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我国成熟的青花瓷器，唯有元代青花。

按照中国历史上所有陶瓷都有必然的延续性。我们很多人在想，也包括1929年首先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英国学者霍布逊（Ｒ．Ｌ．Ｈobson）在内，总以为既然唐代首创生产了青花瓷，顺理成章宋代也应该有此传承。1929年霍布逊在老家具杂志发表发现元青花的论文之后（其实1929年之前也有其它学者发表元青花的相关文章，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一直纠结在这种惯性思路中寻找唐青花、宋青花与元青花相互关联的证据，没有办法对元明青花进行分类和区分。

随后致使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抢占先机（姓名省略），最先区分了部分欧美早期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器。后来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利用美国两位民间学者的区分法，先后考察了瑞典、伊朗、土耳其之后，完善了这种思路。从而出版了两倍著作，奠定了他在元青花国际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但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也有点自私，不但在著作中极力攻击英国学者霍布逊和大威德，还对发现“元青花瓷器区分法”的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极力掩饰。

霍布逊（Ｒ．Ｌ．Ｈobson）先生从1929年到1941年去世为止，本着英国传统学术研究考对考古证据的重视，期间虽然一直寻找唐青花之后宋代青花瓷器的重要考古证据和相关历史资料，无奈当时中国正直抗日战争激烈阶即便委托大威德来中国做古董生意的机会，调查调查宋青花和元青花的的一些证据，大威德被战乱时期大量廉价抛售的中国古董给迷住了，那有功夫干这事（其实大威德193几年考查研究中东地区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器，也出版著作，由于著录中元明青花区分很混乱，后被波普批评为“漏洞百出”）。

对发现中国元代青花瓷器具有重大意义的霍布逊（Ｒ．Ｌ．Ｈobson）先生，在寻找宋代青花瓷器和元青花考古可靠证据的梦想中无可奈何的离开人世。从学术研究的严谨角度来讲，虽然霍布逊先生没有像波普那样用绘画风格和器形为主，把元青花从原来笼统的“明代青花瓷器”中分离出来，但他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再说波普先生的“元青花分类法”最终是不是完全都能正确区分开元明青花瓷器，由于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遭遇建设扰乱和破坏（有些掌握窑址地层的民间学者，还没有公开资料），到目前的学术界和收藏界也都存在异议。

但波普抛开唐青花和宋青花的困扰，单纯的研究元代和明代青花瓷器，作为一个博物馆官方学者，在当时考古资料和中国本土元青花实物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图书出版之时，英国考古学术界一些资深专家就认为他在闹笑话。

事实证明，波普先生是幸运的，元代青花瓷器与“宋代青花”和唐代青花并无直接关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配方工艺。如果霍布逊寻找的“宋青花”，在中国本土的考古发掘中，证实并不存在影响元代青花瓷器的因素，那么元青花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特青花瓷器。

20世纪50年代末期，金沙塔和绍兴环翠塔宋代塔基内出土的青花整器和瓷片，仔细对比观察，青花的胎质一般较粗，多数为灰白色胎，底釉有影青、白色泛黄、淡青色釉等，真正纯正的白釉很少。器物烧成质量普遍不高，青花发色多数都为蓝黑色或蓝灰色，有的甚至带一些黑色，青花呈色不够鲜艳。浙江宋代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经化学元素分析，使用的青花色料为含氧化锰很高的国产钴料。

从它们的呈色特点来看，应该也是包含较多杂质的原始国产钴料。纹饰题材内容单一，器物主要以生活实用器为主。“宋青花”虽然与唐青花、元青花之间没有窑系关系上的渊源关系，但它们在技术上似乎有某些继承与发展的联系。到底是不是受到唐代青花的影响? 当人们还在寻求准确答案之时，据说经过国家考古研究鉴定发现，这几件出土的青花瓷器属于明朝产品。于是产生宋代有青花和宋代没有青花的两个阵营，到现在还争论不休。

即便是“宋青花”产品，但由于数量非常少，质量也非常差，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估计根本起不到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姑且可以忽略不计。关于宋代青花瓷器的成长环境，无论从内在（宋代追求素雅）和外在（重文抑商）都没有多少成长空间。即便某一地区的某一小地方零星发现，都不会对周围产生影响，更不会对后世有所影响。

为此，元明青花瓷器与所谓“宋青花”基本没有非常直接的传承关系。即便是唐青花，也与元明青花虽然同用西亚钴料，但胎料配方、工艺制作、施釉方法、青料绘制、烧制工艺、温度高低等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

与北宋同时代的阿拉伯地区，蓝彩和多彩绘陶器瓷胎质量和烧制工艺虽然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比，但其装饰性远远超越唐代青花和其他瓷器的外观装饰。加上宋代整体荐文抑商，导致海外商业贸易与唐代相比大大减弱中原政治中心的陶瓷贸易自然受到影响，中原地区的民办窑场合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窑场为了生存，间接或者偷偷从事海外贸易（到扬州、福建泉州、广州）。

