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三国演义》作为明清小说在越南整体传播链上的重要一环，对越南的文学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着重考查《三国演义》对越南汉文历史小说在艺术形式、思想内容以及历史观上的影响及其原因。

关键词：《三国演义》/越南/汉文历史小说

谈到中国古典小说在越南的影响，学界最为熟悉的便是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与越南经典杰作《翘传》之间的血肉联系。事实上，中国古典小说远不止一部传入越南，大量的小说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在越南传播并几度形成高潮，对越南的文学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演义》正是这样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小说。早在越南汉喃文字兼用的阶段，越南人在直接阅读欣赏汉文原著的同时，或将之被改编为喃传和戏剧，或模仿之进行汉文小说创作①。20世纪初，越南文字拉丁化进程中，《三国演义》又是越南第一部用新文字翻译的外国古典小说，而且译本及译者数量众多。几百年来，《三国演义》的故事内容、人物情节乃至其中的语言进入了越南的文学作品、文化生活、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本文仅以越南汉文历史小说为主要考察对象来揭示《三国演义》在越南的巨大影响之一斑。

一、越南历史小说的诞生与《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演义》作为首创的演义体小说，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为后世历史小说家所效仿，而且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成为越南汉文历史小说家遵循效法的典范，帮助开启和发展了越南的历史小说。

我们知道越南的书面文学是以汉文学为开端的，早期汉文学的体裁主要为诗歌，其后出现了神话、志怪、传奇等汉文散文作品。总体而言，大多篇幅短小。受中国影响，古代越南统治者也十分注重修史，《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大越通史》等等史书流传至今，成为世人了解越南古代历史的重要依据。不过，在越南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并未出现象中国宋元时期的讲史风气，因此，越南最初的历史小说并不像《三国演义》那样是建立在说书的基础上的世代积累型小说，而是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越南历史小说比较晚出，其产生和发展自然受到本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但《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小说对越南历史小说的生成则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从体裁来讲，目前所见越南汉文历史小说基本都采用了章回体结构形式，这种形式越南作家是从《三国演义》学习而来。越南学者认为：“我国章回体小说（这里其实就是历史小说）的产生是对我国社会中的新内容的反映。这种现象的连续出现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与中国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影响分不开”[1]。目前已知的越南的第一部章回小说是十七世纪的《欢州记》，从中可感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越南学者提到它时，常将之与《三国演义》并举，认为“中国的首部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是将《三国志》小说化，而越南，首部章回小说《鹳州记》是将一个族谱小说化[2]599。《欢州记》与《南朝功业演志》（18世纪初，后更名为《越南开国志传》）以及《皇黎一统志》（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被称为越南章回小说的三大代表。另外一部重要历史小说《越南开国志传》虽未明确标出各章回名目，但它卷首有定场诗，文中有“话说”“却说”“且说”等套语，卷末常见“未知虚实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类关于章回的提示。这些表明越南的历史小说是以中国章回小说渊源的。

在越南所有的历史小说中，《皇黎一统志》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也被称为越南中世纪文学的杰出代表；而其所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早已为学界公认，越南学者表示越南“这一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汉字艺术形式最成功的是章回小说……最有代表性的是《皇黎一统志》”[2]143。“吴时志的《安南一统志》或曰《皇黎一统志》不是地方志，而是模仿中国《三国演义》写成的历史小说”[3]291。它是“仿照中国的章回小说尤其是明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成的。在《皇黎一统志》之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这一文体，……只有《皇黎一统志》问世以后，成为众多人模仿对象，如吴甲豆的《皇越龙兴志》和武春梅的《皇越春秋》等等”[2]596。

陆凌宵在《越南汉文历史小说》一书中更持有这样的观点：“由于《三国演义》的传入，越南国内士人开始用历史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来思考和反映后黎朝的历史，由此开始了越南汉文历史小说创作的进程。”[4]1

