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预言了它的必然胜利。但是聪明如他们也料想不到,这个社会主义将会走出怎样不寻常的路径。
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家首先获得成功,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从十月革命开始,对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质疑就从未停止过。今天,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这种质疑依然存在。这个问题容不得含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充分论证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这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
一 、以全球体系的视野分析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爆发时,就有各种理论家提出质疑和反对。著名的如考茨基的“早产论”,“反对那种认为像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1]认为俄国生产力落后根本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列宁则认为,俄国的落后只是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相对落后,俄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具备了物质基础;同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落后的俄国承受损失特别巨大,面临危机特别深重,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无产阶级应该也能够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无论是列宁还是考茨基,他们辩论十月革命是否合理的最重要依据——生产力水平时,都是着重于俄国这一个国家的本身的情况的,即着重于以一个国家的条件来分析一个国家的革命。但是今天看来,问题恰恰在这里,仅局限于对单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是不够的。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用更大的视野和框架进行分析。而这是马、恩早就提供的。
1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全球体系
在马、恩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体系,它必然只能以这种方式存在和运行,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是一种全球事件。因此,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主义革命时,也不能局限于国家的范围,而必须以全球化的视野、体系化的思维进行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不但在国家范围内展开,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球体系是资本主生产关系的最大载体,是其全体,各种物质、信息在整个体系中不断流动循环,各种利益、力量也在其中进行分配、传递。尽管这个体系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等,但是都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包裹和统治,作为这个生产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但也仅仅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2 .革命不一定在体系的“心脏”部位最先破局
正如马、恩所分析的,资本主义一定会发生危机,一定会爆发革命,这是由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决定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体系,因此这种矛盾也是就整个全球体系而言的,它的作用过程也是在整个体系中进行的,而不是局限在国家范围内。在这个体系中,与资本家压榨无产者同步,发达国家也运用先进生产力压榨落后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成为落后国家发生革命的根源性因素。对这种现象,1845年马、恩就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 1850年马克思又分析道:“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3]因此,在这个跨国的“资产阶级机体”中,落后国家的革命恰恰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引起的,后者越发展就越是如此,越成为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落后国家的革命,仅仅分析其本国的物质基础是根本不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一定会爆发革命,但是不一定在发达国家,而一定是在全球体系中,在其中的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成功。
3 .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转移革命
现实的格局决定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被不断延后,并且恰恰是向落后国家进行转移。同样因为是这个全球体系,发达国家能够运用先进生产力进行全球化榨取,从外部输入资源或剩余价值,收买本国无产阶级,缓解阶级矛盾,实际上就是能够把危机和革命向外转移。马、恩在世时就已痛感英国无产阶级的“贵族化”倾向,以及革命激情的消退。同样,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也最为强大,能够有效镇压革命力量。落后国家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们无力从外部输入资源或剩余价值,反而是不断输出、失血,所以它们也无法对外转移危机和革命,反而是被转嫁危机和革命,因此,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底层劳工受到国际、国内剥削阶级的多重压榨,处境特别悲惨,革命意愿特别强烈。同样,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也比较软弱,容易被革命力量所推翻,即作为整个全球体系的薄弱部分最容易被突破。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两种相反的情况,是互为因果的。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很难在发达国家取得成功,而一定是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成功。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根本合理性在于,它们的生产力发展受到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这样一种生产关系的严重桎梏,革命就是打破和摆脱这种桎梏,推动本国生产力发展;或者更深刻地说,是使全球体系中已有的先进生产力不是仅仅局限在少数发达国家,而是能够在落后国家也广泛发展起来。
4 .十月革命既是俄国革命更是全球体系的革命
就此来分析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当时是作为全球体系中的中下游位置,俄国资本主义面临西方强势资本主义的横向竞争排挤,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这种竞争的极端形式;同时俄国各阶级、特别是工农阶级也受到西方强势资产阶级的纵向压榨;而战争的惨败——这战争正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使俄国被排挤、被压榨造成的危机进一步激化,革命形势不可阻挡;而俄国的二月革命并没有终结这种革命形势,所以进一步的革命势在必然。因此,要说俄国十月革命的“物质基础”,它主要并不仅在俄国本身,而在于整个全球体系的运行格局;最根本的是在于体系中的“心脏”部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它通过竞争、剥削乃至战争对俄国进行排挤、压迫和打击,必然造成革命。革命发生在俄国,这不仅是俄国的革命,更是全球体系的革命。体系内发生的革命,就是由体系内的先进生产力(最革命的因素)造成的,这非常合理,非常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发生革命的部位不一定是在先进生产力所在的“心脏”部位,却一定是在“四肢”部位发生最激烈的震荡,在这里革命最能首先取得成功。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也断定:“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4]
5 .落后国家的革命可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为什么落后国家的革命可以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是一种竞争体系,但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全球化垄断势力之后,落后国家再试图亦步亦趋通过资本主义实现本国发展已经很难走得通,它们面临的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碾压性竞争优势。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势,又囿于狭隘阶级私利而无法整合本国民众,无法聚合国家力量,无力抵挡“帝国主义”的侵入和压榨,无力发展本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走不通,就只能换一种道路。其次,在资本主义压榨体系下,底层阶级、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底层阶级为着生存的基本需要,一定会爆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爆发,既然它不能在发达国家取得成功,就一定会在落后国家爆发并首先取得成功,别无他途。其三,在这个体系中,既然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能够引起落后国家的革命,那么落后国家的革命力量同样也能够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引发革命的先进生产力,同样能够为革命所引入,而这正是革命最深刻的内涵和目标。以体系观之,革命是将原本局限于体系“心脏”地带的先进生产力解放出来,得以在“四肢”地带、更大空间发展起来。也因此,落后国家的革命力量能够以可引入的先进生产力为自身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物质基础;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根本在此,这是由全球体系的格局决定的。总而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最先成功,这不是反常,而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主航道。
二 、社会主义革命包含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环节
