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是个成熟的、容光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脸上已经没有了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可以说我是第一次看见那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

祥贵人谭玉龄（祥贵人死因）

这是溥仪时隔十年，在1955年的夏天再一次见到“福贵人”李玉琴的场景。他眼中那个曾经对他百依百顺，唯唯诺诺的少女李玉琴已经全然不见了踪影，换来的是一个成熟的、容光焕发的少妇。

李玉琴是溥仪的第四个妻子。自从溥仪的伪满洲国破灭后，他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见面了。再次见到溥仪的时候，李玉琴很是高兴。在那短暂的会客时间，他们说了很多话，他们迫切地想要了解对方的情况，想知道这分别的十年，双方是怎么样的度过的。

他们完全没有分别已久的陌生感，言语之中充满了溥仪想要的那种如同“恋爱”一般的情感。

这种感觉是溥仪全然没有想到的。在他第一次收到李玉琴来信的时候，这种情感就已经跃然纸上，信中说，李玉琴还在等着他，还在寻找他。

言辞之间，热情洋溢，这立刻让溥仪心中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情绪，一种如同小说中所描写的叫做“爱情”的情感。

溥仪的第四任妻子李玉琴

他的心中满满都是怀疑，因为他不确信这种感情，究竟是否是真实的？

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她对于那个封锁她、统治她，把她看作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地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说实话，溥仪并没有做好当别人丈夫的准备，他所迎娶的那些女子，除了“祥贵人”谭玉龄外，并没有太多的情感。他把那些女人看做是自己的附庸，是不可以淘汰的商品，他从来没有把他们放在和自己的平等的位置上。可是现在李玉琴又出现了，站在一种他前所未有的角度上，给了他如同恋爱的感觉。他感觉到一种不真实，甚至是怀疑。

现在李玉琴来了，就在他送出第一封信之后的十天，就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来看他了。他的心中忽然又生出一种希望，他愿意相信这种情感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溥仪知道李玉琴这十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时候，心中的欢喜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李玉琴很快离开了，可是这天晚上，溥仪看着手里的相片，相片上是李玉琴的照片，辫子上扎着两个可爱的蝴蝶结。他把相片贴着自己的上衣口袋放好，时不时就掏出来看看，就好像是刚恋爱的小伙子，完全是一副患得患失的样子。

就像是他自己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所说的那样：“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作夫妻，什么叫作恋爱。当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1955年的下半年，李玉琴又来看了溥仪一次，这一次他们又叽哩哇啦聊了好久，难舍难分,因为事先已买好回去的车票，结果硬是误了车。规定的一小时会面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不过,那次给溥仪带去的两套旧毛衣裤和背心,却使这个正在被改造中的末代皇帝感到了长时间的温暖。

可是溥仪并不知道的是，李玉琴的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她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

这是一种迂回的说法，实际上是李玉琴对于过去在旧社会生活中的厌恶，她明确表示：只有在新社会建立的家庭，才是真的幸福的。

狱中的溥仪

可是旧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难道她之前和溥仪建立的那个家庭是痛苦的吗？

答案或许在溥仪自己的回忆中能找出些许端倪来：

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她，我不过是当作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儿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

溥仪的话中那句“对于她，我不过是当作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中，便可以看出：李玉琴在当时溥仪心中的地位。两个人完全没有什么感情，或者说，李玉琴在他心中只是一个物件。

其实当初李玉琴之所以进宫大半原因是因为“祥贵人”谭玉龄的死。当时谭玉玲“尸骨未寒”，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便抢着给溥仪安排后妃的人选。

他拿了一堆日本女子的照片，让溥仪从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继任的妻子。溥仪担心：娶一名日本妻子，这无异在自己的床头替关东军司令官安一个耳目。于是，他决定要找一个年幼的中国女孩子作为结婚对象。

结果吉冈居然给他拿来60多张当时伪满中、小学校的女学生照片，供其挑选，最终选中了南岭女子国民优级学校的李玉琴。

李玉琴从一开始就是溥仪的“被逼无奈”的选择，他的这种选择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日本关东军的借口，他从一开始就只是把李玉琴当做“可用的玩具”，至于感情这种事情，决然是没有的。

