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拿退休金一般是国企出身，很难称之为穷人，行政事业编制的离退休人员更是和穷人不沾边，但他们确实享受了最大比例的财政补贴。真正用于城乡低保、生活救助、抚恤等项目上的支出却仅为总支出的2成。

8月1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完善现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增强价格临时补贴对物价变动的敏感度，在CPI单月同比涨幅达到3.5%或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6%时，即启动对困难家庭的价格补贴，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

低收入家庭对通胀更敏感，在通胀来临时，他们的生活境况会迅速恶化，温饱都成问题，将对其的救助与物价挂钩联动是一个好事情。社会救助与保障标准与CPI挂钩联动机制不是新事物，这个机制始于2011年初，由发改委等六部委发文建立，当年7月底，就有20余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文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将惠及9000万低收入群众。2014年初，发改委等五部委再次发文完善，明确启动条件、调整标准、发放时限、资金来源、责任归属等。

今年初以来，虽然CPI一直在2%左右，但食品价格上升较快，2、3、4三个月均超过7%，所以常务会议才会旧政重申。相比前两个文件，本次常务会议提出的启动条件更低（连续3个月变成单月、CPI涨幅要求更低）、发放时限更短（30天变成20个工作日），预计未来也会有相关文件保证临时补贴资金来源等内容。

尽管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是一个好政策，但对于那些真正贫困的家庭来说，还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设来配套兜底。

社会保障和就业补助支出一直是财政支出中的重点，从分配结构上看，2015年对基本社保的补贴超过6500亿，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的补贴超过4300亿，这两项占总支出超过60%。可是，中国当下，拿退休金一般是国企出身，很难称之为穷人，行政事业编制的离退休人员更是和穷人不沾边，但他们确实享受了最大比例的财政补贴。真正用于城乡低保（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救助、抚恤等项目上的支出仅4000亿左右。仅为总支出的2成。

从支出增速来看，2011年到2015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补贴总支出增长了7900亿，但增长的部分主要倾斜的对象也不是穷人，对基本社保的补贴增长了3400亿，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的补贴增长了1600亿，两项合计超过5000亿。

2011年到2015年对城乡两处的低保的支出增长才300亿出头。过小的支出比例，使得联动机制还显现出许多不足。据报道，2011年联动机制初设立的时候，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为“城市低保对象、优抚对象不低于每人每月12元，农村低保对象、五保对象不低于每人每月8元”，连一斤猪肉都买不起。

此外，在地方政府的实践中，价格临时补贴在CPI回落时会停止，低保补助维持在之前较低的水平。CPI是同比变动值，虽有涨落，但中国的绝对物价一直处于爬升状态，2011年尚可糊口的补贴，在2015年可能就会捉襟见肘，因此补贴标准不应该锚定CPI，而应该锚定社会平均工资或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覆盖到城乡真正的贫困家庭，因此尽管国务院和部委屡次要求地方政府保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但地方政府并没有激励去落实政策，2011到2015年，城市低保金支出仅仅增长了12%，农村低保支出仅增长了37%，都远低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增速。

要纠正地方政府的懈怠行为，不仅仅要靠文件，更需要重新设计激励机制。例如2015年中央对地方的基本养老补贴就有4400亿，而除此以外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仅有2000余亿，其中用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也仅有1200亿。

因此，在推行联动机制之外，针对扶贫，不妨还可以增加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力度，并以绩效考核对次年转移支付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过度向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家庭倾斜的趋势，较大幅度的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构，有了补助穷人的预算，联动机制才有用武之地。

有了钱，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困难群众，使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