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哪些组织或个人，明里暗里地违反宪法第1条及其背后更为根本的新中国宪法精神，明里暗里地改变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工农劳苦大众的天下变成各种类型资本家的天下——那么，他才是“反体制”，他才是“危害国家”，他才是“麻烦制造者”，他才是“逆流分子”。

自命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折不扣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温和右翼保守派”的大V王陶陶，近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点击即可参阅）的长文。正如有网友所说的，该文回复到了王陶陶早期的水平，并非胡言乱语的风格，因此颇适合将其作为一个范本加以批判。

01.“风险”，还是机遇？

第一，该文正确估计了社会“左转”、思想“左化”的中长期趋势及其客观必然性，却从这个基本准确的判断出发得出了可谓之“防左”的错误结论。

从“现实社会必然进一步左转、左翼思潮必然兴盛”这一判断出发，可能得出什么呢？比如，从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要求大家认识之，顺应之，欢迎之，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能动性，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就是这个意见。

又比如，摆出神明俯瞰众生的架势，爹味十足地要求国家“重视”之，“警惕”之，“防范”之，尽力维持而不是改革既有秩序，以免出“错”生“乱”——这就是王陶陶等人的意见。

王陶陶此文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面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必然持续的社会“左转”、思想“左化”，究竟应该“怎么办”？即，“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王陶陶宣称：“就我个人来看，中国的代际意识形态变换风险与中国的地缘风险一样，都是中国未来需要警惕的重大风险，对此，我们必须引以警惕，不可轻视。”——“风险”，还是机遇？“风险”为主，还是机遇为主？？左翼思潮的日渐兴盛，这种思潮兴盛背后的社会大“左转”，对中国而言，究竟主要是“未来需要警惕的重大风险”，还是未来发展进步的重大契机？？？

在我们看来，文章最值得注意的要数这么一些话：“无论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场竞争和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这就决定了——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工薪收入的停顿，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在经济上与现有规则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资本的低头，会让这种矛盾愈来愈难以掩盖——这种冲突，最终会难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阶层。”以及，“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是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的，也是必然反体制的，尽管它的旗帜可能颇有迷惑性，但无法回避的经济矛盾改变不了这种本性——对此，应该尽早引起重视”。

问题在于：如果“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能够带来一种更良性的、更能“安抚”大多数人的新的经济秩序，那么请问：我们为什么不举起双手欢迎它的到来呢？先别谈什么“社资之分”，即便只按照民族主义者自己的逻辑：难道，一个经济秩序更合理的中国，不能更团结一致地对付美国和西方吗？一个经济和社会秩序更加公平合理的，因而更加团结统一的中国，难道不能在与美西方几乎不可避免的（甚至已经开始的）“冷战”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取得更大的战果，乃至最终压倒对方吗？

为什么毛教员领导下的新中国能够跟其时“两超”之一的美国打得有来有回，而此前的近代中国只能仰望美国，把对方看做外星人呢？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伟大的革命，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内部问题，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吗？如果没有毛教员领导的革命，我们可能有那么一场重振民族精神的抗美援朝战争吗？？？恰恰是革命解决了问题，而不是其他；是革命造成了从毛教员时代起中国的“复兴”，而不是其他。在近代史上，如果中国人不去勇敢追求变革——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谈何“中国崛起”呢？？？今日中国被许多民族主义者描绘成什么“崛起”“复兴”的现象的基础，恰恰是勇于追求变革的前辈们打下的；不追求变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就是说，即便彻底地按照自我标榜为“爱国者”的王陶陶等人自己的标准，我们也应该双手欢迎出自我们内部的任何形式的、可能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变革；因为，那不但将使“国家”与绝大多数“人民”（无产阶级）之间更加没有张力，也将使中国在中美之争和所有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然而，陶国师之流偏偏是对“变革”这个东西持怀疑乃至反对态度的，口口声声将可能的变革称为“隐忧”“危机”“风险”之类……可见，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也是不彻底的：他好像不知道，多数“人民”即无产阶级利益的增进，只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有力，而不是相反。

