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语中有一则穆罕默德的圣训，与中国有关。勉励后辈，曰求学不辞远；当时所知远莫过中国，故作此说。这一则语录，或未必是穆圣所言。然而至少表明，在七八世纪，阿拉伯人已经知道中国之存在，地理位置在东方最遥远地方，这却是无疑。

葛铁鹰在《阿拉伯语世界》连载十五篇《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后来整理成为其博士论文《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研究—以史学著作为例》。其中谈及，一般认为最早阿拉伯关于中国史料为Abu Said《中古印度见闻录》，实则八世纪中后期已然提及，见于语言学家al-Khalil b. Ahmad所著Kitab al-‘Ayn。不过其中所及似乎是伊拉克一地，而非中国。

中国印度见闻录，约850

王小甫则根据《魏略.西戎传》提及了阿蛮，以为或即今日波斯湾西岸之阿曼。当地产玳瑁，经印度而流入中国，云云。考虑到海路贸易开通，这很有可能。二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似乎都未能足够重视al-Tabari。虽则辑录史料成书在九十世纪之交，晚于以上两条史料；然阿拉伯史料本是前人叙述，al-Tabari书中多有更早期的见闻。

al-Tabarī

回到al-Tabarī记载，除了地理方面，中国应该也与丝绸有关涉。如回历10年（631-632），基达遣使谒见穆罕默德；使者皆装饰打扮，一派富贵气象：头发梳理，眼睑涂抹，身着也门布条衣，衣服边缘缝有丝绸。与穆斯林朴素格调大不同，于是为斥 (al-Tabarī, volume 9, p. 97）。

而Al-Tabari (volume 4, pp. 79-80) 另一段记载，同样将也门与中国联系起来。并且发生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也门Himyar王朝（110 BCE-520s CE）国王Tubba’处有印度使者将来货物（丝绸、麝香、芦荟及其余），问产地。答曰，多是中国产，于是领兵前往劫掠。后面记述则以使节向导，抵达而杀守军，掳掠宝物；返回耗时七年，留万骑在吐蕃，是吐蕃国人也，故自称阿拉伯人。

在al-Tabarī历史中，这则记载以后又出现两次；后两次更详细记载派遣出征国王和领军将领（volume 4，p.154；volume 5, pp. 142-4）。只不过颇有些出入：一、国王一处记载是Hassan，而另一处则是Tubba；二、一处记载两位将军皆是王子，另一处记载唯一位王子；三、将军名字一处作Samir，另一处作Shamir。且后一处记载更为详细。

如同al-Tabarī记载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中国吐蕃而王（volume 4，p.94），出兵中国自然无稽，不过凭空构设国王武功；顺便将对抗阿拉伯之吐蕃将来佐证。或者吐蕃自称曰阿拉伯我族类，是谈和结盟之辞令。al-Tabarī (volume 4, p. 76)另一段记载，Isfandiyar（波斯王Luhrasb之子）征服突厥地方，直抵Tibet and the Sūl Gate。Sul gate在Gurgan附近，与吐蕃风马牛不相及，无疑是八世纪以后增删。

这样沟通东西的航海贸易，自然是波斯人主导。譬如谈到Basra兴建，选址在al-Ubullah旁。Al-Ubullah者何，却是一座港口，有远至中国商船抵达（al-Tabarī, volume 12, p. 168）。阿拉伯征服伊拉克波斯，于是东西间航海贸易，波斯人外，大食亦加入。扬州有波斯大食犹太各族商人；至于泉州有阿拉伯语名，名曰Zaytun，橄榄树也；广州更是昭著，黄巢进入广州，屠杀波斯大食犹太商人将近有二十万（见于《中国印度见闻录》，al-Mas’udi所录则为三十万）。

似乎语言分析也支持此，一般而言，中世纪伊朗语č，在阿拉伯语用 ，譬如九世纪前čagar & čaganiyan，进入阿拉伯语作Shakar和Shaganiyan（参看al-Yaqūbī及al-Tabarī）。不管经过梵语抑或波斯语（似应为波斯语Čin，梵语为阴性），中国一词则用字母 ，应是更早时期转写通例。

这段记载大约是公元前后的事。海路的通达，于是罗马使亦得稍稍抵达印度。再继续东行，而抵达东南半岛，也得以遣使汉朝。然而《后汉书》所记载大秦王安敦遣使，或者商人伪称者。al-Tabari是九世纪下半叶至十世纪初辑录史料，存世史料自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历史面貌。

然而也门与印度贸易往来，及与波斯湾地区更频繁的贸易交通，或者可以追溯到Himyar王朝之先。贸易是逐渐地接触，却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情形。公元前后犹太文献，似乎未有关于中国记载，未能与阿拉伯文献相參。而希腊地理文献如Strabo和罗马文献Pliny及Ptolemy等，则可以参看。

Strabo的地理反映了公元前的情况，称中国人Seres (Σῆρες)，与今阿富汗北部Bactriana相接（1917, Book XI, XI, 1, p. 281)。可知，在公元前，希腊罗马已经获得关于东方丝绸之国的信息。只是获取的通道，是通过陆路还是海路，具体是通过也门以及Nabateans听来，抑或匈奴月氏及其他的草原民族道来？这一问题在罗马文献Pliny及Ptolemy可找到些线索。

首先Ptolemy提及波斯北方及东北方之塞族人。地理上，Iamus mountains将俾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之东至乃Serica（丝绸之国）（1991，Book VI, XV, pp. 145-6）。印度之东至则Sinae，此国北与Serica接壤（Book VII, pp. 157-8)。Serica和Sinae之并存，反映了当时中国通过陆路和海路与外沟通情况。

Pliny之Natural History，记载大约与Ptolemy颇一致，只是包罗更丰富些材料。譬如Seres丝绸生产及在罗马之珍贵（primi sunt hominum qui vocantur Seres, lanicio silvarum nobiles...Seres mites quidem...commercia exspectant; 1942, Book VI, chapter XX, pp. 378-9）。

Pliny另一则辑录更为有趣。斯里兰卡使节抵达罗马，略谈及Seras（丝国人）：商贸而同此国，位于喜马拉雅山另一侧；其人修长，黄发蓝眼，贸易稍不用传语（ultra montes Hemodos Seras quoque ab ipsis aspici notos etiam commercio: ipsos vero excedere hominum magnitudinem, rutilis comis, caeruleis oculis, oris sono truci, nollo commercio linguae; chapter XXIV, pp. 404-5）。英人Yule以为，是当塔里木盆地之月氏或吐火罗人。且不论此，然而罗马人从斯里兰卡听来中国信息，是海路与陆路结合贸易之结合，却并不泾渭分明。

末一点，阿拉伯语Sin，自然是波斯文音译；而波斯文和梵文不大分彼此。印度与中国沟通，不佞以为，或不晚于公元前三世纪。《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学者或曰断句当为，禁不得祠明星。是在不太通，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所立石雕，佛用梵文，作Bude。大约印度比丘入秦传教立祠，故有不得祠。后为禁，不为后世知解；而待到迦尼色迦时期，佛用犍坨罗土语，作Boddo，故译作佛陀。始皇时期，印度人既然入秦，自然有秦人西行中亚印度；更有中间匈奴月氏各部族，于是中国为月氏匈奴印度称为Čina，更进一步西传，至于阿拉伯半岛和希腊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