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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全球，世界格局波谲云诡的当下，为了回应大变革时代对国家和社会提出的挑战，由“长三角社会学论坛”主办的“培育与大变革时代相称的社会学想象力研讨会暨《学术月刊》组稿座谈会”于2020年9月19日上午8:30在南京大学国际会议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杨忠教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上海大学＂伟长特岗教授＂李友梅，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陈麟辉研究员，《学术月刊》姜佑福总编辑及“长三角社会学论坛”各个高校的学科带头人出席会议并分别作了精彩发言。

“培育与大变革时代相称的社会学想象力研讨会

暨《学术月刊》组稿座谈会”会议综述

文案 |彭圣钦（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编辑&推送| 董方杰（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审核 |胡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编 | 贺光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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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开幕式由周晓虹教授主持，杨忠书记、李友梅教授、陈麟辉研究员致欢迎词。各位发言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今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变革时代下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和社会学想象力的培育提出了独到精辟的解读，强调理论与政策创新要立足于中国实践，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陈麟辉研究员特别感谢了各位专家学者对于《学术月刊》增设“社会学栏目”的关照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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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书记、李友梅教授、陈麟辉研究员先后致辞

开幕式后，本次会议的学术研讨部分正式开始。在第一单元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担任主席，李友梅教授以法国社会理论家罗兰（LaurenceRoulleau-Berger）的“后西方社会学”（Post-Western Theory）概念作为引子，提出社会学知识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后西方社会学”的提出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议题，这提示我们要从两个维度来把握“后西方社会学”，一是西方或东方均不占支配地位，二者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沟通、互惠的关系；二是强化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再认识，即从中国实际出发生产的社会学知识并不排斥西方社会学。所以，“后西方社会学”的“后”既不是以西方社会学为基础，也不是指从西方社会学衍生出来的知识，而是西方和东方社会学相互交流、反思后的成果。

姜佑福研究员从《学术月刊》的办刊宗旨和历史沿革全方位对该刊进行了介绍，并具体阐明了增设“社会学栏目”的扩版设想。王月清处长介绍了卓越研究计划与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总体建设思路和建设情况。王文军主任介绍了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历史沿革、发展历程和现状，特别指出CSSCI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立的意义取决于中文在世界学术语言中的地位，因此应该大力推动中文成为世界科学交流的主要语言。

第二单元的讨论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担任主席。首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翟学伟教授汇报了他在儒家、生活与本土理论关怀方面卓著的研究成果，分别勾勒出关于本土化理论、社会信任研究和儒家道德的社会化路径三项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则从新冠疫情带来的重大社会变化当中得到启发，倡导从“风险”理论拓展到“不确定性”理论，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联系和区别、为什么要研究“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三个方面介绍了“不确定性社会学”的理论意涵。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毛丹教授首先分享了他1987年首次在《学术月刊》上发表文章的难忘经历，然后对既有的西方社会转型理论提出批判，指出这些理论视角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现实不符，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未能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践提供恰当的解释。基于此，毛丹教授提出影响社会转型的三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国家窄覆盖类型、国家宽覆盖类型和国家全覆盖类型，并将该理论范式应用到具体的中国社区研究、社会组织研究、饭圈研究、僧侣研究、江湖社会研究等研究主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周怡教授由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不一致性出发，对文化社会学视阈下的价值观、行为模式研究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无论是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为代表的社会宏观层面的理论模式，还是以英克尔斯（Alex Inkeles）为代表的个体微观层面的理论模式，都忽略了社会结构变迁如何传导到微观个体的中间动员、学习和接受过程。而周怡教授旨在借用“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将宏观层面的结构变迁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群体价值观及其行为模式变动连接起来，建构更加精致的价值观及行为模式理论。

