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到来，我国已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变革。为了使民革的工作能适应客观的需要，为了使民革所联系的群众不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民革上海市委会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对他们的联系面。

一

民革上海市委联系社会人士的工作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时采取的是“一下子摊开”做法，结果发现人员多、情况复杂，不容易把握。民革中央也指出，加强对社会人士联系的工作，是必要的。选择对象应先通过中共市委统战部或区级政权机构了解并征求意见，然后才可联系。在联系的方式方法上，应以个别联系为主。总之，联系社会人士是一项十分严肃细致的工作，必须慎重其事，稳步进行。不论是选择对象或联系方式，都必须贯彻“通过地方”“个别联系”的原则。

经过一、二年实践，民革市委逐步摸索出了一些联系社会人士的经验。1955年，成立了在市委常委领导下的“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武和轩

副主任委员：薛笃弼 葛敬恩 诸尚一

委员：余若南 李清悚 吴尊为 武和轩 林知渊 周旧邦 洪瑞钊 侯砚圃 奚东曙 徐国懋 张之江 张汇文 张 襄 梁佐华 梁弼群 曹寅甫 许崇灏 葛克信 葛敬恩 赵继舜 殴元怀 郑揆一 樊崧甫 诸尚一 薛笃弼 钟朴生 萧觉天

为了使各地开展的社会联系工作能正确把握方向，经市委反复研究，提出5项工作原则：1、积极慎重；2、从上而下，量力而行，稳步前进；3、专人、专组负责（“组”即部门，相当于现在的部室）；4、步骤；a、举行座谈会，b、征求意见，c、填写“联系群众登记表”，d、核定；5、个别访问。

当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代表中央指示，民革除了联系原来的主要对象外，还有满清和北洋军阀时代的遗老和家属，以及旧金融界和其他有较大代表性而现在没有职业的社会人士，也是主要工作对象。

1956年11月12日，上海民革的成员们吟诗作画，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图为画家们在画会上泼墨挥毫

根据中央的精神，市委举行了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得很热烈，绝大多数人认为，民革组织在关心他们政治思想的前提下，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并积极利用他们的知识。

会后，在工作中继续贯彻团结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扩大和建立各区联系群众工作组。联系方式有7种：1、个别访谈；2、座谈；3、听报告；4、组织学习；5、组织参观；6、文娱活动；7、推动社会实践等。

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以及社联工作的细致深入开展，许多联系人士的觉悟都有不同程度地提高；他们平日虽然闲居在家，但受到共产党的精神感召，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政治，对新社会有一定的认识，也有进步的要求。他们希望在思想上、学习上能得到组织的帮助，这说明了民革在统战分工中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更重大了。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把一些符合发展标准的对象吸收到组织中来，在组织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鼓舞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便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更多、更好的作用。

1956年1月22日，民革市委假座政协大礼堂，召开了迎春茶话会，出席这次会议的联系人士情绪都非常高涨。80高龄的老先生和多年不出门的自称“闭门思过”者，在零下4度的大雪天提前到场，特别是在杭州的武渭清、在常州的关亦有，均赶来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踊跃发言，畅谈自己在新社会的感受。

会上，联系人士金其源说：“几天来，我日日夜夜沉浸在欢乐激动之中，全国人民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而我却闲居家中，心中未免难过。我要争取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点力量。”郑若谷说：“社会进步很快，我在家里也受到影响。解放前，我要爱国不知道何从爱起，现在知道了，我要为国效劳！”徐增福说：“我要争取劳动，不能坐吃。政府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洪惟清说：“社会主义要求大家各尽所能，今后我要改变生活方式，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张义纯说：“今天的成就，一切来源于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他们大公无私！”过之翰说：“我年纪大了，没什么贡献，很不光彩。我和爱人商量好了，将预备后事的2000元钱拿出来买公债。以后我们可以火葬，与旧社会思想一刀两断。”顾熬表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愿将一生收集的古玩、文物捐献给政府。”张慷观说：“我参加座谈会，真感到大家庭的温暖。我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有两个弟兄，一个在美国学地质，一个在英国学机械，我要告诉他们关于祖国的新气象，叫他们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旧军人陈创生，在解放后曾检举过100多个反革命分子。成为联系人士后，进一步受到启发和教育，主动写信给他在台湾的3个弟兄（1个少将级、2个中将级），报告祖国的建设成就，希望他们回来看看。他又把母亲在家乡埋在地下的银包取来交给政府，支援国家建设。

总之，与会的社会联系人士一致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哪怕只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这一年里，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积极向前推动，各民主党派的市级组织和基层组织的群众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使联系对象扩大到社会知识分子，而且从数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联系对象原来只有千人左右，至1956年底达3400人左右。

二

整风反右期间，除少数组织仍保持联系外，其余大部分都中断了联系。到了1959年8月，根据各基层组织上报，继续保持联系的社会人士实际只剩300多人。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统战部领导在双月座谈会上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社联工作的重要意义，动员党派组织要继续开展对社联人士的联系工作。为此，民革上海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具体布置了这项工作。各地区组织也在区（县）统战部的领导和区（县）政协的支持下，成立了社联工作组，重新把社联工作开展起来。截至当年12月底，恢复联系人士1373人。其中，组织起来参加学习的559人，还有待于进一步联系的1664人，已初步联系上的284人。

通过时事政治学习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有了不同程度地变化。屠寿生老先生说：“有了共产党，我晚年生活很幸福，在政治上也受到了党的最大关怀。”蔡达生老先生说：“我过去有些钱，完全被蒋介石金圆券折光了，只有共产党和新社会才会这样关心我们。”周子安老先生在家患病15年未出门，也来参加座谈会，他说：“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人谁来管？今天党和政府这样关怀我，我一定要来参加学习。”有的还作打油诗自嘲：“过去‘报道堂前有客临，忙装笑脸来欢迎，一谈参加学习事，便锁眉头说病情。’学习以后，体会到新社会的发展确实很快，而自己的思想却与现实离开太远。”

