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青花瓷是中华历史上的陶瓷珍品，是中国瓷器的一种主流品种，足可堪称国粹。青花瓷的全称应该叫做“白地青花瓷器”，再简化可以被直接称作“青花”，它是用富含氧化钴的钴矿石为原料，在白色的陶瓷坯体上先用毛笔描绘上纹饰，然后再施上一层透明釉（所以才叫釉下彩），一次性高温烧成。之所以叫做“青花”，是因为“青料”钴料的作用，它在烧成后呈青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等显著特点。

历代的中国人、尤其是文人世子，之所以喜欢青花瓷，是因为它的青色表达，象征着“青云之志”、“平步青云”、“名垂青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系列痛点隐喻，从青色的本身颜色来说，不媚俗、不明艳，比较庄重。现代科学也告诉我们，这种典雅、素净的色彩也能保护眼睛，不容易产生视觉疲劳。

按照材质、工艺进行历史分期，青花瓷可以概括为元代之前、元青花、和元代之后三段时期。

曾创出天价的"鬼谷下山元青花大罐"

元代之前的青花瓷：

唐代时期，已经有了青花瓷的雏形，算是青花瓷发展的滥觞期，主要的烧制地点是河南巩县，它与后世的青花瓷，在工艺制作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唐代的青花瓷大多属于釉上彩，随着岁月流逝，易发生色彩脱落的现象，因此不算唐代陶瓷的主流产品。

根据考古发现，唐代的青花瓷的主要出土地点是在外贸发达的内陆港口城市扬州，可以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代的“青花瓷”，已经被用于出口目的。

到了宋代，之前的河南巩县的唐青花工艺没有得到考古意义上的传承，全国范围内仅存有的十余片宋青花残片可以证实，宋代也出产过一种白地青瓷的碗，釉面很薄，变色、脱落现象严重。宋代使用的青料与唐代的进口青料也并不相同，而是使用了出土地浙江所产的“浙料”，浙江本身也出产钴土矿，但成色与进口矿不一样。

宋青花残片

在现代社会暴得大名的元青花，其实在明代时期并不受推崇，这与它是元朝为数不多的文化代表符号有关，明初的统治者势必厌恶拥有前朝文化基因的这种瓷器，导致了元青花在历史中逐渐被埋没。

元青花：

说起元青花，它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典型，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叫做亚历山大•波普的美国学者，他依据英国收藏的一对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记铭文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并参照对比了伊朗阿特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藏的元青花瓷器，对外发表了元青花的研究报告，这才使得“元青花”的概念重见天日。

元青花产生的背景，从颜色渊源来说，是因为蒙古人崇尚白色和青色（内蒙和青海的老酸奶都是这种颜色的包装），蒙古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苍狼白鹿”，这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和突厥人喜欢的颜色有重合之处，元青花除了统治者自用，还可以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元青花能够得以在伊朗和土耳其得以保存的原因，至今，存世的元青花不过三百余件，很大部分在国外博物馆。

成熟的元青花产自于元代景德镇，它的瓷胎采用了双核配方“瓷石+高岭土”，氧化铝含量能够大幅降低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画龙点睛的青料以进口钴矿石为主，这种钴矿石原产自伊朗南部和叙利亚，被称作“苏麻离青料”此料属高铁低锰型钴矿料，含铁量高，呈色靛蓝，铁锈斑明显，线条粗旷而绚丽浓艳，拥有“浑散，颗粒，凝聚痕，铁锈斑，冰挂纹”五大特征，如同北宋钧瓷的“蚯蚓走泥纹”，这些因为矿石提纯不够而导致的缩釉瑕疵，反成为元青瓷的重要防伪标识，现代技术难以复制。

三顾茅庐

元代之后的青花瓷：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洪武年间的青花瓷制作工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虽然朱元璋实行了海禁政策，但之前的苏麻离青料在民间仍有库存，足以支撑到永乐时期。

到了永乐和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带来了新的选择，也就是另外一种苏料——苏勃泥青料。

很多人会笼统的认为，所谓苏料，不管它是叫苏麻离青料，还是苏勃泥青料，或是苏泥勃青料，都是同一种西域青料，这种认识并不全面。

元朝时期从伊朗贸易而来的苏麻离青料，来自于古兰经里的一位圣人的名字苏莱曼“Soleimani”，中国人在翻译的时候末尾加上了一个“青”字，称为苏麻离青料（也有一说是产自今日伊拉克的萨马拉地区的音译）。而郑和下西洋所带回来的苏勃泥青料，则是得名于南洋的苏门答腊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和渤泥国（今马来西亚和文莱所在地加里曼丹岛北部），他们当地出产的青料被统称为苏勃泥青料，根据现代的科技分析结果表明，元代到永乐时期的苏麻离青料钴矿源是高铁低锰，而宣德时期的苏勃泥青料则是高锰低铁，与之恰好相反。