于是现在，当溥仪真的对这个曾经的“玩具”产生了感情的时候，他心中不可避免有了一种忧惧，甚至在心中揣测自己真的能够给她这种想要的生活吗？

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

1956年的上半年，李玉琴第三次到抚顺看望溥仪，来时仍是带些书籍和文具用品等。有一次还拿了一双她亲手给溥仪做的布鞋，溥仪高兴地把它在兄弟、妹夫和侄儿们中间传看，他的“贵人”还给他做鞋穿了！

两人之间的来信也是越来越频繁，李玉琴在信中多次描述她心中所想象的那种“幸福的生活”，而对于这种“幸福的生活”，溥仪竟然也不自觉开始幻想了。

李玉琴为什么屡次给溥仪描绘那种幸福的生活呢？其实，在伪满皇宫中的日子，并不是那种想象中的锦衣玉食，或者换句话，说是牢笼也不为过。

皇宫里的规矩很多。

刚进宫的时候，李玉琴就被送去了彻底消毒一遍。这是溥仪的怪癖，不单是她，任何人进宫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甚至连日常送进宫的报纸也要先消毒一番。

不但如此，由于出身平民，宫里的那些皇亲贵戚、宫女还有太监们，也经常向她投去蔑视的眼光。至于名义上的丈夫溥仪，也没有把她放在一种正常“妻子”的态度上。就像是他自己在之后的回忆中说的那样：

我和她结婚以后，仍把她看作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摆出一副封建专制的君主和家长的威风。高兴时就去搭理搭理他，不高兴时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有时还严厉呵斥她。后来索性不和她同居。因此，我们两人之间根本谈不到一般夫妻之间的情感。换句话说，我和她的关系，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用压力凑合到一起的。

他甚至还让李玉琴签订了一张字据，由李玉琴本人签字盖章，并在佛像前面宣誓焚烧。

溥仪后来所写的一份证实材料中，关于李玉琴那份“笔据”的内容曾作过如下说明：

“我为了完全控制她，首先定出了让她永远不能翻身的21条，主要内容是：强迫她必须无条件地完全遵守清王朝的祖制，必须从思想深处绝对服从我，一切言语行动都得顺从我的意旨去做，任何事情都不得擅自处理，即使与父母通信也要先得到我的批准，要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为准绳，忠实地伺候我一辈子。只许我对她不好，不许她对我变心。即使思想上起了不该有的念头，也得立即自我揭露并向我请罪，否则就是“大不敬”，要甘受处分；不许给娘家人求官求职不许回家和家人见面；不许私蓄一分钱，打听外事。此外还有不许撒谎，不许隐瞒，甚至还有见我不许愁眉苦脸之类的。

总之都是束缚她、防范她的办法，从肉体到精神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对李玉琴的父母，家属也制定了6条限制规定。例如：不许他们对外泄露和我的关系，不许求官、求职、求金钱，不许来看望李玉琴，也不许李玉琴回家探亲，不许借我的名义办事，如果我有什么命令必须绝对执行。

这样的生活必然不是李玉琴所想要的，甚至这种生活在现在的李玉琴的眼中看来是充满厌恶的。

她在信中的语气渐渐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中开始觉醒，她意识到过去的那种生活是一种不幸，而这之中的不幸的源头，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于这个丈夫，溥仪。

她在给溥仪的信中时常会回忆对于往日生活的怨恨，而她想要的那种生活，让溥仪充满了向往，可是又有着一种愧疚的心情。他想到了过去是怎么样对待他的，他说：

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她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

他能够感知到在信中，李玉琴有着一种力量在苏醒，这种力量迥然于过去在宫廷中那种怪异的夫妻关系，那种被玷污的如同噩梦一般的日子所带来的痛苦，一种对于新生活向往的力量在这个贫民的女儿的脑子里开始苏醒。

