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一直以来都是各大院校的热门考点，文小研为大家搜集了鲁迅先生对明清时期重要小说的评价，结合对应真题进行分析，带你从文学理论的视角看古代文学考点。

《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史略》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演变，从神话传说到清末谴责小说，并对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做了精当的评述，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贡献。

根据题材，鲁迅先生将明清小说划分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公案小说。

根据艺术表达特色划分为：讽刺小说、谴责小说。

根据写作动机及其由此形成的写作特色，又有“才学小说”的区分。

01

讲史小说——鲁迅评《三国演义》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

分析评述：

鲁迅这段话意在批判《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时的缺失，即有意塑造特征化的性格，使人物性格有失真实性，以至于“夸过其理，而名实两乖”。

正如鲁迅所说，刘备的善与仁被推向极端，赵云长坂坡九死一生救阿斗，刘备却将阿斗扔掷于地以笼络人心，甚至连入侵西川也被粉饰为并非出于他本意。

至于诸葛亮，隆中献计让刘备集团由被动转为主动，博望坡用兵以少胜多，赤壁之战巧借东风火烧曹军反败为胜，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大军，用石头阵让陆逊大军迷路，又用木刻巨兽吓退蛮兵，甚至还会“缩地法”，这些体现了诸葛亮远超常人的智慧，但也未免产生虚假之嫌。

这种“言过其实”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第一，《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积累型小说，凝聚了百姓浓烈的情感道德追求，即“尊刘抑曹”的倾向，使小说的道德观念较为单纯，善与恶绝对对立，曹操代表“恶”的势力，其极端利己人格要在小说中不断得到强调，而刘备则是“善”的象征，其“长厚”的品格也贯穿在人物塑造中。

第二，《三国演义》文体对人物塑造的影响。历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其创作过程，使得其文体并不是严格统一的，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笔记体和准话本体。前两者将正史通俗化，即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创作，而准话本体则意在增添小说的故事性与趣味性，对历史进行了加工创造。

02

侠义小说——鲁迅评《水浒传》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列举比较了《水浒传》各版本间的差别，包括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七十回本《水浒传》。

鲁迅对它的评价出现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分析评述：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深刻地解释了孔孟之道正是投降主义的根源，这自然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鲁迅借此书表达了对于“跪久了的直不起腰的中国人”的批判。

03

神魔小说——鲁迅评《西游记》

01

“凡所记述，简略者多，但亦偶杂游词，以增笑乐。”

分析评述：

鲁迅先生在这句评价后，举例了“火云洞之战”，猪八戒不敌红孩儿，在这危急时刻，猪八戒还打趣道：“少刻把老猪烧得囫囵，再加香料，尽他受用。”

“以戏言寓诸幻笔”的特点，为小说增添了许多诙谐色彩。

02

“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

分析评述：

鲁迅认为，《西游记》的取经故事虽然神奇，但也植根于现实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现实社会批判意义。

比如，通过孙悟空上天入地的经历，以幻想的形式表达了当时人们变革现实 、战胜黑暗势力的强烈愿望，还让人们看到了天界和地府表面神圣威严实则腐朽虚弱、外强中干的真实面貌。

玉皇大帝在孙悟空的闯闹之下，也露出了贤愚莫辨、色厉内荏的昏君嘴脸。

就连号称“极乐世界”的灵山，也不免有阿摊、伽叶之流，在“佛祖”身边公然向取经人讨索贿赂。

鲁迅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角度，评析了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论述了吴承恩对西游取经故事演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指出了《西游记》备受欢迎、广泛流传的原因所在。

03

“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分析评述：

这里鲁迅以孙悟空为例，这是一个吴承恩备加颂扬、寄寓了一定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的形象，但同时也具有心高气傲、暴虐嗜杀的缺点。

孙悟空大败于犀牛精，丢了金箍棒，请求玉帝发兵收剿妖怪时，前倨后恭的模样被葛仙翁打趣，因为身处劣势又有求于人，连不可一世的齐天大圣也会装出恭敬的样子，这正是其“人情世故”的表现。

04

“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在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亦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

分析评述：

清代陈士斌、张书绅、刘一明悟等，在《西游真论》、《西游旨》、《西游原旨》等书中，“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

鲁迅对这些说法表示了异议，认为作者吴承恩“虽是儒生”，但“此书则实出于游戏”，并无“劝学”的深意，说它“语道”也谈不上，作品里虽“偶见五行生克”之说，也不过引用了当时一般“常谈”中的套话而已，并非作者要宣扬这些道学真谛 。

至于“学佛”， 从全书看，作者对佛学并无深刻的研究，鲁迅认为小说“末回”甚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便是明证。

在小说人物唐僧口中，虽一再宣扬佛家的“不杀”、“不妄语”以及“忍辱”、“持戒”等教义，但通过孙悟空的言行以及取经途中的实际遭遇，已经否定了唐僧的一套迁腐说教。

然而，鲁迅也认为，吴承恩生活的明代中期，儒释道三教混杂，他不免也“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以致在作品中出现“释迎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的情况，“三教之徒”看了作品，往往“皆一一得随宜附会 ”。

我们从鲁迅的评价出发，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作品进行了梳理，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握重点，为自己的答案增光增彩。

我们下期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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