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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北美社会的巨变——读《美利坚的形成——1776年之前的革命》

早期北美社会的巨变——读《美利坚的形成——1776年之前的革命》早期北美社会的巨变——读《美利坚的形成——1776年之前的革命》

“殖民地时代”在美国历史中时间跨度大,这个时期形成的族裔群体、生活观念、物质环境、宗教信仰与社会制度对美国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巴特勒(Jon Butler)的《美利坚的形成——1776年之前的革命》 一书,吸收了近年来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1680—1770年的历史。他以大西洋区域为一个研究整体,将妇女、北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经历融入美国早期史的叙述中,展现了一幅各种人群及其生活之间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画面。

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将目光集中在早期社会史、经济史、移民史、文化史等领域,他们受社会科学的影响,把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融入历史研究中。然而,随着领域之间的交叉,方方面面的材料繁多,史学研究不断“零碎化”,专题著作不乏精彩之笔,可圈可点的宏观综合之作却屈指可数,人们失去了对历史整体的把握,难以形成对历史进程的深刻理解。 巴特勒的著作虽然算不上鸿篇巨著,却通过对1680—1770年的人口、政治、经济、物质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的全面描述,将美利坚形成的过程清晰展现。他把不断“零碎化”的历史加以概括与综合,于是北美殖民地生活与观念的转变历程便跃然纸上,在宏观考察美利坚形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1680—1770年的北美殖民地是第一个现代社会。

美国学术界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给《美利坚的形成》打下了明显的印记。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史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历史学家展开对“殖民地时代”的黑人史、妇女史、非英裔欧洲人史、美洲印第安人史的研究,将少数族裔和妇女视为美国早期史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关注的对象从领袖人物、重大事件转向所谓的“边缘”人物、非主流事件,历史研究逐渐“平民化”。他们广泛的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统计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巴特勒在讲述早期史时,涉及黑人、妇女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他看来,各种非盎格鲁—撒克逊人群的观点与声音是推动美国早期社会多样性和“现代性”的重要因素,他们的经济行为、政治活动、服饰、陈设以及宗教信仰无一不促成了美利坚的形成。

除此之外,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跨大西洋的视野为巴特勒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现代史学的挑战”一文中将早期北美置于“不列颠”体系中。 杰克•P•格林(Jack P. Greene)把美国的“殖民地时代”看作是一部横跨大西洋范围的历史,美国早期文化是形成大英帝国这个大西洋体系的动力之一,各个族裔与群体在整个大西洋体系的多元文化圈内部进行交流,形成了美国的文化。 历史学家的视野更加广阔,他们侧重以整个大西洋为背景,对欧洲人、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往来进行描述,力图书写一部全新的“殖民地时代”的整体历史。 巴特勒将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熔铸到北美早期史中,注重他们在北美大陆以及跨越大西洋的交流与融合。从吸收了印第安文化色彩的各式消费品到皈依基督教的黑人与印第安人,从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到欧洲移民向非洲人学习种植水稻,他把北美早期的历史放在大西洋文化圈中,反映了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整体趋势。

《美利坚的形成》讲述了1680—1770年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巨大转变,巴特勒通过对人口、经济、政治、物质、宗教五个部分的论述,勾画出美利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美利坚”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且具有更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北美社会不是简单的欧洲“复制品”,各个族裔的混合,迥然不同的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移民社会方方面面的转化,展现了“美利坚”的丰富内涵。纵观全书,脉络清晰,结构紧凑,叙述围绕着北美社会的多样性、1776年之前的革命、1680—1770年北美社会的“现代性”这3个主题展开。