二、越南历史小说艺术手法对《三国演义》的借鉴

在谈越南汉文小说对《三国演义》的借鉴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越南汉文小说的概况。由于天气炎热、战争频仍及文字改革等原因，越南现存的汉文历史小说数量很少。1986年、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二辑，里面共收录了越南6部汉文历史小说，尽管数量不多，但它们基本次第反映了越南从黎朝开国到灭亡四百年间的历史。法国学者陈庆浩先生在该丛书第二辑序言中对这六部小说的内容有如下评述：

本辑刊出三种历史演义小说：《黄越龙兴志》是王朝历史，《欢州记》是家族史，而《后陈逸史》则是地区性的个人历史。后两者是王朝历史的部分放大，而又可以作为王朝史的补充。《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中，我们刊出的散步历史演义是王朝史。《皇越春秋》记天圣元年（1400）至顺天元年（1428）史事，《越南开国志传》叙述黎英宗正治十一年（1568）至黎熙宗正和十年（1689）间阮氏崛起经过，《皇黎一统志》（又称《安南一统志》）述黎朝景兴三十八年（1777）至阮朝嘉隆三年（1804）间史事，重点在叙写黎朝覆灭的经过。本辑的《皇越龙兴志》为景兴三十四年（1773）至明命元年（1820）史事，重点在阮朝兴起的历程。这四部王朝历史演义，几乎将越南自15世纪至18世纪的历史，用小说的形式展示出来了。

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给封建士人以刺激和反思，小说家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提取历代兴亡的教训，诉之于文字。越南作家在小说中既注重对历史现实的描写，也重视对历史的反思，贯穿着对兴衰治乱的思考。这与《三国演义》的创作动机十分相似。纵观越南的汉文历史小说，从其诞生到发展，几乎每一部都存在对《三国演义》的模仿与借鉴之处。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皇越春秋》与《皇黎一统志》。下面我们以此两部小说为重点分析其艺术手法与《三国演义》的关联。

《皇越春秋》是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全书共60回，作者武春梅，创作年代无考。主要演述陈朝末年的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陈朝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外戚胡季

乘机篡位，陈朝后裔请求中国明朝出兵，明成祖派张辅入越平胡，将胡氏父子俘至中国，深得越南人支持。但后来在张辅奏请下，明朝在越南设郡县，重新纳入版图统治，引发了独立近五百年的越南与明朝的矛盾。在明朝越南统治二十年间，黎利兄弟及阮席等人在蓝山一带组织多次起义，进行反明斗争，最终于1427年建立了黎朝，全书也就在此结束。

《皇黎一统志》又名《安南一统志》，大约写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全书分为17回，约12万字。其作者及编者，为越南汉文作家“吴家文派”吴氏三兄弟。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反映的是十八世纪后半期西山起义等巨大历史事件。越南封建社会从十六世纪起进入衰落阶段，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国家陷入南北分裂局面，即历史上的郑阮纷争时期。这种分裂局面一直延续了近三百年，直至1802年阮福映统一全国。几位作者和编者生活在国家分裂阶段，用小说的笔调描述了当时的历史。虽然越南国内有关《皇黎一统志》的研究存在不少分歧意见，但其所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之影响则成公论。

两书描写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都颇类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而最后实行了大一统的情形。也许是这种相似的历史，使得作家很自然地学习和模仿早已在越南流传深广的《三国演义》。

《皇黎一统志》和《皇越春秋》等越南历史小说在结构上多模仿《三国演义》，例如二书的开头与《三国演义》开头相同，都以说书人的身份来交代故事背景并拉开序幕。《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揭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全书定下基调，同时揭示三国纷争的起因，引起读者的关注。《皇黎一统志》开头也以说书人的身份概述了郑氏的兴盛与黎氏的衰微，揭开了郑黎矛盾斗争的序幕，引发读者对黎郑两家未来命运的关注；《皇越春秋》的开头概述陈初布德行仁、国泰民安而陈末政烦赋重，民不聊生的情形，道出“有德则治，邦乃其昌。无德则乱，天促其亡”的德治观、天命观。三书在各章回的开头和结尾也有共同之处。每一回的开头，都以说书人的身份进行叙述，如“话说……”、“且说……”、“却说……”等等，大同小异。每一回的结尾处都在紧要关头突然中止，并作几句口头交代，以引起读者兴趣。越南的小说基本没有经过话本阶段，而且几乎没有职业说书人，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是模仿中国文学。

