老师都参与其中，这段历史研究的变迁算是亲历者，远比我们这些后辈清楚是怎么回事。其实学术研究的方法多元以后，历史是原来的农民起义与工人罢工的研究才正在是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开展。所以，多种史观的碰撞交流明显更有利于历史学的进步。

另外，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建。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状态不确定，讲述读书时）一般没把列为唯物史观的传统史学范畴。国内也是世界史学者接触的更多一点。当然，这一点仅凭当年的一点印象。当年也是世界史老师介绍的。国内唯物史观压根没提这事。

欢迎批评指正，前提是学术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