巴特勒没有将美利坚的形成追溯到17世纪殖民地初建的久远时期,而从对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1680年之后的历史谈起。一个多样性的北美社会在1680年之后呈现在人们面前。在1680年之前,来到北美定居的欧洲人大多为英国人,1680年之后,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苏格兰人、犹太人、德意志人和瑞士人纷纷涌向北美殖民地,同时黑人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北美充当奴隶,从此,包括北美印第安人在内的不同肤色、不同族裔的人共同生活在美洲“新大陆”上。他们在北美殖民地创造出丰富多样、生机勃勃的经济。欧洲移民在开展跨大西洋贸易的同时,与印第安土著居民进行贸易往来。随着经济多样化地繁荣发展,北美大陆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食品、服装、家具和房屋等消费品由原来的工艺简单、粗糙变得做工考究精细,这些消费品融合了不同民族与群体的特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在精神生活方面,正统而单一的马萨诸塞清教与弗吉尼亚圣公会被多样化的宗教信仰取代,贵格派、长老会、浸礼会、德意志路德派和归正会的势力在各地迅速扩大。同时妇女、印第安人与非洲人的宗教活动展现了北美殖民地的特色。

1680年之后的北美社会,在人口、经济、世俗生活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变得复杂而多样。在这个多样化的社会中,欧洲人、非洲人与北美印第安人相互交流,形成了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生活的改变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北美殖民地的转变不是一个“欧洲化”的过程,而是融合了多种文化与观念的美利坚形成的过程。

巴特勒不仅详尽地描述了美利坚形成的过程,而且将其视为一场“革命”。革命意味着改变旧貌,从此焕然一新,意味着1776年之前的北美社会没有“英国化”或者“欧洲化”,而形成了崭新的“美利坚”。在他看来,这场“革命”不包含血雨腥风的战争,没有剧烈的阶级冲突,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社会巨变。这场巨变蕴含着双重含义,一方面,在多民族与种族共同生活的大陆上,海外贸易繁荣发展,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气氛活跃,物质资源融合多民族特色,宗教信仰多样化,殖民地多元化的色彩冲淡了英国或者欧洲给殖民地印上的痕迹,美利坚的形成使人民增加了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他们创造出新的公共与私人文化,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均表现出对权力与控制力的强烈渴求。如果说1763—1776年的一系列事件决定了美国革命的爆发,1776年之前的社会巨变则影响了美国革命中的大部分特性。各地发展的议会制度在革命中起到积极的作用;革命中的许多领导人参加过地方反抗强行征税的运动;商人在革命中联合抵制英货,发展同荷兰、西班牙以及法国的海外贸易,为殖民地提供了资源保证;妇女、黑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也在革命中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革命后的美利坚沿袭了1776年之前北美社会的众多特征,这场巨变中形成的政治制度、经济行为、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指引着革命之后美利坚的成长。

在巴特勒看来,在1776年之前的这场“革命”中,早期北美社会具有“现代性”。历史学家通常把美国的“现代性”归结于技术进步与共和政体,巴特勒对此提出挑战,尽管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没有出现繁荣的城市,没有产生为19世纪的美国与欧洲带来巨大转变的技术变革这两个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是仍然在五个重要的方面表现出“现代性”。第一,北美殖民地的民族与种族呈现多样化;第二,殖民地居民发展跨大西洋的国际经济,使殖民地贸易与生产活跃而繁荣;第三,殖民地的政治气氛相对自由,为现代社会民众广泛参与政治活动打下基础;第四,殖民地社会表现出对人类和自然的主宰力、控制力和绝对权威的渴求,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第五,殖民地的宗教多样化程度大大超过了早期欧洲国家的宗教多样化程度。然而,他也承认,伴随着北美殖民地“现代性”而来的一个负面问题就是奴隶制,大量黑人失去自由,丧失了生命。

“现代性”是一种很强烈的价值观念,是某个群体具有优越感的表现,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受到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理性、科学、客观、真理与进步思想的影响。巴特勒强调早期北美社会具有“现代性”,实际上是肯定了1680年之后的社会变革将北美殖民地推向进步。然而,这种“现代性”不是完全没有局限性,他指出,在美国革命前,殖民地“现代”的特征没有充分发展。首先,民族与种族的多样化没有威胁英国在政府与文化上的统治地位;第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地区差异与贫富不均;第三,特权与地位高低影响了殖民地的政治活动;第四,宗教多元化没有被所有人接受。尽管1770年之前的北美社会“现代性”有这些缺陷,美国革命之后的社会更具“现代性”,但是不能否认,北美社会的“现代性”促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成,即美利坚的形成。

