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央军委任命海军副政治委员杜义德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他的老首长邓小平找他谈话。邓小平说：“命令已经下了，虽然海军的工作还是需要你。但是西北也很重要。要有一个会打仗的战将去当司令。你会打仗，还是你去当这个司令员。”

当时的杜义德已经68岁了，而且刚刚做过胆囊手术，身体非常虚弱。但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责任感，杜义德“嚯”地站了起来，掷地有声地说：“请首长和党中央放心，我坚决执行命令。”

然而邓小平下面的一句话，却让杜义德有些为难。因为邓首长特别嘱咐，要他“管”好兰州军区第一政委萧华。对此杜义德反映道：“萧华政委是上将，我是中将，怎么管呢？”

赵锡斌简历（赵锡江主任）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要让开国中将杜义德，去“管”开国上将萧华，其中又有什么缘由呢？

在笔者看来，杜义德是新中国开国将领中相当特殊的一个。他虽然只读过几个月的私塾，但却才兼文武、军政双优，打起仗来指挥若定，冲锋时身先士卒，但搞政治工作也毫不含糊。当年闻名全军的“王克勤运动”，就是杜义德先发起的。

与此同时，杜义德才华过人，虽然军衔是中将，但才能却绝不下于上将。他是我军第十军首任军长。很多人都知道，在部队改编前，解放军师以上的单位被称为纵队。后来军改，纵队改称为军，军长一般都由该纵队的司令担任。

但第十军却不一样。

第十军，原本是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原本的纵队司令是后来的上将——陈再道将军。1949年2月，陈再道调任河南军区司令，负责剿匪工作。而第十军的首任军长，则落在了原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的肩头。

从政委转为军长，这个例子在我军并不多见。

杜义德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后来加入红军，不久后便升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三营营长。在向嘉陵江方向进攻的时，杜义德负责架浮桥。在维持纪律之时，杜义德和红四方面军的另一位猛将王近山发生了冲突。因为王近山执意要让自己的战马过浮桥，而杜义德却无论如何也不准。

情急之下，杜义德一枪击毙了王近山的马。爱马心切的王近山也不甘示弱，掏出手枪就要枪毙杜义德。不过好在徐向前当时刚好路过此地，将王近山骂了一顿，这才让两人握手言和。

此后，两个“二杆子”为战马要毙人的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毛泽东也从中知道了红四方面军有两个“二杆子”。不过也算不打不相识，杜义德和王近山不打不相识，最终却成了一对黄金搭档。

抗战期间，本是一员战将的杜义德被派往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一到那里，邓小平政委却给了他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去师随营学校担任副校长。一开始，杜义德并不愿意，他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没有办学经验，担任副校长难以胜任。他更希望到前线去打仗，这才是他的老本行。

然而邓政委却说：“义德同志,你住过抗大,又担任过大队长,办学校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决定了你就去吧。”

就这样，杜义德从一员战将，开始转化为一名政工干部。1941年5月,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43年3月,杜义德又兼任冀南区二地委书记,全面领导抗日斗争,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

1945年10月，全面内战前夕，中央军委决定，以太行六分区机关及直属队、韦支队、石支队、秦向支队为基本力量,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而杜义德，则被任命为纵队的政委。

杜义德到任后，便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第六纵队司令王近山。有趣的是，对于不熟悉这对“二杆子”搭档的人来说，他们常常会因为两人相貌产生误解。杜义德面黑如炭，常常怒目圆睁；而王近山倒是面白如玉，笑口常开。因此不认识的人，常常把司令员误认为政委，把政委当成司令员。

虽然相貌上截然不同，但杜义德和王近山在骨子里却是一样的，勇猛善战、靠前指挥便是他们最亮眼的标签。

作为纵队司令·，王近山常常要求亲自冲锋陷阵，战斗最激烈之时，王近山抄起一把冲锋枪就要自己上。警卫员们见状不妙，于是一拥而上，把他压在地上。这是因为邓小平早有嘱托：“千万不能让王近山司令亲自冲锋陷阵。”

司令如此，杜义德也不是孬种。1947年4月，六纵奉命进攻汤阴县。打了一个月，终于攻下了城池。当时担任旅长的尤太忠跟随第二梯队杀入汤阴城，见到了侦察参谋徐克达。徐克达说：“杜政委已经进城了？”

尤太忠说：“不可能，政委怎么会先进城呢？”于是他命令部队快速前进，果然见到杜义德高举手枪，冒着枪林弹雨带领部队冲锋。

对于杜义德的勇猛，邓小平是既爱又担心。爱的是杜义德勇猛善战、攻无不克，担心是因为害怕他阵亡于战场。像杜义德这样才兼文武的大将，即使人才济济的解放军也不多见。因此邓小平多次批评杜义德：