江淑丽、李心怡把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个环节:“一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即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二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即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5]这是非常正确的。第一个环节是第二个环节的前提,是开始;第二个环节是第一个环节的目标,是完成。前面重点论证了这一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环节(政治革命)只能在落后国家首先获得成功,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已经用事实做了回答。接着,第二个环节(社会革命),就复杂、曲折、漫长得多了,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可作证明,这个革命至今还在进行中。
多少让人惊奇的是,“落后”竟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环节(政治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和优势条件。恩格斯也曾感叹,“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6]这个“落后”的意义在于,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它是作为被排挤、打击、压榨的部分而日益无法维系的,因而革命的意志特别强烈,革命力量也最能够夺得政权。这使得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真正的开局。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个环节(社会革命)而言,同样这个“落后”,却代表着相反的意义,即条件的不充分、不成熟,意味着更多困难和曲折。
1 .第一环节的革命为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支持
必须论证的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环节(政治革命)为什么是合理的?原因在于,落后国家原来的统治集团是无能的,国家能力低下,社会涣散,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备受排挤和压迫,无力保护和发展本国生产力。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能够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形成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够动员起全国的一切资源,塑造起空前有力的行动主体。并非偶然,俄国、中国是仅有的两个主要靠自主力量、以开创性方式取得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的国家,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因为,只有大国才有足够规模的人员、资源以供整合,才能以此形成足够强大的国家力量。它能够有效抵挡国际垄断资本的侵入和掠夺,能够对现代产业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全体系的投资。这对落后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同样,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也表现在从外部(也还是在全球体系内)引入先进生产力方面。比如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之后,苏联导入和承接大量德国先进科技,工业化突飞猛进;又如,新中国成立后吸引大量留洋专家、人才回国,并争取苏联援建156个先进项目,为工业化奠定基础。
2 .第二环节的革命面临物质基础缺乏的难题
尽管通过政治革命形成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但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中国这种落后大国的整体生产力不是短期轻易就能够达到一个足够先进的水平的。也就是说,到此为止,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个环节,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缺乏物质基础的。马克思明确地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这对在落后国家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提出了巨大的难题。下一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或者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甚至更深一步,什么是社会主义,等等问题,都需要在探索中回答。
3 .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以超越物质基础而宣告完成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即试图通过“军事共产主义”(1918-1920年)直接跨入共产主义,结果遭遇严重危机。然后,列宁主张“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1921-1928年),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以此恢复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列宁明确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资本主义、这个过渡阶段会有多长。没过多久,斯大林就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完全的国有化、计划化经济体制,并且很快宣告“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这意味着,苏联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环节。凭借这套体制,苏联工业化取得空前成就,并成功经受了二战考验,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东方阵营。由此,“斯大林体制”就被当成了社会主义的样板、正统,它的基本原则被当成社会主义的原则,当成政治原则来坚持。尽管苏联认为自己的经济体制是按照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构建的,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按计划管理等等,确实如此,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切是要以足够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苏联恰恰没有达到这个基础,因此它的社会主义也就缺乏最重要的内容。这就造成它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相对它的生产力水平是脱节的,是超前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不适应的,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是这一点,最终导致它无法维系。而这又应验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可以说,“斯大林体制”是急于求成的产物,诚如邓小平所言:“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8]这也从反面说明,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比所预料的要长得多。
4 .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依据于实际生产力水平
到邓小平发动中国改革的时候,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积累60多年的经验教训,据此他能够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特别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重大的理论创新。他牢牢抓住了“生产力”这个中心问题,这实际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所在。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要具备发达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更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以此为导向,他能够突破旧教条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首要遵循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那么首先,就要认清楚中国的实际生产力水平。事实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生产关系必须与此相适。邓小平坦率承认:“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9]但是,邓小平绝不是主张中国要倒退,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他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举社会主义旗帜,改革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三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在落后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来说,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生产力还不发达,这两者都不可否定,但又存在对立。如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结合起来?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非常重大的理论创新,既坚持了主义,又立足实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总依据”。“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还不完全“够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还不发达,决定了它的生产关系还不能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特别在所有制方面也还不能是完全的公有制,还必须保留相当部分的非公经济,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1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已经是社会主义