从历史来看，阮朝（1802－1945）的建立是越南“三国”时代的结束。西山起义（1773年）打败阮主、消灭郑主之后，阮岳、阮惠兄弟割据一方，与阮主余孽阮福映（阮朝开国皇帝）所占据的嘉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阮朝史学家邓春榜在其所编《越史纲目节要》一书中，把这个时代称为‘三国时代’。比邓春榜更早，于明命十七年（1837）遭台风漂泊到越南中部并陆行回国的中国文人蔡廷兰，在其所著作《海南杂著》一书中说：“据留寓越南者言：黎氏末季多乱，国分为三：嘉隆（阮福映）据陇奈（今嘉定），泰德（阮岳）据新州（今平定），光中（阮惠）据顺化（即富春），各王一方……”。《皇黎一统志》正反映越南三国时代的史实，而《皇越春秋》描写的陈、胡、明之间的斗争以黎朝统一越南为结束的历史史实也有接近三国的地方，越南作家在安排篇章小说结构线索时很自然地模仿他们十分熟悉的《三国演义》。

三书作者都站在他们所维护的那个正统皇权的立场上来进行小说的谋篇布局，因而结构的主线也类似。《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国的矛盾斗争为基本线索，主线是维护汉室，反对谋逆。而《皇黎一统志》先是围绕着黎、郑两家的矛盾，灭郑之后则围绕着北黎南阮军事集团的矛盾来展开叙述。《皇越春秋》则紧紧抓住陈氏为正统，胡前期以胡陈矛盾为重点，后期以黎利主张扶陈独立为重点。总之，两书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即皇权斗争这一线索展开的，不过，越南的小说中还包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从写作艺术上讲，“二皇”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都有诸多模仿《三国演义》之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特别体现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精彩夺目，为小说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高潮，在高潮中写出各种复杂关系，突出人物性格，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除了大场面的战争描写，还十分突出英雄个人的战斗行为，例如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都是流传极广的篇章。“二皇”中也以描写战争为主，在其战争描写上，有关调兵遣将、运谋设计、布阵斗法、军前厮杀等多方面都可见模仿《三国演义》的痕迹，如《皇越春秋》中有诈降计、诱敌计、假死计、火攻计、水攻计、草人计以及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的描写都类似《三国演义》。

人物描写上，“二皇”也有明显模仿《三国演义》之处。《三国演义》人物描写的最大特点是“略貌取神”，不单纯追求细节的逼真。它往往借人物自身的言语行动或通过周围环境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渲染。《皇黎一统志》在人物描写上也吸取《三国演义》的方法，例如写昭统帝黎维祁，说他生得“龙颜凤眼，声如洪钟”，这与《三国演义》中对刘备描写类似，也都是一种类型化的写法。《皇黎一统志》还模仿《三国演义》描写了英雄与奸雄，不过它的英雄是农民起义的阮惠，奸雄是封建官吏阮整。阮整是小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类似，其特征是善于权谋、狠毒、贪婪，并且颇为自负，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皇越春秋》的人物塑造模仿《三国演义》之处亦不胜枚举。如对黎利的描写，说他“将印敕封粘，悬于梁上”之举，这很似关云长挂印封金；而他“当食忽失一箸”，有如刘备的闻雷失箸。再如黎善、阮廌的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有如诸葛亮，书中多处明确将他们与“汉之武侯”、“孔明”等相比；而书中明将张辅的狡诈性格，则与曹操类似，还有张辅因爱惜潘抵英勇而“令军中不可放箭，生擒而用”与长坂坡曹操爱惜赵云的描写类似。作者也善于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方法来表现人物性格。如黎利与黎善，一文一武，性格有别。同是智慧过人的阮廌、黎善、段发也在对比中见出不同层次。阮廌战略战术兼长，有如孔明；黎擅长于战术，战略次之，有如庞统；段发又次之，类似周瑜。不过，由于越南历史小说未经过讲史阶段而由官吏和文人直接创作，偏于记录史实，其艺术性与《三国演义》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三、《三国演义》对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历史观的影响及其变异