第三单元的讨论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毛丹教授担任主席。本单元第一位发言者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教授，他以从总体性的角度考察情感的社会结构为基本出发点，运用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这一概念，从中国历史里面挖掘中国传统秩序的情感基础。中国轴心时期墨家的式微与儒法合流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三重秩序的形成，由此构成了中国人异常稳定的情感结构。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胡安宁教授首先梳理了文化社会学的认知转向的两条路径——嵌入社会的认知和构建社会的认知，而这两条路径似乎陷入了主客二元论的困境之中，由此提出第三条道路——认知成为社会和行为的中介——是否可能。通过政治文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示例，揭示认知结构如何起到中介作用，从而影响了人们看待和认识不同政府层级的方式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政府信任。概而言之，如果第一条道路是文化决定认知，第二条道路是认知决定文化，那么第三条道路就是认知是文化发挥作用的媒介。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钱力成副教授则探讨了记忆社会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其基本的问题意识是社会学如何贡献记忆研究。他指出，记忆社会学关注的是记忆的社会性，关注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行动者的话语、行为、社会结构并受后者的影响。所以，记忆不仅是研究主题，更是一种研究思路。他分别用美国记忆研究的形式-结构取向和中国记忆研究的场域-关系视角两个理论案例进一步阐发了记忆社会学的特点和贡献。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教授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思考社会不平等问题。首先必须承认，社会不平等是不可能绝对消除的，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历史就是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通过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来缓解社会不平等？从政策制定角度说，我们需要制定能够与时俱进的贫困线标准；从政策执行角度说，我们需要完善和加强刚性政策（法律）的制定和惩罚机制。在今后的扶贫和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公共政策中，要注意区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形式平等和事实（实质）平等、客观平等和主观平等、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何雪松教授用流动、组织与治理三个关键词来界定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其中，流动性包括横向的空间人口流动和纵向的社会地位流动，而流动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与流动性相伴而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分化逻辑，这就涉及到如何重新组织、整合社会的问题。在组织中，又要实现对群体或社会的有效治理，尤其是近年来的技术治理趋势格外显著。最后，何教授提醒大家要谨慎对待治理限度的问题。

最后一个单元由成伯清院长担任主席。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主任陈云松教授在对传统定量社会学困境的批判基础上，提出重启宏观定量社会学，并对宏观定量社会学的特征和意义予以阐述，最后将其与理论生产结合在一起，认为定量社会学不仅可以对现有大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和拓展，还可以直接助力原创理论的生成。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黄晓春教授关注中国政策设计与执行中独特的制衡机制。他首先对政策设计与执行研究中的“整体主义上下观”提出批判，认为“条块”政治的意义被严重低估。然后从中国历史与传统中，探索“条块”政治所具有的治理意涵，认为国家治理中的制衡、节奏以及收权-放权都可以通过这个维度来运行。通过把“条块”政治带回既有研究，主流的激励权理论、政府竞争等理论将面临重大挑战，这或许可以为中国治理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创新基石。

安徽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院院长吴理财教授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的国家防控策略思考，提出“解空间化”概念，即封闭管理、筛选与分类、隔离和实名管理将一定空间社会关系解析为一个个零散的个体，最终实现对个体的有效控制和管理。由于“解空间化”切断了正常的社会连结，削弱了社会团结和社会力量，增强了个体对既有体制的依赖，所以呼吁我们应该重新迈向一种“再空间化”。

河海大学施国庆教授同样基于疫情限制全球人口流动的背景，探讨国际视野的工程社会学和移民研究问题，从人口流动的原因、大规模移民的过程、移民社会的重建与冲突、移民空间的再造、移民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移民研究与工程社会学的关系等多个维度介绍了他们近年的研究工作。

最后发言的是此次会议的召集人周晓虹教授，在简要介绍了他所承担的南大“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项目——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项目进展和预期成果后，周晓虹教授特别强调了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活跃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大时代中的千百万普通而平凡的人物群体及其个人生活史，建构了我们民族横跨七十年的当代奋斗史。因此，该研究项目将从社会学（或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集体记忆何以可能以及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两大议题，深入分析七十年来的中国道路，以紧迫的历史责任感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锻造中国研究的全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