在杰克•格林与J•R•波尔(J. R. Pole)编的《英属美洲殖民地:关于现代早期的新史学论文集》一书中提出了早期北美社会是“现代早期”(Early Modern Era)的概念,在这个“现代早期”,北美社会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他们承认北美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种族与民族多样化,各地发展跨大西洋的国际贸易,但是他们同时指出,这个新的社会依旧是殖民地,处于非独立状态,在一定程度是英国社会的“复制品”。巴特勒对北美社会“复制”英国社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在“现代性”的北美社会中,人们有了对权威力的向往与渴求,尽管北美大陆名义上是英国的殖民地,顺从英国的统治,但是这种顺从是地方特有的,只是“现代”的北美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其中一种。殖民地在顺从中转变,形成多元的“美利坚”,而不是一个英国的“复制品”。他突破了以往学者在大西洋视野下将美利坚的形成视为“英国化”或者“欧洲化”的局限,描述了一个“现代的”美利坚形成的过程,体现了他广阔的视野。

巴特勒力图描绘一幅“美利坚”社会形成历程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各个族裔的人共同生活,在文化上互相渗透,构成了多样性的早期北美社会,移民社会发生的巨大转变促成了美利坚的形成。在他看来,美利坚的形成是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美利坚”社会显现出“现代性”的特征。巴特勒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1680—1770年的北美社会,将北美社会的多样性、1776年之前的革命与“现代性”三个主题由浅入深地贯穿于著作中。

不过,美国的殖民地时代具有“现代性”这一观点并不新颖,在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著作《美国人:殖民地历程》中有过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早期北美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拥有新的生活方式、前景、理念与文化。 但是他没有关注非白种人以及妇女,没有讨论英属北美殖民地成功的代价。巴特勒却没有忽视二者的存在,书中不仅对非白种人以及妇女的活动作了详尽的描述,而且讨论了奴隶制在早期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他还把北美殖民地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进行比较,认为殖民地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同时期英国的物质生活水平。

北美殖民地在美国革命之前的确具有“现代性”,但是“现代性”是北美殖民地的唯一特性吗?美国早期史专家爱德华•康特里曼教授对此提出异议,他指出“现代性”不是欧洲人横跨大西洋带至北美洲的唯一相互作用模式,除此之外,北美殖民地在欧洲人、黑人与北美印第安人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中产生了其他特性。 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奴隶制在美洲投下了阴影,美利坚的形成则是美洲定居者在大西洋范围内交流与互动的最终结果。在巴特勒看来,1680—1770年北美殖民地社会不断变得复杂而多样,“变得现代”。他在认为北美殖民地具有“现代性”的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承认奴隶制与失去自由的白人使殖民地的发展割裂成两面,一面是殖民地居民胜利的历史,一面是黑人、印第安人与丧失自由者的灾难史,因此,他似乎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认为1680—1770年的北美洲殖民是“现代的”,一方面又承认了一部分人失去自由与财产,随时有可能丧失生命的这种“非现代性”。另外,巴特勒虽然指出北美殖民地在这段时期具有多样性,但没有触及法国和西班牙移民在北美大陆的冲击与影响。

1680—1770年的北美殖民地在巴特勒看来是现代的,但是他太过强调这段历史,对北美殖民地1680年之前的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视。回溯1680年之前的历史,荷兰人在1644年定居哈得孙河谷,是北美殖民地第一次出现民族多样化倾向,比胡格诺教徒来到北美殖民地早了几十年。1680年以后特别是1730年之后,吸引数千名移民者来到北美洲的主要动因就是北美洲广阔的土地,这与17世纪20年代英国170,000名移民来到新大陆的动因相同,从这个角度,18世纪的欧洲移民可以看作是17世纪移民的延续。用时间进行分段把美国历史割裂开来,则容易丧失对历史主线与连续性的把握。