如此“爱国者”，“爱”的不是“国”，而是“既存秩序”。

原名“改革之声”，现名“南行”的某团伙，如果注意到王陶陶这个人，是大可以把他跟胡锡进一样评为所谓“爱国学者，进步作家”的…………！！！！！！

何乐而不为呢？

有人可能会说：什么“变革”呀？！你怎么知道“变革”会成功呢？那不得冒“风险”么？！

殊不知，人类历史这个东西，从来都是在变革中前进的，不“继续革命”就不能“继续前进”；不“继续革命”，“继续前进”就必然沦为空话。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伟人”蒋某在成为所谓“四大国”领袖、好似达到人生巅峰的时刻，却被毛教员带领的一群“泥腿子”推翻。“山沟沟”里恰恰能出马列真理，“泥腿子”恰恰能造成社会的飞跃，这已经被历史证明过了，且还将继续被证明。王陶陶、“南行”团伙等看似“明智”的“维持现状”派，在历史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过程中，一不留神，就会被拍成“人民公敌”。

联系到陶国师本人对某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看法，那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呢：

02.“国家”谓何？

第二，王陶陶此文包含着他和他的某些粉丝，以及更多的人，对“国家”这一事物存在着的一种孩童相信父母的“无所不能”般的迷信。

陶国师等人实际上是寄希望于国家像一个超然的圣人一样，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右打“公知”，左防“极左”，走“中间道路”，保持“最佳状态”，以跟美帝抗衡……这表明，一部分人依旧是老套地“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殊不知，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于今要么亲资本家、疏劳动人民，要么亲劳动人民、疏资本家，决没有什么中间调和的性质可言。“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性质宗旨的体现。今之“国家崇拜者”看似是在要求国家“主持公道”，实际上是要求它加大力度拥抱资本家；这种要求它“主持公道”的主张，本身就绝无什么“公道”可言。

03.民族主义，共产主义

第三，王陶陶此文混淆了“粉红”与“深红”；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对当今舆论格局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比较准确的把握，即解释不了在墨茶事件、成都49中舆论事件以及最近袁隆平逝世引发的舆论争议等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中或隐或显的粉红-深红分裂。

他说：“对中国未来真正可能构成威胁、并抓住新生代灵魂的激进思潮，一定是基于强烈民族主义，同时在经济上致力于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请问，“基于强烈民族主义，同时在经济上致力于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这（会）是“什么”意识形态？（会）是“哪一种”意识形态？所谓“强烈民族主义”，是“粉红”的意识形态；所谓“在经济上致力于无情推进均贫富”，是“深红”的意识形态。这两者，当然不乏相似、交叉之处，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今年初的墨茶事件就暴露出“粉红”与“深红”间的深度分裂（点击参阅-）。

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即“粉红”意识和“深红”意识，并不能混为一谈，虽然它们决不乏交叉之处。“考虑到中西方矛盾越来越尖锐，这种思潮如果出现，必然是以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为掩护，裹扎着对富裕前辈的仇恨不断升级的，最先被新生代攻击的将是被称为资本和买办的企业家，随后则是官僚阶层，如果这种经济矛盾不能缓和，那么这种趋势将很难停止。”——在此，作者又一次混淆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要看到，当今所谓“左派”阵营里面，既有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往往是比较稳重的中、老年左派），也有干脆仇视民族主义、反民族主义的（这种以青年左派为多）。也就是说，所谓“这种思潮”，未必是“以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为掩护”的，也有可能是“去民族主义化”的。不能把这个问题给简单化了。

04.自由主义没有社会基础吗？

第四，王陶陶此文忽视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实际社会基础，存在低估其生命力的倾向。

