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社会》
[以]伊利亚金·奇斯列夫 著
林怡婷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引发了热议,背后折射出当下中国婚姻家庭等一系列传统社会基石性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其实,国人关心的现象绝非独有,欧美发达国家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初露端倪了。工业时代的文明不同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农耕文明,婚姻制度旨在促进个体幸福而非群体延续的需要。在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随着婚姻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的衰退,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如今,北欧国家独居人口接近总人口50%以上,在美国超过40%,即便许多被公认是信奉保守宗教价值观念的国家,比如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等的独居人口也在直线上升。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众多社会学家的兴趣。日本的伊坂幸太郎和美国艾里克·克里南伯格都曾经基于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写过单身社会领域的著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的这本《单身社会》进一步推进了相关研究。克里南伯格等人的研究主要是描述美国的单身群体生活状况。与一般的认知不同,他的调查发现美国单身群体生活远比想象的幸福快乐。绝大多数单身者远比同龄已婚人士更加热衷于各种社交活动,比如外出聚餐、体育锻炼、选修艺术及音乐课程、参与各类公众及公益活动等等。不仅30岁左右没有结婚的一群,大多数后来选择离异的人也在享受个人生活的乐趣而非陷入孤独和痛苦。相比之下,奇斯列夫不仅观察单身男女在做什么,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更要提出相应的社会政策,使得单身群体少受传统社会偏见乃至歧视,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
奇斯列夫的《单身社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问题的性质、考察的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虽然他是科班社会学训练出身,但是他把研究出发点锚定在个体幸福感而非社会学家聚焦的社会功能上。所谓的幸福感被界定为一种主观感受,通俗来说就是“感到幸运,顺心如意”。它类似于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效用”,决定了人的行为和选择。既然幸福是主观概念,那么各地各族群自然存在巨大文化差异,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也导致了幸福感内涵因地而异。如何处理这些天差地别的幸福感并纳入同一框架内展开讨论呢?面对这些困难,奇斯列夫采用了大数据方法,纳入大型样本,横跨各年龄和地区,从而平均特异值,达到基本反映真实幸福感水平的目的。
在第二部分,奇斯列夫从婚姻制度的危机开始,探讨单身社会的兴起。主流观点认为婚姻制度增进幸福感、克服孤独和社会疏离开并提供更为坚实的安全保障。但是,大型调查表明,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结婚两年后,幸福感就滑到基准点,而离婚之人幸福感降到基准点以下,甚至比原来更加不快乐。而单身人口在某些阶段幸福感或有起伏,但是总体上在社交、工作成就和自由度上都比已婚人士有过之而不及。由此来看,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其实是幸福感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奇斯列夫洋洋洒洒罗列了八个原因,包括人口增长模型从马尔萨斯陷阱变成沃尔夫冈的长期下降趋势、女性越来越独立、离婚率飙升、都市化、网络社群等等。具体来说,婚姻家庭既不减少孤独,其长远社会功能也随着制度和技术的变化而日渐削弱。许多人认为找个人结婚成家,似乎是“排除孤独的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实际生活中,“孤独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解决方法有来于自我认知的扭转,而不在于是否结婚”。许多夫妻结婚后实际上同床异梦,除了抚养子女,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沟通。女性固然受到传统婚姻束缚,为照顾子女而牺牲了自身利益和潜力,其实男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奇斯列夫发现,男性结婚后,家庭生活压力增加,他们对亲朋好友不像以前那么大方,以往的社交圈通常会有所缩小,参与的频率也大幅度下降。因此,许多男性在结婚后反而装进了套子,在遇到困难时,更为弱势和缺少情感上支持。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养老和医疗照顾等都逐渐由各级公营机构或盈利性私有机构取代了家庭承担此项职能。此外,信息技术革命塑造了大批的网络社群,单身人群可以从家庭之外的群体中获得情感和其他资源的支持。
尽管单身人士在个人生活上远非常人偏见的那样孤独不幸,但是奇斯列夫指出单身人士遭受到普遍的污名化和歧视。日常工作中,在安排加班和出差时,单身人士总比已婚人士更为优先承担苦活累活。在房屋租赁市场上,单身人士常常被贴上性格孤僻等标签而不受房东们青睐。即便在公共领域中,政策层面也鲜有顾及单身人士的。因此,奇斯列夫在书的结尾的第三部分分析了单身群体对于社会经济的正面意义,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来适应正在到来的单身大潮。他认为单身群体比起已婚群体更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单身群体中普遍把工作视为其成就感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消费支出也大幅度超过平均水平。有鉴于此,他建议在宏观政策上要针对单身群体做出安排,比如在城市规划方面,要设计适合单身人士的公寓和娱乐场所;在社会服务方面,要培训更多专业社会工作人士来照顾年老的单身男女,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公平。
总的来说,《单身社会》是研究西方社会中单身问题方面又一部佳作。但奇斯列夫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欧美国家的社会现实,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并不完全符合。比如,在他的研究中就没有重视被迫单身和自愿单身的区别,更谈不上对其成因和生活经历详细分析,而这些问题期待着中国等国家的社会学者作进一步研究。
(作者系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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