从中东、东南亚考察和调查的结果正好印证了北宋时期东南亚、中东，甚至阿拉伯地区北宋官方窑口瓷器非常少有，民窑零星有钧窑、磁州窑、耀州窑产品，南方北宋越窑也少，最多的是北宋景德镇湖田窑、福建窑（建窑也很少，估计受管制或者外国人不习惯，日本除外）、龙泉窑、吉州窑这些产品。

自唐代、五代和北宋各个时期的瓷器对阿拉伯地区的长期影响，加上阿拉伯地区的瓷土质量的先天不足，无法烧出高品质的瓷器出来，中国精类瓷器依然是阿拉伯地区上流社会的高档品。

南宋时期，北方金代战乱，南宋政府由于依赖海外贸易，官窑除外，其他瓷器是发展经济的重要贸易产品，所以这个时期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南宋的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官控窑除外），还有一部分福建仿窑和吉州窑，是主要出口产品，考察中并不见任何什么宋青花之类的产品，半片瓷片都不见到。也就是这边生产什么，出口什么，并不考虑阿拉伯的传统欣赏习惯（阿拉伯经过唐、五代、南宋贸易进口，也早适应中国本土风格的瓷器）。

元代征服阿拉伯地区，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都属于元代藩属国范围。同时，元代早期北方诸窑（钧窑、磁州窑等）和南方（景德镇窑、龙泉窑和少量福建窑和吉州窑）仍然出口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但由于这些产品的一成不变，导致出口销量逐渐疲软。

元代中期大概仁宗时期也只有龙泉窑和景德镇青白瓷是大宗出口商品，其次北方磁州窑越来越零星出口（海外喜欢有图画的瓷品），其他窑口基本转向国内市场。而阿拉伯地区的色釉陶器相比唐、宋同时期产品已经有很大进步。尤其装饰上普遍受到推荐（尤其伊朗地区的多彩绘陶器和其他单色釉陶器）。

元代政府为了拉动海外的巨大市场，也为了捍卫中国瓷器的世界独特地位，为了宗教和文化产品对海外藩属国的文化影响力，结合蒙古统治者自身尚蓝尚白的一些民族习惯，必须考虑推出代表国家实力和文化（宗教）影响力的载体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瓷器。顺便也压制阿拉伯地区逐渐成熟起来的多彩绘陶器势头（不仅仅是出口创汇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和宗教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元青花在元代中期逐渐试验成功，虽然有阿拉伯影响的因素，除青花钴料依赖进口而外，元青花的文化背景、装饰构图、纹饰绘画、瓷器工艺都属于本土发掘，大量借鉴和结合中国历代传统工艺和传统纹饰基础上进行创新。构图虽然与**的繁密有类似，但中国传统佛教绘画（敦煌壁画为例）也多有繁密型的构图，况且**纹饰和元青花瓷器上的纹饰完全是两个不同体系。

人们不禁要问：元青花受到阿拉伯青花彩绘陶器的影响没有？阿拉伯工匠来中国景德镇参与的机会有没有呢？我想阿拉伯地区与中国从唐代就开始文化交流，元代时期的阿拉伯人很多穿梭于两个地区，影响自然是有的，但不是主要因素。

因为，从核心利益、政治、宗教、文化战略考虑，参与的程度很有限。我们都知道，古代对瓷器制作和烧制工艺是极其保密的，这是中国称为瓷国唯一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和民生利益的重要内容之一。否则，元青花从诞生到成熟就不会经历28年漫长的摸索期和发展期了。如果有阿拉伯的烧制青花陶器工匠参与，能用得了28年时间吗？

元青花从战略意义出发到开始摸索烧制，又到基本成功，再到逐渐成熟，并非像很多人以为的一生下来就是美丽的大姑娘。

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到至正七年（1335年）青花发色和绘制基本成熟，经历了16年的试验摸索期。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到至正七年（1347年）的青花发色完全成熟（字也是图绘），经历了28年漫长的摸索期和发展期。从至正七年（1347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四年当中，也就是从考古发掘的铭文记载推断（不排除青花瓷器成熟要比非铭文青花瓷器早的可能性），发展和生产量是突飞猛进的，也是元青花瓷器生产的旺盛期。

这只是从目前具有确凿考古铭文来核算的。即便后来继续发现提前的青花瓷器铭文出土和出现，最起码要经历20年左右的摸索发展时间，最终成为当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瓷器----元青花瓷器（历史的、精致的和大件的彩绘瓷器）。

元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可以抗衡的阿拉伯瓷器一败涂地，迅速蔓延到阿拉伯所有地区，包括非洲一些地区、东亚日本，东南亚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南亚印度（含巴基斯坦）、尼泊尔等诸多蒙元势力范围的地区。使得中国瓷器的国际地位重新得以树立，也给世人以崭新的面貌，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为明清瓷器的发展开创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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