无疑,邓小平的改革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两者在具体政策和制度安排上有诸多相通,但是两者有一个极为根本的不同,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还是“资本主义”的,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邓小平则认定“改革”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尽管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似乎只是称谓问题,但却是至关重要的旗帜问题。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进行的,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而且,改革大政至少要“一百年不动摇”,这么长一个历史时期,如果始终还只能是“资本主义”,而不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正名”,那么对于共产党执政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很可能会把“社会主义”迷失掉。更实质的问题在于,邓小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列宁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他实施“新经济政策”,是作为向这种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他还意料不到这个过渡将何等漫长。但是,邓小平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实践之后,却明确认识到列宁“新经济政策”所期望的“过渡”必将是一个长期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如共产党已掌握政权,经济上也已经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是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尽管这还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10]但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绝不是停留于自身的,而必须是通过改革进取而不断趋向高级的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一种“过渡”,一种进程。总的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还不完全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居于主体的、领导的地位,而且最终要走向并实现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并且,邓小平还更深刻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要如此的便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认为这些是资本主义达不到的。这是一种目标和效果导向(是为“道”),由此“社会主义”不再固着于具体的体制(是为“器”)。这对改革来说,既明确了目标,也解放了手段。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之前,一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依据经典的论述,都要求是完全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等,凡是还达不到的,那就还只是“资本主义”,最多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这种认识主要是建立在这种默认的历史预设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自然有一个最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但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因此,认识就应该有相应的调整。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就做过调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这个阶段还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还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一次截然的切换,而是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两种性质共存其中。这更符合“亦此亦彼”的辩证法,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恩格斯指出,认定“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11]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所以,既然共产主义可以有不完全、不纯粹的阶段,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是完全的、纯粹的?共产主义有低级阶段,为什么社会主义就不能有初级阶段?不完全的、初级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是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关键是哪种因素、哪种性质占主导地位,决定发展方向。用矛盾论说,就是矛盾的哪一方面占主要和主导地位。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确实解决了一个两难问题。这样,在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就既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又不超越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而构建其生产关系。因为这种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还不是完全的、纯粹的,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还有资本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占据主体和领导地位,自觉利用和驾驭资本主义因素以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以我为主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因素,这是邓小平不断强调的。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符合“两个决不会”原理
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往往被用来质疑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性,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此相符合,只不过是以一种真正辩证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决不会”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段,而是同时并存的一个阶段。的确,“资本主义”并没有完全灭亡,而是仍被利用来发展生产力;同时,“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也已经出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掌握国家政权,掌握主要生产资料和经济命脉,自觉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并列均等的,而是有主有从的,社会主义占据主要的、主动的、主体的地位,它作为一种制度体系,将“资本主义”纳入其中,进行利用和规制,以发展生产力;通过这样,社会主义获得越来越充分的物质基础,制度发展越来越成熟完善,最终把“资本主义”完全消化掉。所以,对社会主义这种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来说,“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方式,正是它把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包纳在自己的制度体系之内,从中获得不断成熟的物质存在条件;严格地说,社会主义不是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完全成熟之后才存在,相反,社会主义是在“自觉”地建立自身的“初级”存在之后再又为自身创造不断成熟和充分的物质存在条件。毕竟,社会主义是一项自觉的,创造性的历史实践活动。这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过程、必由之路。
4 .中国必将引领社会主义走向全球胜利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最重大的意义是在实践上,特别在生产力发展上,中国能够比资本主义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以40年时间走过资本主义几百年走过的路,并且最终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生产关系,打磨出一套极具竞争力的体制机制:一方面能够统一全国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长期坚持成大事;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发挥市场功能,全面调动微观积极性。这是当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难以匹敌的。同时,中国又通过开放战略以整个世界为经营舞台,学习、引进、利用全世界的先进知识、技术、设备,以及优质资本、资源、人才等等,为我所用,迅速提升自身能力、开拓世界市场,进而构建以我为主的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一趋势不可阻挡。中国终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将成为生产力最先进的国家,然后在此制高点上顺势推进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所以总结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不是无产阶级在先进国家先夺取政权,再接收先进生产力,而是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先夺取政权,再创造先进生产力;同样,也不是最先进的国家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终将成为最先进的国家,最终引领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社会主义不是在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基础上得以建成,而是,社会主义把落后国家建成具有先进生产力的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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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淑丽,李心怡.列宁并未改变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观[J].社会主义研究, 2011(6).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第1版.人民出版社, 1995 :668.
[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马列著作选编[M].第1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年 :98.
[8][9][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第1版.人民出版社, 1993 :139,225,139.
[11]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第1版.人民出版社, 201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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