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她感知到了一种蓬勃的希望在这个新社会中发芽，而对于那散发着腐烂恶臭的旧社会，她的心中满满都是厌恶。虽然此时的她看待婚姻、家庭还是旧日的观念，可是苏醒的力量已经在她的心里扎根，在她的多次通信中，她迂回地向溥仪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当时的溥仪还只是沉浸在对于两人未来的幻想中，他想着自己被改造完成以后，或许可以和李玉琴建立一个全新的家庭，他觉得自己可以给她这种生活。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李玉琴想不想要，或者说是不是想和他一起建立这种全新的生活。

只是在她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她不太谈到未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关于她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她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得很多，显然是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问题了。

在第四次探视后过去不久，李玉琴用整整一旬的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给溥仪写了一封长信,全文近3000字,把自己的身世到理想,全写到了。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洋狗吓唬我们，叫洋狗咬我们。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是，小朋友们大哭直喊妈妈。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开心地笑起来了。……”伪警察走上前一步，举起拳头说：“你再废话，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们愤恨地走开了……再看看今天，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的幸福啊……所以信写不写是没关系的。同时，再去看你也是遥遥无期了。一来我没有时间……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

“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是真的没有时间写信了吗？不得而知，可是看着信中所描绘的那种对于旧社会生活的描写，那个曾经被日本人、洋人采买所欺辱的中国孩子，那些在长春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就可以明白这些不过是借口。

她厌弃过去的一切。而对于溥仪——这个代表着过去痛苦记忆的男人，她又怎么会去爱，她又拿什么去爱？

她心中逐渐觉醒的情感和这桩婚姻所带来的的那些痛苦的回忆，是如此矛盾。

可是没有共同值得回忆的过去，又怎么会有共同的未来呢？

李玉琴决定：为了未来，还是要把这一切给割舍掉。

于是在1956年12月中旬，李玉琴第五次来看望溥仪。

在那间他们每次会面的小屋子里，溥仪再次见到了他的“妻子”李玉琴。

她的脸上还是带着笑容，溥仪刚一坐下，李玉琴就说：“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

溥仪是满心疑惑，看着李玉琴还是带着笑容的脸，突然间，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

“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

她是来提离婚的。这是溥仪完全没有想到的，可是当联系到最近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来信，一切好像又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

溥仪并不明白李玉琴，或者说他所了解的李玉琴只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李玉琴。他不明白曾经那个和他一起畅想未来幸福生活的妻子，怎么突然要离婚了。

他反复挽留着她，可是李玉琴的态度十分坚决。不管溥仪怎么劝说她也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

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了。她肯定是想过的，想过曾经在旧社会的那些日子，从伪满垮台,到全国解放以后,她背着巨大的包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不会不想起自己在那些日子里所遭受的种种白眼，那些孤苦无依的日子，而在那些日子里，她的丈夫——溥仪，却又是在哪里。

她正是因为想了太多，才终于有了这么样一个决定：我要离婚。

是的，已经在新中国生活了五六年的李玉琴已经觉醒了，她尝试到了新社会的美妙，那种从旧时代带来的懵懂以及愚昧，正在她身上一点点剥开。

她想要重新开始，她想要和过去的一切诀别。而要诀别，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彻底告别溥仪。因为溥仪就是那个旧时代的象征，就是她所有痛苦的根源。

她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去度过，她不得不考虑到自己。她已经想明白了，新的起点能否开始，过去的历史能不能翻篇儿，最重要的就是溥仪“这一着”。

她在当时的所有想法可以用她自己的这段话来描述:“我和溥仪离婚，其他理由都是次要的，夫妻生活当然也有一定关系，但是一个长年吃素的人也就讨厌肉了,一个多年不接触男人的女人也能习惯的。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就不可能离婚。”

这个外界的压力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外人的闲言碎语，或许就像是李玉琴自己所说的那样，她和溥仪年龄不合，兴趣不合，或许是她对新社会的向往，女性意识的觉醒，但也或许是这些原因刚好全都拼凑在一起，让她决心和溥仪离婚。

可是这一切是溥仪不懂的。当他和李玉琴之间的裂痕，赤裸裸摆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能力去修补，去挽回。管理所的所长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可是越是劝说，越是坚定了李玉琴的决心。