陶国师在“总结”部分里，首先给出的一个判断，是基本准确的：“在当前贫富分化日趋明显和中西方对抗不断加深的世界，中国自由主义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既没有时势，又缺乏群众的没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龙。”看起来，对于我们可爱的自由派“公知”的没落，现在，大家的认识已经没有多大分歧了。就让他们一边凉快去吧。

问题是：能不能仅仅把自由主义思潮归结为“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龙”？

王陶陶还说：“真正决定未来网络舆论斗争朝向的，绝不是自由主义这种既没有官方支持，又缺乏群众基础的知识分子空中阁楼式思想，而是基于经济矛盾——新生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日渐不满，这才最有可能是未来矛盾的主流，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网络观念变迁问题。”实际上，在此他指出了左翼思潮兴盛的必然性。这，与我们关于舆论变化的“三阶段论”异曲同工：“……事情发展的趋势是这样的：①自由派公知，即西方体制的完全崇拜者，走向衰落，民族主义崛起；接着，②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发生较为明显的分化，软弱派衰落，强硬派崛起；下一个阶段，现在还没有正式到来，但如果按照发展的一般趋势推测，那必定是③民族主义强硬派衰落，马列毛主义革命左派崛起。”（点击参阅 -）只是，他有点轻视自由主义了。

不错，可以预料：自由主义在未来中长期内会延续近年来衰落的趋势，重振乏力。但，这决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是没有实际的社会基础的，决不意味着它只是“知识分子空中阁楼式思想”“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龙”；自由主义甚至也不完全是“没有官方支持”的，因为建制内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心慕自由化的官员，只不过他们近年来不得势罢了。自由主义确实“缺乏群众基础”，但不是“没有群众基础”。应当说，自由主义思想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上已经成了气候的私人资本势力，以及既不同于垄断资产阶级又不同于无产阶级的“第三种人”——小资产阶级，和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和生活方式影响的学生、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无产阶级群众。算上前面提到的建制内心慕自由化的官员——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因此，准确的提法是：在未来中长期内，自由主义将延续近年来的衰势，但它仍是一个有着实际的社会基础的、有着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力的主要思潮，是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同时存在并同时发挥影响力的一大思潮。

05.左派跟新中国之间，才是“没有张力”

第五，王陶陶此文在评述当下左翼思潮时缺乏历史思维，因而忽视了其跨世代性。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在所谓“左派”阵营当中，不仅有青左，也有中左、老左；老、中、青左有相同，也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将当下左派思潮，仅仅视为一种“年轻人的思潮”，那是轻率的，是患有历史近视眼的表现。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为数不鲜且颇为坚定的中年左、老年左群体；当下左翼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跨年龄层，或说“跨世代性”，且在每个年龄层都有坚定的中流分子。足见，毛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但从来没有消退，而且相当巨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新中国叫做“左派国家”，正如美国底子上是一个“右派国家”。

同样从历史角度看：左翼思潮与年轻人的合流，恰恰是很晚近的事情，是近年来才显著化的事情。总之，也不能将左翼思潮的兴盛完全归于现实的矛盾；这种兴盛，跟现代中国左翼革命思想和文化的深厚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错：正是毛教员，给我们留下了火种！正是基于此，大可以警告某些人：在大讲特讲什么“市场经济”“私人产权”的时候，切莫讲飘了，更不要在行动上走远了。

对我们而言，“社资之分”还是要讲的，决不是“讲不清楚”的。陶国师不是曾宣称自己尊重“有价值观”的人吗？在这里，我们不妨就来讲讲左翼的“价值观”吧。

汪芳说她的作品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那是假的；我们说左派跟新中国之间没有张力，才是真的。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讲老实话，在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能比像陶国师那样把左翼看成“麻烦制造者”，甚至像“改革之声”即“南行”团伙那样把左翼打成“逆流分子”，更加荒谬，更加可笑的了！！！

