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的岳麓书社2010年版。岳麓书社这个版本（很多版本都是），把《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两本书和《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篇文章合编在一起。但我觉得两本书实际上差别不小，不想放在一起写读后感，所以干脆就分开了。至于那篇文章，鉴于我糟糕的历史学理论方面的积累，只好先略过不管了。

中国历史研究法

9.0

梁启超 / 2010 / 岳麓书社

这本书是一本讲历史学研究的经典小册子。书的作者梁启超，如雷贯耳，就不用多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梁启超游欧，丁文江劝其放弃从政，转归学术。回国后，梁果然退出政坛，潜心学术，写出了不少学术著作。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其中的一本。

全书一共有一个自序，加正文六章。自序说明写此书的目的。第一章界定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第二章追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大致情况，倾向于今天史学史的内容。第三章对中国古代史学展开批评，并试图为历史学重新确立种种原则。第四、五章谈论史料的分类及价值，以及史料的搜集与鉴别方法，倾向于今天史料学的内容。最后一章则是关于若干历史哲学的探讨。汤志钧先生对这些内容有一基本的介绍，这里就不多总结了。（见汤志钧：《〈中国历史研究法〉导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13页。）

从其知识来源的角度来讲，根据李孝迁教授等人的研究，这本书主要受到当时较为流行的兰克史学的著作《史学原论》的影响，同时在史料分类上与在日本间接吸收的德国史学家伯伦汉的分类法密切相关。（见李孝迁：《〈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第64—65页。比较具体的例证可看杜维运先生的《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收在史语所集刊第51本，史语所1980年版。）不过李凯尔特的影响似乎稍后一些。（见《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第124页。）另外，往深处说，鉴于梁启超的思想曾经在东渡日本的时候发生了种种深刻的转变，可以猜测他这本书或许还别有所本。但由于我对梁和他在日本的相关研究了解太少，所以这部分只能搁置不说了。

从近代学术风气的角度上来说，由于这本书本来是他思考“中国文化史”时写出的理论部分（见自序p2），所以应也和当时“文化史”的研究热关系不小。注意这里的“文化史”实际上是当时写作新通史的实践，与今日所言的饮食服饰等文化的历史有天壤之别。按照郑先兴教授的研究，当时的“文化史”有如下特点：

（1）文化史是在与政治史对立的基础上的以专门史研究方式的总和性研究；（2）文化史具有在重视精神文化基础上包括物质文化在内的全史性研究趋势，只是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国民精神文化的改造，因而造成不少文化史研究内容上也往往显示出这种偏向度。同时，从“专门史研究”又派生出（3）科学性和（4）整体性两点。（郑先兴：《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1900-1949）》，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第25页。）

通过这本书的原文也可以看出，梁启超确实是在猛烈批判过去以政治史、权力中心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做法，试图从社会、文化等角度大大拓展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另外，梁启超虽然没在本书中大谈特谈中国人的“国民性”，但是他为国民著史是明确的。例如他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要求“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第1页。）；后面批评传统史学时，又痛批传统史学“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第28页。）至于科学性、整体性，亦不必多说。我觉得如果想了解这本书的学术背景，上面说的这些可以注意的地方。当然，梁启超此书正出于中国人文学科学术体制逐渐确立的时候，我因为不清楚那时候的学术情况，所以目前也弄不清这本书的学术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只能随便说一下了。

其实，如果抛开比较艰深的近代史学史和历史哲学等话题，从一个写论文的普通学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吸取他讲的一些具体处理史料，或者撰写文章的思路比较好。关于前者，其第五章所论鉴别史料的诸项原则值得学习，这部分也已非常出名，无需赘言。关于后者，则如其第六章所述研究“因果”的程序，在研究史学题目时亦相当值得借鉴。又如梁启超在这章还通过举例《史记·货殖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分别说明历史写作时叙述背景、理清眉目的思路，如果写作思路比较混乱的话，思考一下梁启超的话，或许也会有所帮助。凡此种种，也都是阅读此书能够取得的收获，并不一定非得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待它，那样实际上是把它当成史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