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答案分为3部分,1是交代补编的整理情况；2是辨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的版本；3是结合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梁启超史学的若干文章，表达我对《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的认识。这不是说我照搬他们的观点，而是要批评他们。

补编是据梁任公讲述，周传儒、姚名达两人笔记整理而成。内容分工以及缺略部分，姚名达在补编结尾有交代，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这篇短文，有的版本有，有的版本没有。

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

周传儒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对补编的记录情况，与姚名达所言不差：

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

《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最初是两本书，好像直到蓬莱阁丛书才把它们合在一起。因此，市面上流行的版本，有单收《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如中华书局跟大师学国学系列；有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把补编作为附录一起印的，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基本文库丛书；有书名包括补编，但其实没有姚名达跋的，如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有单独题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如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学术名著丛书；，有鉴于此，购买时需要注意。

我心中理想的版本，是把《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3篇文章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附姚名达跋）合在一起印成一本。但目前，我还没有见到。退而求此次，我推荐：蓬莱阁丛书+跟大师学国学丛书。蓬莱阁丛书的版本，有汤志钧的导读，交代整理情况，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补编》之间插入《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这篇文章。跟大师学国学丛书，没有补编，但是附录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3篇文章。两个版本的共同缺点是没有姚名达跋。

3梁启超之史学及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之关系

要了解梁任公之史学，先要了解梁任公之生平；要明晰《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梁任公史学之地位，先要清楚梁任公著述年表；没有了然梁任公生平及其著述年表，而直接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与《补编》，不易体察其精华。梁任公之年谱，推荐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和吴天任《梁启超年谱》两种；梁任公之著述，推荐齐全《梁启超著述及学术活动系年纲目》和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简表简目，我采用夏晓虹编写的《梁启超先生学术年表》以及《梁启超先生著述要目》。（原文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这里不截图了）

梁任公之生平，以1898、1912和1918为节点，可以分为4期（依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

1873-1898：此期先受传统通儒教育，致力于科举；后受康有为影响，可称为“通经致用”时期1898-1912：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此批评中国学术时期，而仍以“致用”为主；1912-1918：为纯政论家之时期；1918-1929：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仍不忘国艰民瘼；

梁任公之史学，以1901年《中国史叙论》为标志，略表于下：

1901，中国史叙论；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1902，新史学；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历史大势论；1904，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1908，王荆公；1909，管子传；1918，专力撰写中国通史，成十余万字；1919，欧游心影录；1920，清代学术概论；1921，墨经校释；墨子学案；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历史统计学；屈原研究；1923，陶渊明；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修补及修正；1924，戴东原哲学；1926，先秦学术年表；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朱舜水先生年谱；1927，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8，辛稼轩先生年谱

合观生平和著述年表，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之史学，可以很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但是对这两期是同一指导思想下的不同程度的区别，还是截然不同，学者的意见不一。何兆武、汪荣祖主张是同一指导思想、程度不同，都以介绍西方思想为主。前一期的思想，以《新史学》为代表，主要是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缺点。对于这部分观点，路新生在《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专门批评。杨念群还主编了一本书，专门反思这个问题。

路新生提出了一个以前学者都没有注意的问题，即为什么梁启超会选择严复《天演论》的进化史观，而没有选择其师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张三世史观。张三世的史观是从中国传统出发，以“仁义”为进化标准的伦理史观，区别于以“人的兽性”为进化强弱的天演论。据周传儒回忆，康梁名为师傅，其实思想差异极大。概言之，康是经学倾向，而梁的性格中以史学倾向为主。我认为这是造成梁选择的主要原因。但是路新生只批判《新史学》是不对的，因为，这只是梁前期的观点。

1918年欧游，19年写成欧游心影录，我们看1919年至1929年梁的著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梁的史学经历了从引入西方思想批评中国到中西思想合流再到以中国传统史学为资源的新史学改造之路。也就是经历了3个变化。在前后期两个大变化的分期中，后期还可以分出两个变化。而这是以往学者没有注意到的。

具体到著述中的区别，就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思想区别，而区分两者的标志便是：1923写的《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修补及修正》。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针对归纳法、因果律、进化论做了深刻反思，指出历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因此，在《补编》中，主要是具体历史改造的内容，且多有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批评。

就是说，《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其中西思想合流的表现（参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其以中国传统史学为资源改造旧史思想的表现。梁启超是通过整理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的方式，深化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因而，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梁启超的“多变”，很受人诟病，但我更认同郑振铎对其“多变”的评价：

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

讲完了这个差别，我们再来给这两本书定一个位：

该书主要内容是他史学思想自戊戌时期以来酝酿多年的产物，是他一生史学思想的理论总结；中国近代的史学思想是到了梁启超的手里才正式奠定的。

这也是《文史通义》以来，中国第一本讲史学方法的著作。其意义便是：为新史学指明方向。

读这本书时，我们一定要把梁任公的观点同他的著作联系起来，他在书中举的例子举的看法，他都是经过自己实践而得来的经验。我们听一听黎东方的听课感受：

其二，我们要明白梁任公所指的新史学方向是什么：

01普通史和专门史的分开。专门史的体裁由旧史学纪传、编年、典制等改造。普通史和专门史的区分，即是引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进入历史学。梁启超主张精细而非博览。这都是由通儒转向专家之学的倡导。在专门史的进一步划分中，梁启超有其自己的体系，即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类，三大类下又进一步细分若干。这个体系，以往学者很少注意到。

02历史为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的史学理论，就是说，他并不把历史看成是死的、过去的，而是古今息息相关的。由此观点进一步引出史学的社会功能，即所造国民的爱国情操、增长群众的见闻和经验等。因而，他又进一步强调人物传记的价值。在学术上，他继承了传统纪传体的优点，而将之改造为以人物为核心来描写时代的传记体裁。在社会功能上，人物传记可以实现他的主张。这并不是以往学者批评的英雄史观。我认为他们都理解有偏差。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03第三点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两本书中体现出来的各种考证和具体的学术生长点。比如关于玄奘出国的年份，他考证正确。比如他提出中国史学起源于诗歌，阎步克在《乐师与史官》一书中有进一步论证。比如他提出中国人的宗教都是报恩观念的产物，杨联升在《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一书中有进一步研究。这些细小的观点，不仔细阅读，不深入阅读，很难体味。因而，那些批评梁任公先生史学浅薄的论调，也该休矣。

04在历史叙述上，梁先生主张文章要飞动，他自己的文章的确这样，只是后人做到的很少。参看夏晓虹：梁启超的文学道路。

将近100年过去，我重读这本书时，仍感到新鲜，也使我痛感以往学者之浅薄。梁任公在书里说，太史公是史家太祖，我感觉，梁先生，可以当新史学之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