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与《三国演义》的时空距离十分遥远，然而，越南文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模仿《三国演义》来进行创作，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从思想渊源来看，越南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易接受《三国演义》中反映出来的正统观，《皇黎一统志》在创作思想上明显宣扬正统观。小说中以黎氏嫡长子承嗣为正统，其他皆为篡逆。黎家虽不掌大权，却是国家的象征，人心所向系于黎家。黎氏传位，仿照中国制度，以嫡长子继承帝位。故太子被盛王森逼死之后，朝廷即以其子黎维祁为嗣孙。后来黎维祁在西山兵再次入侵后过着流亡生活，但因黎家仍得人心，他仍能以天子的名义招集各地义军，以抗击西山军，并且以安南国的名义，向清政府求援，搬来了清廷救兵，一度收复升龙城。这都是因为他代表了安南的正统皇权。后来北平王破清师，即位于寿春，派吴任修书与清廷议和，清廷封北平王为安南国王。后其子阮光缵继立，第十六回末却称其为“本国西伪王光缵”，则明言北平王虽得清廷册封，而实为非正统之国君，再次表达了作者的正统观念。这与《三国演义》中曹魏政权是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却始终被视为篡逆，蜀汉偏居巴蜀却因刘备为东汉中山靖王之后而被视为正统的情形一样，都同出于中国传统的史家正统观念。

尽管有这样的强烈的正统观，但小说中却有体现出类似《三国演义》中“择主而事”的思想。《三国演义》所叙写的时代，是天下大乱、群雄逐鹿、风云聚会的时代。其间，众多军阀集团与傀儡汉帝之间的君臣关系，各个集团中的文武臣僚与其首领之间的主臣关系，都集中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观念——“忠”的问题。书中虽然歌颂了一些忠君死节的正统思想，但也出现了很多与正统的、传统的君臣关系迥异、甚至相抵触的新的伦理观点，比如“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

臣对于君是绝对“从一而终”，还是允许自由选择、弃暗投明呢？《三国演义》的主要倾向是后者，书中多次宣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一观点。如李肃劝吕布弃丁原投董卓，满宠劝徐晃弃杨奉、韩暹投曹操，李恢弃刘璋而投刘备，都曾说过这两句话，而且不见于正史记载，显然更能说明作者的主体意识。宣扬“贤臣择主而事”，首先是对“忠臣不事二主”、“从一而终”的正统思想的反动。既可“择主”，必有多主并存，这就承认了皇帝可由诸多贤者竞争的合理性，也否定了一家一姓的万世一统论，承认了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贤臣择主而事”也有利于人才流通，便于人尽其才，材尽其用。在天下大乱之际，正如孔明所说：“四方才德之士，舍死忘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左传·哀公十一年》载：“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孔孟等人周游列国，其实也是为了“择主而事”。《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初见光武帝，帝问他为何不留在蜀帝公孙述处，马援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唐李贤注：“《家语》曰：君择臣而事之，臣亦择君而事之。”可见，“择木”，“择主”均出自孔子，但《三国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显然这种思想是对程朱理学“从一而终”的一种批评。

