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前全球化演进过程的重要趋势，而出口导向型的东亚已经是全球经济中三大主要区域之一。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上来看，亚洲区域经济集团化中，能胜任领导者的只可能是中国、日本和印度。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及其自身长期的经济萎靡，加上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很难想象日本能获得广泛支持。同为核力量国家，中印之间虽有较大文化差异，但基本上都能对区域利益的一致性达成共识，但印度在经济整体实力上短期内对中国不会造成实际威胁，这也是中国必须在亚洲的布局中取得先发优势的关键。

诚然，中国已经逐步替代了日本在东南亚区域的一些领导职能，并在很多方面领先印度，但未来肯定会受到来自印度的挑战和日本的干扰;并且，美国和欧洲也不会对中国在亚洲的上位坐视不理，南海问题也有可能成为区域矛盾的新焦点。因此，谨慎而积极的区域布局就成了中国未来成功的关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本质上是中国对东亚区域强调合作、淡化矛盾的倡议。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上升，亚洲在全球的地位上升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以人民币国际化和引领新兴亚洲发展为目标，中国在亚洲未来的区域策略应会分几步进行：首先是通过贸易合作，加强整个东亚的产业整合，发挥区域的协同效应，目标在于确立中国作为亚洲工厂总部的地位;然后，通过区域协议和政策协调促进区域金融一体化，为东南亚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逐步提高人民币地位，并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试验创造环境;最后，让人民币成为区域内货币的“内部锚”，并实质上推进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国际化。具体的推行过程中，这几步没有严格的先后关系，可能会同步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而必须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判断。

一方面是国际贸易，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标志着其在区域贸易一体化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一步。东盟十国是东南亚囊括人口众多的国际组织，近来成为周边大国争相合作的伙伴，不光中国、日本、印度，甚至遥远的美国，都不愿放弃在此区域进行的经济博弈，迄今为止，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都分别与东盟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中，中国和东盟同意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东盟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主导权纷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离不开核心经济力量的协调和引导。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金融危机时，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中国在该时期对香港的保护更多的是政治任务，其中虽然也展示了自身实力，但并没有站出来支援这些受冲击的东盟国家。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实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对区域一体化的渴望并不强烈，因此也不打算为东南亚花太多储备筹码。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不仅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作为发展经济体，却有全球第二的名义经济规模。同时，中国近几年的一系列举措也展现了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态度。

从数据上看，1999年至2014年中国对东盟贸易占总对外贸易的比例从7.4%稳步提升至11.1%。2005年7月，“中国—东盟货物贸易降税计划”启动标志着CAFTA进程正式启动。2010年1月1日，CAFTA正式建成，区内贸易进入“零关税”时期，双方互相开放市场。东盟的6个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和文莱对中国的关税率降至0.6%，而另外四个新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率降至5.6%。该贸易区将创造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1.2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发展阶段来解读，中国—东盟这个贸易区尚处于初级阶段。区内贸易量高速扩张的同时，结构则仍以产品内贸易为主：原材料和零部件占了很大比例，这反映了其国际分工中加工贸易上下游的关系。其次，与这种贸易类型相对应，中国在2008年7月之前都保持了对区内逆差、对区外顺差;而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因为中国对东盟中端制造品出口扩张和设备类投资增加，区内贸易基本平衡，而区外仍保持顺差。长期来看，除了产业整合外，中国还将东盟作为重要的产品市场和实业投资地。

区域内密切的实体经济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根基，就未来的发展来看，CAFTA对中国的意义和想象空间都是巨大的，其对亚洲产业整合的贡献也毋庸置疑。但是，实际上中国—东盟区域的一体化难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既没有欧元区经济体类似的发展程度和同质性，又不像中北美地区拥有美国这个超级领袖。

这个区域贸易一体化过程中，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民族保护主义的隐性壁垒：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在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心存芥蒂。同时，许多原来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外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面对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以及大量中国商品和资本涌入本地市场，东盟成员国内部以及周边许多国家感到了竞争的压力，民间对中国存在一定抵触情绪，官方甚至通过设置消费税和奢侈品税变相提高进口商品价格。

其次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还处于盲目竞争阶段，由于初始规模较小，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几乎是指数级增长，从2003年的2.3亿美元到2008年21.8亿美元。但投资的产业重复性高，对当地具体信息还缺乏了解。

第三个方面是部分地区政治环境不佳，宏观上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国家内部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问题;微观制度方面在于部分国家政局不稳、腐败问题严重，需要中国政府为华资在东盟的利益提供强有力的外交保护。但即使有这些挑战，中国对于东盟的区域整合积极性仍然非常高。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