1、明人陈王世懋著《窥天外乘》载：“ 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以苏麻离青为饰，然回青未有。回青者出国外，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

2、明人陈继儒著《妮古录》载：“宣庙窑器，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青花用苏勃泥青。”

3、明万历高濂著《遵生八笺》载：“宣窑之青，乃苏勃泥青也。”

宣德年间是苏勃泥青钴料的用料高峰期，在此之后，由于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停止，开始采用苏勃泥青与国产浙料的混合配方，到了成化年间，库存的苏勃泥青钴料告罄，再以后的青料只好改用国产平等青、石子青（均产自江西）、浙青、回青（佛头青）、珠明料（云南为主）等青花钴料。

到了明代，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由于其胎釉细腻、青花浓艳、造型多样的特性，使得青花瓷的制作水平达到了顶峰。

故宫藏明永乐、宣德青花瓷

国粹“青花瓷”的背后，有着哪3大阿拉伯文化因素？

第一个就是“青花料”的产地。

元代时期，有大量阿拉伯、波斯商人聚居于泉州、广州等港口地区，寄托于这些港口优势，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除了丝绸，瓷器也是出口阿拉伯地区的大宗商品，元青花以其胎体厚重、造型饱满、构图丰富、色泽青翠的优势吸引着国际客商的注意力，催生了大量的订单需求。

同一时期，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苏麻离青料，也被阿拉伯客商带到中国，有点类似现在的“来料加工”概念，虽然阿拉伯地区盛产这种上好的青料，但景德镇双核配方的瓷胎技术和整体烧制技术显然要更加高明一些。

苏麻离青料高铁低锰的成分反映在元青花瓷上，色浓青翠，有着铁锈一般的斑点，触手微凹不平，铁锈深入胎骨，难以刻画人物形象，是故少有人物造型。

第二个，则是元青花的图案。

前文也说了，出口的元青瓷多少带有一些来料加工的性质，其实不仅局限于此，往往国际客商还附带有图案要求，多有一些阿拉伯式的同心圆图案。

一直到永乐宣德年间，阿拉伯式样的椰子、西番莲等植物图案都在青花瓷上多有体现，不仅如此，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比较符合他们的审美观，这种思路也事无巨细地反映到了青花瓷的图案上。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六角、五角、三角、菱形、圆形等。波斯地毯中常用的回纹、忍冬纹、碎浪纹也直接被青花瓷采用。

按照客户的需求，不少的出口青花瓷上，都有阿拉伯文字图案，十二世纪时的阿拉伯文书法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独立的艺术门类，这一点上，从青花瓷的图案也能略见一斑。

第三个，青花瓷的器型上，也同样深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在出口型青花瓷的器型方面，伊斯兰元素照样随处可见，可以列举很多种类，比如：

天球瓶、如意葫芦扁瓶、执壶、花浇、鱼篓尊、折沿盆、扁壶等器型，它们的造型有的是来自于西亚的金银器皿，有的脱胎于西亚常用的陶器造型。

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花浇

除了客户的定制需求，工匠们也沿袭了中国古代（比如唐代）时期的金属器皿造型，创造出了独特的混搭风格。可以肯定的是，唐代的器物造型，本身也由于它的国际化，而带有浓厚的西亚风格元素，这也是对外开放型社会的重要文化特征。

诸多的外销器物的生产和贸易，在明代中期严格实行海禁之后，已无法形成正常的外销通路，但这些技法也被工匠如实地继续沿用了下来，一直到清代，具有阿拉伯风格的双耳扁瓶照样成为国内行销甚广的畅销大单品。

结语：

与任何一种文化潮流一样，中国的青花瓷工艺从创生到发展时期，既没有选择故步自封的敝帚自珍，也没有妄自菲薄的视如敝屣，一直走在了国际交流的正确道路上。

一方面，青花瓷对东南亚和西亚乃至欧洲地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引发了追捧与模仿的一时之风，另一方面，聪明务实的景德镇工匠们也从订单式生产中受到了大量阿拉伯文化的熏陶启发。没有一种文化是脱离世界潮流的超然存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营养源自然不刻意排斥外来文化的输入。

俯身侧耳于这些美轮美奂的青花瓷边，我们至今可以倾听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梦想的潮音交响，通过研究现今存世的以元青花为代表的中国青花瓷的造型与纹饰，它们作为历史的实物见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民族性和普适性完全可以做到化解纷争、消弭矛盾，对于美的认知，全人类都有趋同的天性。

参考资料：

黄云鹏：《元青花研究》

廖蒨：《阿拉伯文化对青花瓷的影响》

梁寿子：《明初青花料“苏麻离青”与“苏浡泥青”及相关称谓的考察》

杨明生：《苏麻离青与郑和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