受《三国演义》影响，《皇黎一统志》也出现了“择主而事”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这之前的越南文学作品中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越南历史上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不同在于村社起很大的作用。人民是在村社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国家，而不是依靠战争来统一②。越南在黎朝以前，内战很少，而儒家思想中对越南影响最深的是宋明理学，因而忠君思想尤为突出。这种状况持续到了后黎末年，1592年，权臣郑讼控制朝廷，形成“黎皇郑主”局面后，盘踞顺化的阮氏不服，以灵江为界，形成郑阮对峙的态势。越南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表面上共侍黎皇而实际上南北两主纷争的局面。这种历史现状也为“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意识的产生打下了社会基础。于是，阮有整选择了西山朝，邓陈常选择了嘉隆，等等。在亡国的危机面前，《皇黎一统志》的作者也不再宣言愚忠，而转向赞成“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

《皇越春秋》的正统观也始终贯穿在全书中。例如在描写黎利与明朝联军同黎季

的矛盾斗争中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正统观。作者起初对明朝是持肯定赞赏态度的，这种肯定是以明王朝除篡贼、立陈氏的出兵宗旨为前提的。黎善说得明白：“今明朝大举兵来问胡氏罪，……我今兴兵协力殄灭胡氏，立陈氏后，抚治一方，以求斯民于荼毒。”在越南人的支持下，明朝军队才迅速擒获胡氏父子。在维护正统这点上，明人与越人达成了共识，矛头同指乱臣贼子。

此外，从中越两国小说传统看，小说家的创作都有补史之余的心态，作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者，更是有着这样的创作动机。不过，由于越南历史小说生乎《三国演义》之后，其历史小说还受到英雄传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明代后期时事小说的影响。比如《皇黎一统志》又类似《水浒传》这样的英雄传奇小说。结合了现实与英雄传奇，既帮助人们了解了历史，又引导人们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颂扬历史英雄人物，批判奸贼逆党。这样，就使得《皇黎一统志》的体裁有些复杂，充满意见分歧。首先从题名来看，《皇黎一统志》包括一个带有体裁标记的“志”，自然向读者表明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吴氏文派的作者们也的确描述了作者当时的历史事件。这样一部描写现实的作品要称之为历史小说是不太确切的。越南当代文艺学家阮禄详细地分析了《皇黎一统志》的体裁问题。他建议称为“历史的特写”。俄罗斯李福清先生认为是纪事长篇小说。还要指出的是，《皇黎一统志》不仅受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也受越南本国汉文文学传统，尤其是历史散文和随笔的影响。如15世纪的阮廌（1380－1442）的《蓝山实录》就是一部历史史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的作品。18世纪的越南，许多文学家以随笔来表达他们对具体事实和当前事件的关注。比如，当时卓越的思想家和作家黎贵悖（1726－1784）或著名医学家黎有琢（1720－1791）的学术著作中，都有对当前事件广泛而独特的艺术性随笔。“这种对当前问题的兴趣，加之周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由于西欧文明不断撞击而出现的对非传统现象的渴求理解，对于越南这种编年史的长篇小说的产生不能不产生影响”[5]324。

四、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三国演义》帮助越南开创了自己的历史小说传统，对越南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如此，越南人还将这种演义体借鉴到他们用喃文诗歌形式改编的历史题材的诗歌中，从17世纪起，越南就出现了《天南语录》这样长达八千多句的叙事诗，到18世纪末20世纪初，与汉文历史小说的发展相匹配，越南出现了《大南国史演歌》、《大南史记国语》、《南史演歌》、《南天国语实录》、《南史演音》、《南史国音》、《南史演歌》、《莫史演音》、《越史国音》、《越南史要演音》、《史歌》等大量用喃字演义的叙事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长篇叙事诗也具有小说的功能。

越南接受并模仿《三国演义》不是偶然的，是深受中越两国的历史文化关系影响的，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除了以上谈到的正统观、择主而事及两国小说的传统之外，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对越南的影响也是造成历史小说影响的重要是因素。越南立国后，模仿中国建立封建集权制度，也实行三省六部制，历代都有史官修史，13世纪时就出现了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记》，其后越南历代都治史，出现了《蓝山实录》、《大越史记全书》、《黎朝通史》、《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一统志》、《国朝通史》等近百部史学著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自然也容易接受《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并将之运用到本国的历史小说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