1957年10月6日，民革市委假市工联大礼堂召开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莅会

自恢复联系社会人士后，民革市委对各地区组织的“社联”情况有了全面了解；同时对开展“社联”工作的民革党员来说，也是一个接受自我教育的过程，更是一个提高自己政治思想水平、把握政策和宣传政策的好机会。

2年以后，也就是1961年，已联系社会人士2803人（得到就业的837人）。其中晚清、北洋和国民党3个时代的中上层人士中代表性较大的有：晚清道台刘潜荪、知府金文山，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章宗祥、财政总长李思浩，国民党中委何世祯、财政厅长王光汉、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等。为了发挥这些人的专长，民革市委根据自愿的原则，并依照年龄、健康状况，安排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和劳动实践，如：组织外文翻译、写文史资料（包括对台资料）等，共写了约200余万字，还有参加里弄服务以及养殖场、加工场等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劳动。有一次，大家为及时完成一项出口任务而受到了表扬时，他们感叹地说：“从前一辈子过着剥削寄生的生活，今天第一次拿到自己劳动所赚的钱，心里无比激动。”表示以后更要多参加劳动，彻底改造世界观。

随着联系社会人士工作面的拓宽、发展速度的加快，在工作中或多或少地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市委经常向广大干部强调，联系社会人士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团结和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根据这几年的工作实践和不断探索，市委逐步制定出了一些规范做法，即以学习为纲，大力贯彻“一深三化”：“一深”即深入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三化”即经常化、制度化、多样化。

三

1962年，国家围绕调整国民经济，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方针。从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面临着退职退休问题。为此，民革市委社联委员会于8月份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提议以退职退休人员为对象，开展社会联系工作。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市委统战部的支持，认为方向明确，任务具体，有针对性。

当时，绝大多数人觉得退休是光荣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说：“旧社会生活没有保障，老了一脚踢，哪里还有什么退休，照顾我们一辈子。”但也有一部分人顾虑重重，或怕离开工作岗位，身子无处摆；或在家闷得慌。尤其生活条件差一点的家庭，退休后，工资打4至6折（多数打对折），思想常常摇摆不定。特别是在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人，整天心神慌乱，甚至想逃避现实到香港去等等。退职人员的思想更不平衡，抵触情绪比较大，认为“搞了这么多年，连退休也没有捞到，以后生活不知如何保障。”

1958年秋，在服务与改造方针指引下，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原江苏银行总经理陆子冬等，集资分别创办跃进养殖场和种鸡养殖场图为民革成员在清洁羊舍

经过2个月左右的工作，市委联系了退职退休人员236人，从效果上看还是不错的，他们原来的那种消极颓丧情绪大有改变。根据以往经验，每开始做一项新的工作，总想摸索和发现一些规律，以便合理地进行操作。这次采取了先上后下、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做法，即先联系代表性较大的和新退下来的，以及愿意和我们联系的，再逐步推开。这段时期，民革中央工作组正好在上海视察，传达了中央社联委员会主任邵力子在中常委上的讲话：“关于属于我们工作对象的退职退休人员可尽量多地联系起来”的指示，广大干部倍受鼓舞。民革中央工作组看了上海社联工作的近况说：“联系对象范围，应以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为主，不能把所有的退职退休人员一揽子包下来，一方面各有统战分工，另一方面也包不了。不要追求数字，要讲究工作质量，使我们对联系对象范围更为明确。”由于有中央的支持和帮助，上海民革的工作开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绝大多数地区组织按照市委的部署，以“积极工作，稳步开展”八字方针来指导方向。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家都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人手，尤其缺乏骨干，因为要联系10个人，就需配备1名干部，实在物色不到太多理想的人选。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使联系人士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这对巩固提高社联工作、大力培养骨干、进行自我教育等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在这基础上，民革上海市委及时鼓励和引导他们认清形式，提高认识，分清敌我，分清是非，端正方向，加强信心，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跟上形势，作出贡献。

四

从以上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民革上海市委的社联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6年至1957年），这是大力开展社联工作之初的阶段。当时国家的客观形势是，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战线的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思想战线的革命需要进一步地深入。此时，中共中央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人民民主战线得到了扩大和巩固。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民革市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社联工作，并按照民革中央的指示，在联系群众的政治任务中，根据统战分工，团结、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及与原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包括晚清和北洋政府的遗老及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家属。总的来说，干劲大、势头猛，但工作粗糙，没什么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

1963年11月上海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举办的第2期干部学习班第1小组全体成员与赵祖康合影

第二阶段（1959年底至1961年底），这是恢复开展社联工作的阶段。1958年整风运动以后，中共及时指出，要继续重视这项工作。于是，民革在第二次党代会上向全体代表和基层组织提出了全面恢复社联工作的具体要求，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中心内容，以参观、形象化教育为辅导，并根据自愿和力所能及的原则，推动社会人士参加各种社会服务。联系人士从300多人恢复到2803人。

第三阶段（1962年至1963年），着重围绕调整国民经济、“精兵简政”的任务，开展对退职退休人员的联系工作。结合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进行“三个主义”的教育，新增加联系人员236人。截止1963年5月，民革市委共联系群众2869人，正式编组学习的达700多人，其余大部分人士参加大型报告会或不定期的座谈会，还有的采取个别联系。

一直到1964年以后，民革市委始终保持着与这些社会人士的良好联系。追溯这十年左右，不算太长的历程，大家所做的事情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但确确实实是为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力量，为了稳定一方，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作出了一份微薄的贡献。

（作者系民革市委会宣传部原副处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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