另外,1680—1770年的北美殖民地经历了美利坚形成的过程,巴特勒称之为“第一个现代社会”,无形中把美利坚等同于“现代的”,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美国例外论”的味道。在描述这个时期北美殖民地的物质生活时,他更加突出殖民地的社会不同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是“美利坚人”的社会,殖民地的居民以他们特别的风格建造与装修房屋,他们的手工技艺融合了欧洲与新大陆上的材料与风格,展现出独特的韵味。巴特勒称,殖民地的工匠技艺与同时期的英国国内工匠技艺不相上下,甚至他们的水平轻而易举就能超过英国工匠的技艺水平,相对于英国贵族追求华丽的装饰风格,北美殖民地定居者对房屋、家具以及陈设简洁而朴素风格的追求具有更高的审美品位。每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本身就是独特的,如果单纯的讲述国别史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例外论”的倾向 。巴特勒运用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以跨越大西洋的视角看北美殖民地,却依旧不能摆脱“美国例外论”的影响。

巴特勒认为美国革命是第一场现代的革命,它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与20世纪的诸多革命树立了榜样,革命重申了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革命后建立了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制衡的政体,宗教自由理念深入人心。但是他对以往解释美国革命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指出,美国革命没有摧毁革命前形成的社会,1680—1770年的巨大转变影响了美国革命,转变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也对革命后的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在他看来,美国革命的意义远不如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深远。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主义”的革命, 美国的“殖民地时代”是旧秩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美国革命需要消除各个地区的分歧,把各个地区的人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中,美国革命中的共和制思想使当时的社会具有了凝聚力与一致性,在共和主义中产生了公民,公民之间相互平等,美国革命使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改变,因此是一场现代革命。巴特勒忽略了共和主义的因素,没有深入地探讨多样化的社会中公民平等与追求独立的权利,缺乏点睛之笔。

但无论如何,巴特勒这本美国早期史著作的问世在史学研究不断“零碎化”的今天仍然令人欣慰,他在吸收了几十年来美国早期史研究的一些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视角,全面而系统的刻画了美利坚形成的过程。他将妇女、印第安人、黑人等群体的经历还原到美国早期史中,在指出北美早期社会具有“现代性”的同时,没有隐瞒奴隶制给社会造成的创伤。他以跨大西洋的视野观察北美早期社会,却没有像大多学者一样,把北美早期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英国化”或者“欧洲化”的过程,相反,他认为社会的转变是一场“革命”,形成了独特的“美利坚”。本书的注释部分非常详尽,与本书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均被纳入其中,为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参考书目。

参考文献:

[1] Butler, Jon. Becoming America: The Revolution before 1776[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Greene, Jack P., and J. R. Pole. Reconstructing British-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A]. in Jack P. Greene& J. R. Pole, eds..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C].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3] Bailyn, Bernar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2, 87(1): 14-15.

[4] 参见Greene, Jack P. Pursuits of Happines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Colonial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5] 参见Murrin, John M.. Beneficiaries of Catastrophe: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America, [A]. in Eric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C].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90; Steele, Ian K.. Exploding Colonial American History: Amerindian, Atlantic, and Global Perspective[J].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98,26(1): 70-95; Canny, Nicholas. Writing Atlantic History, or, Reconfiguring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99, 86(3): 1093-1115.

[6] Greene, Jack P. & J. R. Pole, eds..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

[7] 参见Boorstin, Daniel J..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8] 参见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关于该书的书评[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01, 88(1): 173.

[9] 王希. 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J]. 史学理论研究, 2000, (3): 68.

[10] 参见Wood, Gordon S..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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