诸如此类“顾全大局”的“爱国者”，在把“反体制”的帽子扣给左翼时，自己恰恰忘记了一些常识，一些中小学生都能知道的最基本的常识。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宪法的第一条，是怎么写的呢？查询可知：

不错：

左翼的基本诉求，说到底，没有别的，就是保卫宪法第1条和宪法精神，保卫新中国，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宪法条文只是形式，宪法精神及其背后的建国精神才是根本。）回归初心，回归本原而已。如果有哪些组织或个人，明里暗里地违反宪法第1条及其背后更为根本的新中国宪法精神，明里暗里地改变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工农劳苦大众的天下变成各种类型资本家的天下——那么，他才是“反体制”，他才是“危害国家”，他才是“麻烦制造者”，他才是“逆流分子”。请问：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清楚的事情嘛？！

按陶国师的逻辑，他大概会把我们的上述说法，说成是什么“颇有迷惑性”的旗帜，说成是蛊惑人心的话术。问题是：宪法不就是那样明明白白写着呢嘛？中国人民，经过新冠疫情，不就是更加坚定地拥护“社会主义”的嘛？“共同富裕”，不就是我们多数人心底最天然的追求嘛？这就决定了：不管是什么家伙当店老板，都不太可能公然抛弃马列毛指导思想，不太可能不挂“社会主义”羊头（只敢偷偷把羊肉换成狗肉）。谁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是要被人民敲脑壳的。

左派何“罪”之有呢？

就基本诉求而言，说到底，左派没有阴谋，只有阳谋，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比不得某些披着红皮却干着白色勾当的“红皮白心荔枝人”。

因此，说某些人毫无常识，或者说他们背离乃至颠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伦理，是一点儿也不错的了。

某些人在今天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若不是毫无常识，就是在实际上背叛了新中国及其建国精神。

＊＊＊＊＊＊

要对事、对言，也要对人。

和胡锡进一样，近两年来中国舆论大环境的进一步变化，也使另一个人——自谓“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陶国师，渐渐风光不似往昔。

如果说前两年，即中美之争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特别是“贸易战”期间，像王陶陶这种，一边标榜自己“没有意识形态”，一边大树特树“坚定爱国者”人设的信息贩子，还有那么一些吸引力的话；那么，到了大家对外部中美之争习以为常，而社会上的劳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的今天，一股子“精英”味道，惯于以向“上面”建言献策的口吻讲话的王陶陶，就不仅让人觉得了无新意，而且开始散发出某种“顽固右翼保守派”的腐朽气息了。

对了——提起陶国师，怎么能忘了“盎伟平”呢？！

他在2020年那个历史性年份的一开头，就对新冠疫情在欧美可能的扩散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而且显得可笑的“事前预判”……须知这种“事前预判”，本是陶国师颇为自得的。

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强大却平凡的民族性”，即被今天网友概括为“盎伟平”的老梗，不但暴露出此人未完全褪尽的某种右翼自由派底色，而且初步显示出他那一套东西在当前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必然破产的结局。因此，他最近抛出并大讲特讲“防左”论，就免不了有炒作议题、博取关注，以延续个人商业生命之嫌了。顺便说一句：陶国师最近的“防左”论，跟胡编“谨防美帝把我们逼‘左’了”的论调比起来，还是慢了一步。

不过，我们又应当承认：在对国际事务的观察方面，陶国师比起那位一段话说到尾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的胡总编，更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同时，他对于社会思潮及其变动的观察，基本还算敏锐。他能够对客观形势作出大体不差的判断，却紧接着得出错误的结论。可见，在尊重基本事实、作出正确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也未必能得到真理。可喜可贺的是，陶国师终于出来贩卖关于“左转”的焦虑，终于来蹭左边的热度了。须知，这可是当下最时髦的东西。虽迟但到。他的这个举动，本身就是社会“左转”、思想“左化”及其必然性的反映。

最后，套用一下陶国师那句自我宣言：

投机客从未改变，但时势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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