离婚，只能是离婚了。

溥仪仍然是觉得迷惑，可是这个曾经几经沧桑的末代皇帝的思想认识确实是今非昔比的了。他已经懂得:在这样的时候,要摆脱开自己,而尽量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最终他还是决定要李玉琴的请求。

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溥仪讲到为什么同意和李玉琴离婚，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在同德殿的年代里，我确有很多对不起李玉琴的地方，给她留下了心灵上的伤痕;第二，两人年龄悬殊,感情和兴趣很难一致,李玉琴得不到应有的安慰;第三，我目前被管制，何时获释也是遥遥无期。

于是,溥仪便找到李玉琴,向她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既然如此,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好象兄妹一样……”

“那是一定的,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这是李玉琴流着眼泪的答复。

当溥仪把与李玉琴谈话的情况告诉所长后，所长有些不相信地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

“她很坚决。”溥仪回答说,“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她是不是还有信来吧。”所长仍是抱着希望。

关于这以后的情况,溥仪自己有如下一段回忆:

因此,她回家以后又给我寄信、寄东西,安慰我。来信还说惦念我,又说她的母亲、姐姐和她因此连新年也没有过好,都难过得流了泪。又说,如果我能够早日出去的话,她还可以等待一个时期等等。我的这颗心又被弄得动荡不安起来了。

所长又找我谈，他向我出主意说:让她来,再谈谈,好不好?

于是我又给她发了一封信。她接信以后很快就来了。

本来在当时正当春节放假的期间,按理说是不能接见的。可是组织上去特别许可在假日内也能会见并且为了照顾我们,告诉说有话可以尽量谈,谈几天都可以。还破格地允许让她和我住在一起。

尽管所长这样地为我们的终身幸福着想,但商谈结果是不得不尊重她的意志我们双方同意决定离婚。”

这样,管理所领导和溥仪所期待的溥仪与李玉琴夫妻感情上的转机,终于没有出现,破镜没有重圆,一切工夫都还是白费了。

李玉琴返回长春后不久,便在长春市宽城子区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溥仪后来回顾这段往事写道:“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不但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指李玉琴的妈妈)也都没有办法。她有了完全属于她自己的意志,她真变了。这是我当时唯一想到的结论。”

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同志还曾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道:“一切在变,你也在变,溥仪。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1959年，溥仪被正式特赦，在中南海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之后甚至还得到了植物园的工作，工资也不错，有100元。

后来溥仪又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并从事修改民国档案等史料工作，工资由100元调到了180元。

而离婚后，李玉琴意外的在长春又见到了溥仪。

一天，李玉琴从工作的图书馆、食堂出来，见招待所门前停着几辆大客车，从旁边走过时，无意识的向车里一瞥，忽然发现溥仪就在车里坐着，当时李玉琴瞬间愣住了。

回到宿舍的李玉琴坐立不安，突然生出一种特别想见溥仪的冲动，所以她跑出宿舍来到招待所门口，但是大堂内已经无人，她便到招待所收发室要求传达，却破天荒的被挡住了。理由是有重要客人。

第二次又去，并且提出了见溥仪的要求，结果只见到溥仪传出的一张字条：既然已经离婚，还是以不见面为好。

没办法，李玉琴只好离开了。至此，他们再也没也见过面。

对于离婚后，溥仪给李玉琴的纸条：还是不见面为好。后人有很多种解读。

有人说，不见面为好，其实是溥仪在故意挤兑李玉琴。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李玉琴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溥仪不知道还要坐牢多久，前途未卜。结果现在就特赦了，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这是在向李玉琴炫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溥仪其实被李玉琴伤透了心，他投入了真感情，结果却被离婚，是受了情伤。不见面，是为了避免见面还难过。

更多的人，认为溥仪他之所以留下那张绝情的字条，并不是翻脸不认人，只是希望李玉琴忘了他，走自己的路。

因为溥仪觉得自己带给她的更多是不好的回忆，而不把这些不好的过去撇去，又怎么可能会有幸福的未来呢？所以索性把他给忘了，重新开始。

更多人，认为溥仪可能想表达的就是最后一种意思吧，因为就像是抚顺战犯所所长说的那样：

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

而他对于李玉琴的放手，可能也就是他真正作为一个“人”，对于良心的赎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