“你打仗很勇敢，是一员战将。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勇敢是军人最基本的素质和要求，但打仗光勇敢也不行，还要讲战术。”杜义德后来回忆，小平同志所说的话，他受用了一辈子。

六纵组建之后，在杜义德和王近山的率领下，首战于兰封，全歼国民党军3000多人。六纵一跃成为主力部队。然而,兰封一战打出了威风,也打出了麻烦,国民党军盯上了六纵,盯上了从太行山下来的刘邓大军。蒋介石派出了14个整编师30多万兵力向在鲁西南地区的刘邓大军压来。

是退回太行山，还是坚持在鲁西南战斗，这成为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艰难抉择。由于事关重大，会议气氛非常凝重。我军只有5万人，敌军却多达30多万，一着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参加会议的陈再道、宋任穷、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杨勇等人都沉默不语，一声不吭。

就在这时，王近山突然嚯地一下站了出来。他慨然道：“我和杜政委已经商量好了，即使六纵打成一个连，我当连长，杜义德当指导员。只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让我们六纵去拼吧！全纵队打完了，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

这时，坐在一旁的杜义德也站了起来。司令和政委一黑一把，就像两座铁打的金刚。一对主官能够站在一起，是多么的重要啊！

邓小平激动了，手往前一指：“我支持你们，你们来打吧！”随后刘伯承也站起来说：“政委说了算，你打！”

之后，刘邓大军以六纵为先锋，在大杨湖和人数占有优势的敌人进行了一场血战。很多史书将之称为“血洗大杨湖”。

此战之中，六纵牺牲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中一个团仅剩五分之一的兵力。但正常战役却歼灭国军1个师和4个旅共1.7万人，生俘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共1.2万余人，从而扭转了南方战线的局势。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重点进攻。刘伯承和邓小平响应了中央军委的号召，决定千里跃进大别山，恢复中原根据地。就在大军即将出发之时，王近山却出了车祸，撞断了腿。王近山泪眼朦胧地对邓小平说：“邓政委，看来我不能跟随部队打仗了。”

随后王近山又对前来探望的杜义德说：“军政指挥全靠你一人了！”这是王近山对这位好搭档的托付，也是对杜义德军政才能的信任。

杜义德坚定地说：“你安心养伤，等你伤好后，六纵原班人马交给你。”

由此，杜义德将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一肩并挑。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役之中，六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杜义德曾回忆，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途中的汝河战役，是最凶险的一仗。当时前面有敌军2个军堵，后面有四个师在追，而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机关都被夹在中间，情况万分危急，大军随时可能全军覆没。

杜义德当机立断，他命令肖永银的十八旅在前面开道，尤太忠的十六旅断后，掩护全军渡河。开路和断后，最考验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因为两者都是硬仗，伤亡极大。激战一整天，肖永银的十八旅枪上刺刀，手榴弹揭盖，遇到敌人就打，打下一个村庄，再扑向另一个村庄，最终杀开一条血路。

而尤太忠则死死守卫着大小雷岗，血站一天，直到最后一个人过桥。期间，阵地多次易手，又多次被夺回，全旅伤亡达到2000多人。战后，向来少言寡语的刘伯承，连连拍着杜义德的肩膀说：“这一仗打得好！这一仗打得好啊！”

此战之后，六纵成为中原当仁不让的头等纵队。挺近大别山途中，刘邓首长和指挥机关都跟着六纵走。后来邓小平解释说：“跟刘总走，放心！”对此杜义德自豪的说：“为什么跟着我们六纵走？是因为我们六纵打仗坚决！”国民党军都有电报：“要找刘邓，先找六纵。”

进入大别山后，杜义德一是想怎样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二就是想如何帮助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一方面，杜义德指挥六纵在在商城之北的河凤集和商城之西的钟铺地区连打两仗，击退了敌军7个师的围攻。

其后，杜义德又在高家铺西山大破敌军四十师八十二旅，歼敌1.26万人，其中俘虏4000多人。

不仅如此，杜义德还狠抓政治工作，发起了著名的“王克勤运动”。热烈表彰这位曾经是俘虏的“一级杀敌英雄”。当时我军之中，有很多都是“解放战士”，也就是前国民党军士兵。这项运动，对敌军俘虏的改造和消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杜义德也因为这项运动，成为解放军全军的知名政委。

在部队训练中，杜义德也丝毫不含糊，他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由此，杜义德的六纵形成了“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在战场上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一年之后，王近山伤愈归队，杜义德和王近山一起联手率领六纵，攻下了襄阳，俘虏特务头子康泽，歼敌2.1万余人。随后，两人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围歼了国民党的黄维兵团。

