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隋朝日益富强的时候，陈朝则每况愈下，正在走向衰亡。

陈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是陈叔宝。由于他荒淫奢侈，无所作为，所以：“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

这样，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以致民不聊生，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本来，从东晋到宋、齐、梁、陈，以陈的疆域最小，再加上政治腐败，对农民的剥削严重，迫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朝廷户籍，所以，朝廷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

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而到陈亡时则只有户五十万，口二百万。可见陈朝已经是一片没落气象了。

实现全国统一，是历史前进的要求。根据隋与陈的实际情况对比，隋灭陈是必然的。

隋在灭陈之前，先统一了后梁。

后梁为南梁武帝萧衍之孙萧衍所建，初都襄阳，后迁江陵，前后三个皇帝，共三十三年。

后梁实际上是北朝西魏、北周、隋的附庸。

西魏、北周、隋都曾在江陵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后梁皇帝萧琮至长安，并派兵进据江陵，废掉梁国。

开皇八年（588）十月，隋设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全面负责灭陈的战役。

不久，又以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

各路隋军共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

东自海，西至巴蜀，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

面临隋军的大举南下，陈叔宝优柔寡断，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反而自我安慰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

都官尚书孔范也附和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并诬蔑“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

于是，隋军顺利渡过长江。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韩擒虎先后渡江。

当时，建康尚有陈军十余万人，但由于陈叔宝怯懦无能，也不懂军事，唯日夜啼哭，把一切大权交给嫉贤妒能的施文庆，有才能的文官武将不能发挥作用，致使隋军很快攻下建康。

陈叔宝与其爱妃张丽华跳入枯井，后被隋军所俘。

长江上游的陈军知大势已去，也都解甲投降。至此，陈朝灭亡，全国又告统一了。

隋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晋以后，分裂局面的出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结果。

所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对立，包含着民族矛盾的内容。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以后，在先进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必然要与先进的民族组合在一起。

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先进生产方式，由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很快地进入封建社会。在这种封建化的过程中，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逐步与汉族接近而一致。

这样一来，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民族矛盾也就随之而不存在了。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南方人民支持南朝政权包含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意义。

随着民族矛盾的消失，南朝政权又日益腐败，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致使南方人民不再支持南朝政权。这就意味着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唐朝初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编撰《南史》与《北史》，就是为了从思想上进行统一。李延寿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不难看出，李大师、李延寿撰史的动机，首先是要消除南北的互相歧视，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其次是从体例上消除各个断代史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点。存在决定意识，这正是人们从思想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反映。

长期以来，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隋朝政权的巩固与强大奠定了基础。

隋文帝利用这种条件，进行各种改革，使隋朝在政治上强于南方，军事上超过南方，形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必然之势。

由此可见，隋的统一，是隋文帝在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人为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