在这场超级大战中，杜义德率部发动了牵牛战斗，他强中示弱、弱中逞强、虚中实打、实中透虚，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六纵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最终割裂了黄维与杜聿明集团的联系，并且一头扎进了我军的包围圈。

在总攻黄维时，杜义德又发挥了自己政工的才能，他对部队说：“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恶仗，不惜以最大的牺牲去完成任务！”虽然如此，杜义德仍一再告诫部队，要发挥善于迫敌作战的特点，力争付出最小代价。

在杜义德的指示之下，战士们开始大修堑壕，然后修成一个壕沟网络，延伸到敌军前沿30米处，最大程度减少了伤亡。随后六纵和兄弟部队大举出击，最终在双堆积将黄维全歼。直到后来，杜义德仍然认为，围歼黄维的战斗，是他一生中打过的最艰苦也是最困难的战斗。

淮海战役后，解放军进行了大改编，六纵被改编为12军，二纵则为第10军。而恰巧此时，2纵司令员陈再道被调往河南军区担任司令员，军长的位置空了出来。最终，刘邓首长拍板，将杜义德由六纵政委，提升为第十军的首任军长。

六纵的老人们说:“杜义德之所以能兼任十军首任军长,与他一人率六纵千里跃进大别山所展示的军事才干是分不开的。”

在渡江战役中，杜义德率领大军渡过长江，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沪宁杭等大片地区。随后杜义德又带领第十军转战安庆，举行进军大西南的誓师大会。随后，十军在杜义德和政委万维纲的指挥下，西进郑州，南下湖南，穿过长沙，强渡乌江，再过赤水河，最后北渡长江，封闭了三峡，完成了“关门打狗”的大战略。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打响，10军与多路解放军一起逼近成都，最终迫使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就任川南军区司令员的杜义德又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发动了剿匪战役，消灭了近10万土匪。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第三兵团被中央军委调往朝鲜战场。当时原第三兵团司令兼政委的陈赓因病未能赴朝，因此由王近山代理司令，杜义德代理兵团政委。一对黄金搭档再聚首，而杜义德又重归于政委的老本行。

在上甘岭战役中，防守高地的15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杜义德主动向王近山请缨：“老王，我看，我们还要加码，下决心把我们的老部队12军拉上去！”

就这样，原本是中野六纵的12军被派上了战场。在12军的帮助之下，敌军最终被打退，灰头土脸地输掉了这场举足轻重的战役。从此以后，杜义德有了国际性的知名度。

1954年，杜义德回国后，先是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0月,杜义德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委。1959年11月,杜义德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政委。1960年7月,杜义德就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从此,杜义德在海军一干就是20年。

1979年，对越反击战打响。邓小平说：“我看地面部署没有问题，但要注意敌人从海上给我们来一下子。”说完，邓小平的目光在与会者脸上扫了一遍，然后对杜义德说：“杜义德，我看你去一趟吧！”

从此，杜义德就任自卫反击战海南前线陆海空三军总指挥，和许世友、杨得志两位上将并列为前线总指挥。后来在总结表彰大会上，邓小平说：“开战后，我就很放心，知道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广西有许世友，云南有杨得志，海上有杜义德。”

1980年，随着苏联威胁的加大，邓小平决定派一位宿将前往兰州军区驻守。最终，邓小平想到了杜义德。对此，邓小平解释道：“虽然海军的工作很需要你，但是西北也很重要，要有一个会打仗的战将去当司令员。你会打仗，还是你去当这个司令员吧！”

后来邓小平又嘱托，杜义德要管好军区第一政委萧华。虽然萧华是上将，但在大兵团指挥方面，要略逊杜义德一筹。在北方面临空前压力之时，杜义德需要挑这个大梁。在打仗上，萧华也要多听杜义德的意见。

到了西北之后，杜义德和萧华紧密配合，始终把战备工作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随后两人一起从东向西沿河西走廊，先后对武威、肃南、酒泉、嘉峪关等地进行了认真勘察。回到兰州后，对西北的兵要地志、战备规划、经常性战备工作制度、作战预案等作了研究和修订。

1981年，邓小平视察天水，当他看到部队营区整齐划一、军容严整时，他满意地对杜义德说：“有你在西北，我就放心了。”

1982年，杜义德从兰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成为了一名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1988年，杜义德获得一级红星功勋勋章。2009年，一代战将杜义德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刘伯承曾多次夸奖杜义德“才兼文武”。杜义德不仅能打仗，也能搞好政治工作。军衔并不能说明一切，杜义德是中将，却完全能胜任上将的职务。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曾多次将杜义德和陈再道（开国上将）、陈锡联（开国上将）、陈赓（开国大将）、杨勇（开国上将）、苏振华（开国上将）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邓伟人心中，杜义德一直有着独特的地位。